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 山（节选）—我与白马雪山的三十五年

很多年后，我听到索南达杰的故事。同是藏族，索南达杰保护的是可可西里那片广袤无垠的高原无人区。羌塘高原上成群奔跑的藏羚羊，只因绒毛可以制成与黄金等价的围巾“沙图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遭到疯狂猎杀。漫漫荒原上，藏羚羊横尸遍野，皮被剥走，换不来钱的尸骨还滴着血……这是中国环境保护史上最惨烈的偷猎事件，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在驱动。

从1992年开始，索南达杰组建的“西部工委”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始打击盗猎者。1994年1月18日，他们抓获了一群盗猎者，盗猎者们反扑，索南达杰牺牲，遗体被发现时还保持着卧地射击的姿势，他的眼睛一直没有合上……四年后，重新组建“西部工委”并成立“野牦牛队”的另一位英雄扎巴多杰也牺牲了。

我第一次巡山得以安全归来，第一要感谢当年被盗猎的动物价格不高，还不值得盗猎者拼命；第二，说来讽刺，要感谢当年极不严格的盗猎执法。自然保护区在政府职能上只有管理权，没有执法权。盗猎分子的抓获归我们管，处理裁决则归林业公安管。我和老站长整整走了一天半，最终将19个盗猎分子押回保护区森林派出所。结果，林业公安只是做了简单笔录，处以很少的罚款，又要求他们尽快清理已经下的钢丝套，然后，就放了！

是的，竟然就这么放了！

我们走了整整一个星期才抓回来的盗猎者，猎杀的野生动物不下30只，其中绝大多数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此外，他们在山里下的套子上万个，每个钢丝套都可能威胁到一个生命，小到一只野兔，大到一只熊！他们安然回家后，完全可以再偷偷进山，顺着放钢丝套的路走一遍，便可满载而归。

也许当年很多人对盗猎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盗猎”和传统的“捕猎”只是一字之差，对“盗”字，大家的范围和定义又大不相同：当地人祖祖辈辈都上山打猎，为什么到了这一代，就成了“盗”？

此时反思，我当年也很糊涂，那时我只是简单认为：保护区不可以捕猎，出了保护区就没有问题。

保护区刚建立时，我从猎人的言谈中得知有一些区域的野生动物数量非常多。一个老猎人曾说，在一个方圆5公里有灌丛的峭壁上，一次就套到了15个麝香。只有公林麝才有麝香，如果盗猎了15个麝香，那背后实际死亡的麝鹿数字该有多么惊人！有一天很晚了，当这个老猎人放完钢丝套返回营地时，不小心碰翻了一块石头，石头翻下山崖，响声惊起一群林麝，被套的麝鹿哀鸣声借着山谷无限放大……它们在绝境中祈求帮助，满山哀鸣，听得人浑身颤抖，终身难忘。

当捕猎已经远远超过当地人吃穿需求，而被卷入经济诱惑中，成为对野生动物的贪婪掠夺，就是盗猎——这就是盗猎和传统捕猎的根本区别。

像巡山般刺激的日子总是少数，那些或激昂或苦或忧伤的珍贵时刻，至少让人感觉到自己的心跳。相比较来说，日常工作真如一滩死水！

奔子栏管理所是天堂，毕竟在一个热闹的市镇上。可每年5月到11月，我们就要住到白马雪山半山腰的管理站，借住在伐木公司的简易木板房里。晚上看书要勾着脑袋，借着煤油灯昏暗的光看。煤油灯是自己做的，把一根棉线用铁皮包起来做灯芯。记忆中，那些年看过的书往往伴随着煤油味。

住在山里，工作就是保护这些山，闲时发愣也要对着这些山。

很多年后，当我再回想起，管理站周围那时有充足的水力，完全可以搞个小型水电设施。那个时候我们和外界接触太少，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身边就几个和我一样年纪的愣头小伙子，天黑了没有事做，睡觉又太早，只能烧一堆火，喝酒聊天。

我们的生活，只有山！除了山，还是山！

白马雪山保护区建区时有22万公顷，一辈子都走不尽的山，吞噬人的山，我只想把这山撕裂！

我一直跟领导要求出去读书，到1986年才轮到去云南大学生物系进修。我们需要插班到本科课堂去，一开始还担心听不懂，没想到好学的心让脑子一下开了窍，一踏进大学校门，身、心、脑马上都活跃了起来。

每天泡图书馆，每一科分数都不比正宗大学生低，我信心满满，想着回到单位就报成人高考，以学生身份重返大学。

短短一年的进修很快结束了，保护区领导却坚决不同意我再脱产学习。按照今天人的思维，领导不同意就干脆辞职，但在那个年代，身处偏僻的德钦县，一个人哪能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我的大学梦就此截断，成为终生遗憾。

生活回到原点，我按照我的名字“此称”的意思，继续做一个“老实人”，在单位埋头工作，回到家乡就做个“当家人”，家里因为我的努力情况渐好转。每个月拿到工资，我先给姐姐和弟弟寄生活费，再给自己留下最低开销，剩下的全寄给父母。

为了写这本书，我重新找出当年的日记，里面夹着几张发黄的纸，是家人的旧信。一封封读来，艰难往事重现眼前。

1985年10月22日，姐姐的信：“弟弟，你寄来的30元钱已经收到，10元交了校服费，20元买了一双皮鞋。补助费2元钱也已用光，无钱寸步难行，请想办法寄一点，越快越好……”

那个时候，姐姐还没有读完大学。2元钱可以做的事情并不多，她一直紧抠细省，2元钱应付了很久，直拖到不得不向我张口。

大弟弟选择考取丽江财经学校，不继续上高中、大学。1987年10月，他寄来的信：“大哥，你是我心中最优秀的人，没有任何事情能难得住你……”

在我工作最苦恼无助的时候，家人的鼓励和需要是我坚持走下去的唯一理由。

只有小弟弟还留在父母身边读小学，他的字还很潦草，不过他已当起家里的勤务员。1984年6月20日的信中，小弟记下，眼看着妈妈每天忙于收割青稞、小麦，还得随时和邻居借好用的镰刀，他叮嘱我：“哥哥，下次回家一定要带把好镰刀……”

现在从我家乡江坡到奔子栏不过3、4个小时的路途，可在八十年代，避开大雪封山的漫长冬季，一路顺利的话也需要整整2天。离家一去便至少半年不会回转。所有信息传递都要靠口信和信件。

每年青稞黄时，妈妈会让人捎话给我。我干着地里的活，妈妈会自豪地跟别人说：“瞧我儿子！能挣工资，回到家里还能和村里的小伙子一样干活，干得还不比别人差。”

每到过年，家里人想当然地盼我回家：大儿子回家，还会带年货回来。

无论路途多么艰难，我都会置办几大袋物品，连大米、盐巴都要采购。年尾带着沉沉的年货，和劳累了一年的沉沉的身体，一路搭车回家。先把东西寄放在路边小卖部，第二天一大早赶上4、5匹马，中午能走到214国道，夕阳西下时才能把所有东西都带回家。回家就急着“露一手”，让父母、弟弟尝上“山外人的饭”，一个人掌勺整桌除夕大餐，白菜、包菜、土豆、粉条，一律洗、切、炒、倒酱油……全家人吃得香喷喷，多年以后我才发现自己做饭技术其实很烂。

家人对我的情感只有自豪和骄傲。父母做了一辈子农民，根本不会懂我在外面的辛劳与寂寞。在他们心中，拿公粮、做公家的差事堪比在天堂，何来委屈？

我已是20出头的男子汉，还是“当家人”。除了担当，还能求得家人对我有什么样的理解和回报？我们那代人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文化生活，无论物质条件还是精神生活，人人都大同小异。在那样的时代，有多少苦闷和艰辛被默默吞下，自行消化。

我从来不会对家人描述自己回江坡时那一路的艰辛。到了冬季，白马雪山垭口大雪封山，超过一人高的雪，每年都会冻死几个急着抄近路回德钦的人。我们保护局的人从奔子栏集体回家，需要从金沙江绕道澜沧江，再慢慢转回德钦。保护局当时没有自己的车，需要集体搭车，顺利时也要整整7天才能回到德钦。

最怕的就是搭车。我的头发从小就是自来卷，大卡车司机在路上如果要人帮忙，从后视镜中一瞥，准保大声地说：“那个卷毛，下去铺路！”“卷头发，去搬开石头！”或者车一停，直接喊：“卷头发那个……”

我就老老实实把冻僵累僵的身体唤醒，去干苦力。记得有一次，路面铺满了山体抖落的碎石，我被一次次拎下去开路，清理石块，没有工具，只能用手来“铲”。飘雪的寒冬，短短几公里的路，我们却走了10多个小时，我的手也开出好几朵“血花”。

艰苦中的温馨最难忘怀。我最怀念的是东风大卡车刚刚进入维西山谷，从高原的冰天雪地一下进入温热的低海拔峡谷地带，暖风撩动面颊，久违的绿色化开冰霜，被冻僵的手也渐渐解冻复苏了。感动之余，我突然升起在此地安家的想法：如果以后可以住在这里，那该多好！想完自己又笑，不过是个穷小子的痴心妄想。

还有那个名为巨甸的小镇。当时的巨甸镇坐落在交通要道之上，在我们“山里人”的眼中，那简直就是繁华的“小香港”。镇里的礼堂放映电影，连电视都没得看的几个年轻人，每人掏出5角钱走进去，演的是《搭错车》。

电影看得无比投入，电影放完后歌声响起：“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

情绪被煽到极点，黑暗鼓励着大家，嘶哑的声音从喉底滚滚而出，被压抑整整一年的情绪终于有了发泄的地方。整整一个电影院的人都使劲吼起主题曲，这是什么样的情景！那个年代，被压抑的人远不止我们。

恋恋不舍地走出影院，我们继续唱着歌，走回一个摇摇欲倒的木头旅馆。

“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

后来才知道，我们如痴如醉地唱出的词，意思原来是：“酒喝完了，瓶要卖吗？”

上世纪八80、90年代之交，人们情感普遍压抑。港台吹来的流行歌曲，黑白电视上晃动的香港电视剧，把一颗颗木然的心纷纷吹活过来。

最爱的歌肯定是邓丽君的，不仅跟着磁带唱熟，一群小伙子还试着把歌词翻译成藏语来唱：

你说你过两天来看我，

一走就是一年多……

三百六十五天，日子不好过，

你心里根本没有我，

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前面都还好，翻译到最后一句全体犯了傻——藏文中根本没有“爱情”这个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