林场甜蜜的山花

2021年，在《迪庆日报》开办的“永远跟党走”征文活动中，我的小小说《心愿》被采用。小小说描写林场退休干部岳书记面对曾是下属职工的聘请，以党的事业为重，放下了身份架子，热忱支持年轻人积极向上。文章很短，但能感人。于是有人问我：“你在林场工作过吗？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我只好说：“我到过林业单位，认识他们的很多职工，所以写出了林业人的故事。”

我长期在政法部门工作，曾担负业务调研任务。为深入掌握各地的信息动态，经常过往于小中甸镇。每次走访到来，我都会住进小白家的食宿店。小白是藏族复员军人，他家在原中甸林业局所在地路边上开设的“林场食宿店”生意还不错，一位被称为王师傅的北方汉子是食宿店的厨师。王师傅的厨艺很有特色，我喜欢他做的北方饺子，之后也就和他有了交情，继而让我切身感受到林场人的酸甜苦辣。

有一次，我在去小中甸联合村的路上遇到王师傅，见他风尘仆仆的样子，我便问：“您这么顶风冒雨的是从哪里来呀？”王师傅说：“我上山植树快一个月了，今天才下山回家。”我纳闷了：“您不是在林场食宿店掌勺吗？好端端的怎么跑到山上植树去了？”我的问题王师傅不愿回答，一再追问下，他才道出了实情。

原来王师傅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早年他随他叔叔来到中甸林业局，靠做临时工生活，后来他和林场的一位女工结了婚。婚后不久国家出台了禁伐天然林政策，王师傅失业了，他老伴成了天然林保护单位的职工。就是这个被简称为“天保”的林场，准许王师傅顶替老伴上山出勤，还担任了作业组长，于是他们夫妇便经常“轮岗”于苗圃基地和大山深处，“上演”了一个岗位上的两个角色，成为了领取一份工资的两个职工。

王师傅一家人经济收入低，于是他总是想方设法来改善家庭生活条件。所以只要有他能胜任的、有收入的事，他都乐意去帮助别人，并认真负责地做好事情。正因他的诚实和友善，受到林场职工的敬重和关爱。为此我对王师傅有了一种同情心，每次出差我都把剩余的费用送给他。和他接触多了，发现他虽然只是林场的“编外职工”，却对天然林保护事业，有着朴素的思想认识和执着的责任情怀。

一次王师傅给我讲起一户藏族人家，从山上捡回一只小黑熊，交给了森林警察的故事，说：“你应该把它写成文章去宣传宣传。”可他讲的故事已经过了新闻时效，于是我把它改写成了一篇小小说，取名为《护熊记》，寄给了《云南林业》杂志社。不久这篇小小说发表出来了，王师傅和林场的职工都为我高兴。这以后王师傅还真和《护熊记》中的人物一样，成了保护野生动物的义务宣传员。

在《护熊记》发表后，省林业厅一位名叫甘立荣的退休干部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希望我写点林业职工生活的故事，原来这位甘老师曾在中甸林业局工作过，他对这里有着深厚的感情。可甘老师的委托却难住了我，让我不知从何写起。王师傅知道这事后，笑着对我说：“这有何难的呀？过两天我们要上山给林木去修枝，你跟我一起去吧，看看俺们种的树木，保你能写出好文章。”听他的话还真叫我哭笑不得。可他却继续说：“‘天保’职工的话是大山的呼唤，人要风风火火地干事业，体体面面地过日子。”王师傅精彩的话语打动了我，仿佛给了我创作的灵感。于是我构思着：在大山呼唤的林场上，“天保”职工有所思、有所盼的故事。

在写作中，王师傅的身影始终浮现在我脑海里，于是我循着淳朴的思想情感走笔，枯燥的文稿也就有了初春的新绿，我索性把文章标题取作《老王的心愿》。文字改变了王师傅是编外职工的身份，描写出有主人翁精神的“天保”职工老王，敢于在职代会上提出植树造林的合理化建议，引起了报社记者的注意，在记者采写的文章见报后，政府领导极为重视，从而开创了“天保”事业新局面。当然这是一篇文学作品，王师傅绝对不是小说中的老王，但他却是老王的原型。

2005年4月这篇小小说在《云南林业》上发表后。我再次来到小中甸，可当敲开林场小院门户时，新住户主人刘师傅对我说：“王师傅老伴退休了，他们一家人搬去宁蒗县战河镇。”这才让我想起王师傅之前说的话：“我老伴家乡在宁蒗县战河镇，那里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好，等她退休后，我们将去那里开饭店和发展种植业。”后来我和王师傅失去了联系，而《老王的心愿》成了我对他的记忆。

王师傅一家走了，而我的工作还在继续，再到小中甸时，我选择了公路边新开的一家“秀林食宿店”为工作定点。秀林食宿店的男主人姓陈，人们都叫他陈老师。陈老师看上去就是个知书达理的读书人，在店里他只是个帮手，大小事务都靠他老伴一手操持。他们家有两个孩子，上大学的女儿即将毕业，小儿子正准备高考。他们家儿女和我们家孩子年龄相差无几，我在陈老师家住宿时，和他们夫妇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后来我才知道陈老师是壮族，老家在文山州广南县，是上世纪80年代初到中甸林业局的。之后林业局创办子弟学校，他从林场一线调为子弟小学教员。而就在林产企业撤销时，他被分流到小中甸农村小学任教，可老实巴交的陈老师到了退休时才知道，教师职业的他却还在领取工人工资。他老伴陈嫂是四川人，原来也是林场工人，可陈老师调到村小任教后，陈嫂流转成了个体户。为了儿女的成长，已经退休的陈老师一家人，还得住在年久失修的原中甸林业局职工宿舍，他们还租用了公路边的木板房，办起了食宿店，希望能获得经济收入，改善家庭生活条件。我的到来很受他们家的欢迎，为陈老师的工资问题，我也尽力帮他查找资料、起草申请报告。

2005年7月，陈老师的女儿从云师大毕业了，接下来女儿工作的事也让他们夫妻俩操碎了心，好不容易他们女儿考取了玉龙县小学老师，可当得知分配到大山深处一所小学时，这对夫妇却又转喜为忧。我说：“现在各地都很重视教育，那里的学校条件一定不会差。”可他们夫妇俩还是对女儿放心不下，陈嫂准备好了腊肉、香肠等食品，催促老伴去探望女儿。回来后陈老师在电话里对我说：“女儿去的学校在玉龙雪山脚下，自然条件还不错，但就是道路崎岖遥远，从公路主道到山乡还有20多公里的村道。”我说：“教师恋的是三尺讲台，不会在意路途遥远。再说以后她有了自己的车就方便多了。”那时我虽然嘴上宽慰陈老师，可心里却为儿子工作的事焦急不安，因为这年我儿子也大学毕业了，没找到工作的他，只能在外打工。

后来，我儿子考上了公务员，我们一家人沉浸在喜悦当中。而难以从巨大心理变化中平静下来的我，很快转为了同情那些为儿女工作操心的父母。于是我以陈老师为原型，写了一篇题为《我儿子》的小小说。描写“我儿子”从省城师范学校毕业后，先是一直找不到工作，后来去了山区“一师一校”的学校任教，尝到山乡生活苦处后，儿子退缩回了家，“我”一气之下把他赶出了家门。之后儿子转变了思想，坚守在山乡，让“我”带回一坛蜂蜜说，春天的山乡花儿盛开，风光很美，用山花酿蜜糖很甜蜜。

这篇第一人称的小小说于2006年底在《迪庆日报》发表后，有认识我的读者给我打来电话，他们关心着我儿子工作的事，我谢过他们后说：“小说是虚构的，我儿子进了省城一家单位工作。”就因为这篇小小说感人，一年过后它被《时代风采》杂志转载，但标题被改为了《甜蜜的山花》。也就因为这篇小小说原型是陈老师，故事中的“我”是林场职工。于是我兴高采烈地带上这期《时代风采》来到小中甸，起先我以为陈老师一定会为我而高兴，哪知他接过书后就落下了泪水。我说：“您没必要为小说而动情。”他说：“这篇文章我看过了，是很感人。我们家就要去楚雄市了，你的到来让我舍不得离开林场啊。”我问：“怎么会是说走就走呢？”原来他们家儿子考取了楚雄卫生学校大专班，即将结婚的女儿婆家也是楚雄人，考虑子女的发展，他们家只好舍弃生活多年的林场，移居至陌生的他乡，去接受不同既往的生活。

见王师傅家走了，陈老师家走了，还有几户我认识的“老天保”也走了，我心里有一种莫名的酸楚。虽说林业人的命运如同树木的树叶，遵循着春绿秋黄的年历，可向来比较倾向走出大山的我，却在很长时间里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对林业人的情感，如何去歌颂和赞美他们的奉献精神。

今年3月的一天，《云南林业》杂志社给我打来电话，告知将把我一篇写蓝花楹的文章，改题为《五月昆明的蓝色交响曲》，用做刊物第5期封面的文案。这让我高兴的同时，也催生出我写作的激情，于是我在写完小小说《心愿》之后，又重写了散文诗《瞭望塔（外一章）》，我用诗歌的语言描写乐于奉献的林场职工，让我始终难忘“高高耸立的瞭望塔，自由飞舞的喜鹊鸟。林场工人欢乐的歌声，林海深处的幸福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