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原风景

（三）打场忆事

自我记事起，村里就有两个打场，一个在山脚下村民相对集中的山坡上，另一个在我家的山背后，我们村的小学和养猪场就在打场旁边。

离我家最近的打场是村里的文化活动中心和村民的劳作中心，放露天电影，村民开会、学习都在这里。这里也是我们童年时最喜欢的一个地方，除了读书，我们还会在这里玩耍，跳皮筋、跳绳、踢毽子或者在打场上方的乱石仓用石头砌一小段石墙，找来树枝和栎树叶做房顶，建一个自己的小天地。

据母亲说，我一岁多刚会走路、说话时，大姐正在读小学，家里没有人照顾我，就让大姐把我带到学校。那时，和大姐一样，不少学生除了读书，还得带弟弟妹妹。有的学生把不会走路的弟弟妹妹背在背上带到教室里读书，小孩饿了还要背到母亲劳作的地方喂奶。

大姐的同桌也把她家五岁的妹妹小老六带来学校照管。小老六说话含糊不清，我和她接触多了，不久后说话也和她一样。母亲被吓了一跳，之后一段时间，无论多忙，她都把我带在身边，不允许我到学校去玩，直到我讲话时大部分发音纠正过来。

我八岁时要上小学了，母亲给我缝了一个好看的花书包。上学第一天，我在教室里看见了小老六，老师安排我们俩成了同桌。她一见到我就开心地叫着我的乳名：“阿顺，来，坐。”并把板凳让给我一大半。小老六虽然比我大，但因为听力不好，升学考试不及格，一直读一年级。

村里的小学只有一间教室，一到三年级的学生都在一起上课。老师先给三年级的学生授课，然后是二年级，最后是一年级。到我升到6公里外的高小读四年级时，小老六辍学回家参加劳动去了。在后来的7年时间里，我一直在外读书，和她几乎没有见过面。后来，听说小老六精神失常了，经常会打人，但她始终记得我，常常会跑到我家屋后，看我有没有在家，拉着母亲找我。

有一年放暑假，我看到小老六就坐在我家屋后的一块大石头上。当我从她身边经过和她打招呼时，她问我有没有见到阿顺。我的心里忽然酸楚起来。她只记得那个跟着她咬着舌头讲话的小女孩，至于长大的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跟她无话不谈的玩伴了。

打场上曾经办了一间集体食堂，村民在这里统一吃大锅饭，大家都把这里叫做伙食堂，这个称呼一直沿用到现在。伙食堂有一个宽阔的打场，四周矗立着高高的麦架，每到庄稼收获的季节，村民就把庄稼人背马驮地运到打场上。小满前后收来的是豌豆、蚕豆、小麦、青稞，寒露前后收来的是玉米、大豆、四季豆。村民把豌豆、蚕豆、小麦、青稞和大豆一捆一捆地架到麦架上晾晒，把玉米像小山一样地堆在打场上。吃过晚饭后，村民背上篮子，围坐在玉米堆四周，烧起一盆松明子火，开始剥玉米皮。剥的时候需要左右手充分配合，左手握紧玉米，在右手的中指上栓一个一头尖利另一头圆钝的签子，用签子尖利的一头刺开玉米壳的顶部，使劲一撕，金黄的玉米就露出来了，除了需要留几丝玉米皮用来捆扎架到麦架上晾晒外，其余的都可以撕掉。那些没有皮的玉米棒子就直接堆在晒楼上。

大人们都苦中作乐，一边剥一边讲笑话，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给村里的男孩说媳妇，给女孩找婆家，相互打亲家。小孩子们半懂不懂，有的被逗哭了、有的顺着大人的意思叫婆婆、岳母，不管什么结局，大人们都会开心地笑。

有时候只要有人起头，他们也会乐此不疲地对唱山歌。 故乡的山歌大多是填词即兴创作的，这边唱那边和，有时候是男女对唱，有时候是一个人唱其他人和。很多时候白天掰来的玉米皮剥完了，山歌还没有唱完，唱的人和听的人都意犹未尽。大家称完自己剥出来的玉米，记好工分后，依依不舍地回家了。

等到打粮食的时候，打场上又是一番热闹的景象。

需要大规模打粮食的时候，村里就会派手巧心细的村民修整打粮场。那时候，村里没有水泥，修补打粮场的用材就是山里的黄泥。修整时要把黄泥筛细，除去泥里的石头，和上水搅拌均匀后铺平在事先洒过水的潮润的粮场上面，等水汽蒸发一部分时就用木锤不断敲打，直到粮场的地皮又平整又坚硬。

打麦子、蚕豆、豌豆、稻子等作物时，社员们分工合作，有的爬在麦架上取下麦把子，有的将麦把子铺平在打场上。晒好一场后，男人们便开始挥动着手中的粮杆使劲地打。

粮杆是打粮的一种常用工具，一截较短的金竹作为母杆，一根较长标直的山楂树枝作为子杆，母子杆之间由一根麻皮搓成并在灶灰水里煮过的细麻绳拴在一起。打粮时，手握住母杆，用子杆反复捶打麦穗或者豆荚，麦粒或豆粒就被打出来了。

打粮场上往往10人或者8人组成一组，两边人数相等，对着打。团体协作打粮时，大家都形成了一种默契，子杆紧挨自己的身体，统一左打一次、右达一次，一直重复。打粮前，为保证大家的安全，每个人都会细心地检查母子杆之间是否栓牢实，麻绳是否有破损。等到麦粒基本打出来后，两个粮杆用得娴熟的年轻社员就会围着打场翻打麦草或豆草，彻底将包裹在里面的粮食都打出来。这时，大部分人都靠边休息，翻打的人就像是打麦场上的舞者，凭借着矫健的身影和洒脱的翻打赢得大家的阵阵掌声。

男人们打完一场，该女人们上场了。头戴五颜六色围巾的妇女用粮叉将打好的粮草从打场挑到旁边的空地上，之后她们有的用大竹筛筛去粗糠，有的在打场的风口上安装好大簸箕，站成一排，举着小簸箕依靠山风的力量将粮食中的杂物吹走。风大的时候，小簸箕里和着糠的粮食像水流似的流下来，粮糠像飞舞的雪花翩跹着离开簸箕，远远望去就像一条条瀑布在流淌。没风的时候，她们就把小簸箕放下来，稳在腰间歇息，一起嘬着嘴嘘嘘地唤风，没一会儿，真的就有一阵阵山风吹来，“瀑布”又开始流淌了。

打粮的日子，小孩们也是快乐的。我们用手搓麦秆的一头，让麦秆尖分开形成一个伞状，在中间放一颗豌豆，仰起头，把麦秆竖起来一吹，豌豆就在麦秆上转动着跳舞。我们的乐趣就是比谁的豌豆跳的时间最长。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寻找废旧的瓦片，小心地修理成瓦子，或者捡拾白色的“马牙石”敲打成大小均匀的石子，坐在打场平整的地上比赛抓石子。

等到大人们把架在麦架上的黄豆、小麦下完后，我们就开始比赛爬麦架，或者用麦架最下面较细的木杆作为单杠，在上面正翻反翻。 打麦子的时候，我们就钻进麦草堆里玩捉迷藏。剥玉米皮的夜晚，我们则躺在玉米堆里睡觉，直到大人剥完玉米皮准备回家了才醒来……

包产到户后，集体化整为零，再加上后来村里的学校撤并，打场一度陷入萧条。没有了玩耍的小孩，也没有闲聊的老人，更不见剥玉米皮的村民的身影。当时，有人想把打场和学校的操场挖开种庄稼，最终在父亲等人的阻止下保留了下来。后来村里建村民活动场所，打场上建起了两栋平顶房作为党支部活动和学习阵地，中间留了一个篮球场，地面做了水泥硬化。每逢村民集中起来跳葫芦笙、过节或者开会时，打场上又会短暂地热闹一番，举行文艺演出、篮球比赛时，村民从曲曲弯弯的山路上走来，聚集在一起，坐在篮球场四周观看或者闲聊，打场上的笑声又在小山村里回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