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原风景

（五）山村老屋

时光的长河在山村里无声地流淌着，50多年的岁月里，我家位于向阳坡上的老屋也在父亲与一个个巨石的搏斗中由一所孤孤单单的土墙房变成了一个恬静的小院。

在村里老一辈人的记忆里，从破烂的土墙房、篱笆房、木楞房变迁为楼房、砖房，山村住房的改变就像一部没有配音的纪录片，每一个画面都清晰得让眼泪跑出眼眶。

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的一段时间里，山村关于房屋的概念就是就着一块大石头或者一座小山脚，在以篾条缠绕而成的围栏上盖上几块房板。有的人家就着大石头下的空间住人，一住就是几年。

大部分人的房子就是偏厦。他们从山上砍来几根木头，在偏坡上挖一块平地，将木头小的一头搭在山坡上，大的一头固定在矮处，依靠自然的斜坡构成一个空间，再盖上房板就是一个家。

这样的家修建容易损毁也容易，偏厦四面漏风，还时常被风吹走、被泥石流冲毁或被一把火化为灰烬。所以搬家也就成了常态，一年一搬迁或者几年一搬迁，在山坡上留下一块块小平地或是一段段石头墙。

山村的许多地方，依然用最初在那些地方居住过的人家的姓氏来命名，诸如王家屋基、周家屋基、李花屋基、杨铁匠屋基……这些地方不过七、八平方米。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要求山村里所有人户必须拥有住房。于是在不大的屋基上，便有村里人突击性地架上墙板，在墙板中间放上一些竹子作为墙筋，在几个掌墙师傅的指挥下，舂起一圈墙体。然后在墙头挖一个小槽架上房梁，用篾条在房梁上横竖有序地固定上一些椽子，盖上房板，也有用圆木垛成木楞房居住的，一家人一所低矮的小房子，老老小小挤在一个房檐下生活。

于是，住岩洞的人，住偏厦的人，还有一些没有住处寄住在别人家里的人都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一座小房子、一个火塘、一口大锅、一个三角架、一口罗锅、一个木甄子、一两个簸箕、两把粗细不同的筛子，火塘边一两张木板床，一两床手工织成的毛毯或棉毯，几个碗，这些就是大多数人家的家当。关上门时，白天和夜晚一样漆黑的房屋几乎不用锁门。大多数人家外出干活时，随手将门拉来拴一下不让放养着的猪、鸡跑到屋子里就行。人口较多的人家就在檐坎上用木条栏一个偏房住人。很多人家没有猪圈、鸡舍。每一户人家最多有一两头猪，就用麻绳拴在树下，天黑时鸡会飞到树上歇息。

盖房头的房板不是每个村民都会做的，往往一个村子里只有一两个手巧的师傅能做。所以，家家户户都会异常珍惜每一块房板。每年的秋冬季节，天气晴朗的日子，男人们就会小心地爬上房顶，把烟熏过的一面房板翻朝外面（被烟熏过的房板能经受风雨）。细心地把小木条放在房板上，再用约一斤重的石头稳妥地压上。手脚不够麻利的人则要请翻房板的师傅来帮忙。

那时候的房子没有窗户，为了方便火烟出去，无论是土墙房还是木楞房都不是密封的。一到冬天，除了习惯于烤着火睡觉的老人外，很多人都饱尝着严冬的折磨。

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山村里偶尔鹤立鸡群地矗立起一两座两层楼房，大人和小孩们开始认识了屋架。我家的楼房在村里建得比较早，主要是人口多，原先的小平房实在挤不下了，于是，父亲用了两三年的时间挖地基，准备柱子、椽子和瓦片，在大舅多天的锛刀声音中，柱子加工好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在全村男人们一声声吆喝声里，一排排柱子立在了阳光下。

一开始，一两家修新房显得异常热闹，木匠的锯子、推刨、凿子的声音往往会引来小孩、老人和青壮年们围观。串斗屋架和竖屋架的日子可以说是山村的盛事，村里所有人都会来看稀奇，在男人们的吆喝声中，一架、两架、三架……崭新的屋架逐一立了起来。

依然有掌墙师傅在指挥着两块墙板之间的间隔，依然是高山的金竹作墙筋。只是这个时候的墙体围着四围的柱子转着往上走，越走越高。

铁匠们也开始学着打适应于楼房打楼板和隔整用的一头粗一头细的钉子。尽管当时木匠手工推出来的楼板不是很光滑，板壁不是很严密，但是比起土墙房用篱笆栏的围栏要严实很多。

村里小孩们会在斗嘴的时候说：“我家有楼房，你家有吗？”“楼房不稀奇，我妈说‘茅草房子尜儿（方言，肉）香，楼房瓦房空腔腔’。”

这个时候，山村没有砖瓦厂，条件好一点的人家会到剑川买来瓦片盖上，条件不好的依然用房板。

九十年代后，楼房便在冬月、腊月的鞭炮声中纷纷站了起来。冲江河两岸，一半以上的人家一年竖一所，比赛似地建起了一座又一座四合院。

这个时候，剑川木匠来了、鹤庆木匠来了、四川篾匠来了、改板匠来了、砖瓦匠来了。山村人家开始雕花窗、雕六合门、斗三门柜五门柜。崭新的桌椅、雕梁画栋的楼房、宽敞的畜圈，严实的大门一年一变地展示着充满朝气的山村生活。

时光流逝但不会变老，变老的往往是我的记忆，从童年到退休之后的岁月里，故乡就是我心灵的寄托，梦境里常常出现的地方，那些远去的岁月被山风谱成一首恋曲，在我的心头吟唱。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