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格茸和布伦村

香格里拉市尼史草原上的布伦村，是我上世纪70年代上山下乡当知青的地方。虽然那个年代距离现在已经很远了，但我却忘不了那段岁月。于是我会经常回到布伦村看看，在回忆往事的同时，也写下了很多篇回忆录。

之前我每次回到布伦村，都会到村里一户叫“阿拉”的人家歇息和座谈。阿拉一家人口不多，在村里的亲戚却不少，因而是村里的大家族。我当知青时阿拉家女主人立参是一名老党员、劳动能手和妇女队长，所以在集体生产劳动中，他们一家人时时处处都走在群众的前头。

记得我们下乡到布伦村不久，阿拉家就邀请我们参加他们家大女儿央宗的婚礼，而女婿是从小街子上门来的帅小伙格茸。格茸比我小两岁，才17岁的他是包办婚姻到阿拉家上门的。虽然他人到了阿拉家，但心却依旧在外头放荡。他对自己的婚姻很不满意，成天闷闷不乐。尽管如此，自打他到了布伦村后，人们都叫他“阿拉格茸”。

成婚之后的阿拉格茸，很快成了我们知青户的“常客”。因为他认为知青和他都是一样的“外来人”，所以他与我们在一起觉得很开心。为此村里人劝他说：“你怎么能和知青相比？人家是‘飞鸽牌’，而你是‘永久牌’。”但阿拉格茸始终置若罔闻，依旧是我行我素。之后我听说，阿拉格茸上过小学，学习成绩很好，本来他所在小学留他做代课教师的，却因为他家庭出身不好，没被上级批准。正因为如此他父母才让他入赘到阿拉家，做“贫下中农”的家庭成员。

在那个年月里，小学文化程度的年轻人，很容易找到一份吃商品粮的工作。阿拉格茸结婚后，确实有机会外出去当工人，但阿拉家的人却不允许他报名参加，说他结婚后还没有孩子，一旦有了工作也就不可能再回来了。无可奈何的他只好和我们知青一样，每天在田野里风里来、雨里去。还好阿拉家是生产队干部，所以苦活、累活都不会安排到他。

3年过后知青们都回城参加了工作，而阿拉格茸却还没有转变自己的思想观念，仍梦想着在城里有自己的一份工作。为此他每个周末都会来找我。我问他：“你这样经常到城里，不怕没有工分吗？”他却说：“我想请你教我开拖拉机，等我开上拖拉机后，才能安心在布伦村。”我说：“你想学开拖拉机得有公社和大队的推荐证明才可以。”

不久，阿拉格茸果然带着大队和公社的证明到县农机培训站报道了。我很高兴，安排他做我的学员。让我更高兴的是，阿拉格茸有了自己的女儿，从此他不再提包办婚姻的事了。

那时农机培训开设理论和实践两门课程，理论课学习机械常识和交通规则，实践课学习驾驶技术和农田作业。理论课中阿拉格茸理解掌握都很快，学员们选举他为班长。可没想到的是，在实践学习当中，阿拉格茸在机械操作中却手脚很不协调，学习驾驶让他十分吃力，在整批学员当中，他是最后一个结业的。

学习结束后，阿拉格茸成了生产队拖拉机手。可不久后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他购买了一辆旧货车，成为了私车驾驶员。那时我会经常回到布伦村看看，我每次到来都会受到他们一家的欢迎。而我和阿拉格茸所谈的也都是知青往事和汽车驾驶技术，有时我会向他讲解机车修理方面的知识，帮他修理汽车。相处默契，友谊也就不断加深，一次他对我说：“阿爸小殷，知青当中就你文化高，怎么不写一些文章出来呢？你不写就辜负了布伦村。”

正是阿拉格茸的一席话深深触动了我，之后我静下心来，把过去在布伦村的记忆写成诗歌和散文诗，也写了几篇散文。作品发表后，得意的我带去和阿拉格茸一起分享，哪知他除了对我的散文认可之外，却说诗歌和散文诗平淡无奇。我没有和他争辩，知道文章的好坏理应由读者来评判。不过这以后我在创作中转以写散文为主。

后来我调动了工作，业务中需要调研和掌握农村中信教群众情况。为此我多次找到阿拉格茸，那时他担任着村民小组长，我请他协助我们做调研工作。没想到他对我的工作十分不解。任凭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却还是对我将信将疑，要么故意绕开我的话题，要么就不作回答。曾经无话不说的诤友，如今似乎已不复存在。

2014年我退休了，我再到布伦村时，村里已经旧貌变新颜了，阿拉格茸一家搬进了更加气派、更加宽敞的住房。三代同堂的家庭里，生活富足而殷实。那时我才知道阿拉格茸的岳父、岳母都已相继去世了。他也不再驾驶汽车了，而是专心致志地在牧场上稿养殖。得知我退休了，他很高兴，一家人以盛情的礼节欢迎我的到来，还要我留在他们家居住两天，共叙往事和友情。

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下，阿拉格茸似乎对我有说不完的话，他向我讲述起布伦村的往事和现在，也让我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的知青年代，往事历历在目，成了我挥之不去的记忆。激情之下我奋笔疾书，用情感写出了布伦村的往事和知青故事。待那《一溪流水》《磨房旧事》《酥油茶》《曾经的染匠铺》《茶壶妙用及其联想》《尖底篮的记忆》《韭香袭来满园春》《奶渣》《讲“昆明话”的藏族村》等纪实散文被刊印在《迪庆日报》上后，我带着它们再次来到了布伦村。阿拉格茸很高兴。消息不胫而走，村民们纷至沓来听我阅读他们的故事，伴随满天的秋风，他们发出了欢乐的笑声。他们问我：“阿爸小殷，你在布伦村就那么三四年的光景，怎么就记住了那么多的故事呢？”我只好说：“因为我和酥油茶、糌粑面的缘分深厚。”

带着村里人的欢笑，带着布伦村的乡愁和阿拉格茸一家的热情，我回到了省城。而那乡音乡情犹如情感的溪水滋润了我创作的田园。之后，我用了不长时间把他们的故事再次写进我的散文，于是又有《难忘的小九九》《姆白追》《草原往事》《那洁白的羊群》《风口上的野燕麦》《说旧事、遇新人》《一路鸟语花香》《黑颈鹤》《藏家人的歌声》等多篇散文再次出现在《迪庆日报》。而阿拉格茸还成了我散文《那洁白的羊群》中的主人公。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我最近回到香格里拉，准备带上刊登有这几篇文章的报纸再到阿拉格茸家时，却怎么也打不通阿拉格茸的电话，我只好换了一个手机号和他女婿念扎通上了话。可念扎却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一个多星期前，我岳父已经去世了。”这让我很震惊，问：“他患了什么病？怎么就走了呢？”才得知阿拉格茸患肝癌已经很多年了，只是家里人隐瞒没告诉他，对他只说是患了胆囊炎。而他在去世前，还心心念念地问及报纸上我写的布伦村的文章。

听闻阿拉格茸去世的消息后，我一整天茶饭不思。感叹人的生命怎么如此短暂和脆弱？在回望我们阴晴圆缺的人生时，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再去寻访那故事满满的布伦村，即便去了，又该到谁家歇脚？又有谁人能再与我回忆和讲述布伦村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