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生活在“三江腹地”的维西各族人民,长期以来,深受国民党、土司头人的双重压迫和剥削,祖祖辈辈过着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沧江水,血泪流,苦难的日子何时熬到头”、“永春河,永春河,河名好听命难活”等流传在维西境内的民谣,就是维西各族人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真实写照。 维西各族人民有着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和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特别是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中共云南省工委派遣维西第一个共产党员杨湛英回维西开辟党的工作和传播进步思想以来,各族群众自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开始有了正确的方向,并逐步发展成为有组织、有目的的群众运动,为后来维西地下党组织的组建发展和建立人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及解放县城播下了“星星之火”。 一、杨湛英的早期革命活动 杨湛英,维西县白济汛乡黑日多村人,1934年初外出求学,先后在省立丽江中学(初中)、省会昆华师范学校读书。由于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从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39年,经包平章、陆光亮介绍,在晋宁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党组织安排他在省工委领导下的青年工作部搞“学运”工作。1940年10月,杨湛英从昆华师范学校毕业,组织安排他到《民国日报》任编辑,以此职业为掩护来完成党组织交付的任务。他曾以“怒山”为笔名,在《云南日报》《民国日报》《边疆周刊》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抗日救国,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了“皖南事变”,掀起了反共高潮,在国统区任意捕杀共产党人,破坏党的组织。省工委获悉这一情报后,根据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反对急躁和暴露”的方针,紧急疏散在昆明的300多名党员。由于杨湛英在“学运”工作时比较暴露,被列入了疏散名单。同时,省工委考虑到当时维西、中甸、德钦一带尚无党的组织,必须重视和开辟少数民族地区党的工作,决定派杨湛英返回维西,这既便于隐蔽,又可以开展一些社会调查和启蒙宣传工作,以扩大党的影响。杨湛英离开昆明前,省工委对他的任务、纪律等作了详细的布置交待。 杨湛英欣然服从组织安排,于1941年4月回到维西,按照省工委的布置,利用各种人事关系,在各族群众中广交朋友,团结进步青年,接触上层人士,传播进步思想。先后对德钦的海正涛,维登的和兴周,本县的王呈祥、胡光烈等人做了工作。同年9月,杨湛英考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读书。1942年9月,中国远征军发动滇西战役前夕,杨湛英主动报名应征,参加了驻防滇西抗击日寇的十一集团军,任总部边地政治调查员,兼滇、康、缅边地情况调查员。至1943年6月,他先后到兰坪、维西、德钦、泸水、片马、碧江、贡山、福贡、中甸、丽江、鹤庆等地进行考察,陆续写成《云南西北边区调查记》《维西调查记》《德钦概况》《中甸土民概况》等,并在昆明《正义报》上发表。 1943年8月,杨湛英回到西南联大继续读书,由于历时一年调查工作的劳碌,加之学校生活的清苦,杨湛英的健康受到很大影响,不到一年就吐血病倒在床。1944年秋,杨湛英返回维西养病,并带回了《新民主主义论》《民主周刊》等一批进步书籍。他利用这个时机,广泛联系社会各阶层人士,宣讲国际国内形势,传播进步思想,在杨湛英的不断启发帮助下,一批以青年教师为骨干的知识分子思想开始觉醒,他们萌生了改变社会落后状况的愿望。1946年初,杨湛英团结了县城及其附近的一批教师和进步人士,成立了“教育改组委员会”,掀起了改组维西教育领导机构的运动。在社会进步人士及广大教师的支持推举下,杨湛英被任命为教育科长,随即对教育界进行整顿,在学校内掀起了一股民主思想新风,增强了进步知识分子进行革命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不久,地方反动势力进行反扑,他们一方面以“维西教育大权被异党分子把持”向上告状,一方面派打手捣乱教育界的一些集会,武力威胁杨湛英的人身安全。同年9月,杨湛英被迫离开维西,前往昆明复学。维西教育界又笼罩于封建统治势力之中,但广大教师心中的希望和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他们期盼着迎接新的斗争。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滇西各族人民的革命要求日益高涨。11月,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党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发动武装斗争,要求在滇西、滇西北地区积极创造条件,建立党的组织,发动群众,争取在一年左右时间内发动武装斗争,并先后派黄平、欧根、王以中、杨苏等到剑川秘密建立滇西工委。 在革命转折的紧要关头,杨湛英又准备着回家乡点燃革命烽火。1947年12月,他以第十三行政专员公署秘书的身份为掩护到达丽江。1948年5月,十三行政专员公署从丽江迁往维西,杨湛英随同前往,并到维西中学兼任国文教师,在这一公开合法的身份掩护下,他秘密发动群众,准备着开展武装斗争的各项工作。他在与参加过第一次“教改”运动的骨干们取得联系后,在较为开明的本村土司王绅家主持召开了秘密会议,并以全县教师及地方绅民联合的名义向县长李福超递交呈文,要求改组教育行政机构,撤换教育科长职务。县长李福超迫于民愤和压力答应了改组教育科的要求,勉强撤了林克鉴教育科长的职务,委任有学识、有声望且有进步倾向的胡安全为教育科长。被关押的原教改组主要成员钱如嵩也释放出狱,并委任为城永乡乡长。受排挤的部分教师回到了原来岗位,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也被聘任为中、小学教师。斗争取得了成效,参与人员受到了极大鼓舞,在社会上造成了积极影响。 1948年6月,杨湛英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将工作重点由县城转移到农村。以城永乡(现在的保和镇全部及永春乡的大部分地方)为据点,深入纳西族聚居的六大村,物色人员办民众夜校,在一些贫苦农民中培养积极分子,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秘密发展了一批农抗会员。之后,杨湛英把工作扩大到化普乡,培养了陶彦、吴琛等人,以他们为骨干,做好秘密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叶枝,杨湛英联系了具有革命倾向的张再启、和怡谷等人,通过他们秘密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为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做好准备。 二、维西地下党总支委员会成立 1948年8月,杨湛英到鹤庆师范学校,与滇西工委副书记欧根和组织部长王以中接上了组织关系。滇西工委交给杨湛英的任务是在维西发展地下党和民青成员,成立党组织开展推翻国民党的武装斗争。杨湛英回到维西后首先将经过多年培养的钱如嵩、杨华、钱金龙、王呈祥发展为党员,通知在云龙隐蔽的胡光烈赶回维西并吸收他加入党组织。钱如嵩、钱金龙的任务是在城永乡秘密发动群众,做好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布置胡光烈回叶枝,不得露面,暗中配合和怡谷开展活动。1949年1月、2月间,杨湛英先后又发展了化普区的陶彦、吴琛,康叶区的和怡谷、张再启等人入党,给他们布置了秘密工作任务。并在积极分子中,把经过斗争考验的一些人先后发展成为民青成员,这些人在后来开展的武装斗争中都成为骨干。与此同时,杨湛英还不遗余力地多次到维登村做和兴周的工作,经过多次考察,将其吸收入党,并由滇西工委派人为他履行了入党宣誓手续。 1949年2月,和耕(和桂芳)经金江特区联络员曹汝辑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滇西工委派他到维西配合杨湛英开展活动。3月,他在黑日多与杨湛英接上了关系,杨湛英安排他到维西中学任教,并叫他做好师生的工作。他培养了教师谢少雄加入了党组织,在维西中学师生中发展了郭举良、胡经实、李维瀚等40多人参加了“民青组织”。并在保和镇完小教师中吸收了孙宗泽、周中茂、王世英、刘荣加入了“民青”。后来,谢少雄负责民青工作,又陆续发展了一批“民青”成员。杨湛英、和耕在发展党员和民青成员的同时,还在上层人士和社会知名人士李子厚、朱存义、胡安全等人中开展工作,争取他们对革命的支持。地方绅士李如璋、朱占先等也在后来的起义和人民政权建设中发挥了作用。 1949年2月底,维西地下党在城永乡则那村成立了第一个党的组织——“维西地下党总支委员会”。杨湛英任总支书记, 和耕、钱金龙、钱如嵩、胡光烈任委员。总支下设3个支部,由滇西工委领导。 党总支成立后,杨湛英根据当时斗争的实际,对下一步工作向全体党员分别作了部署,和耕同志继续在学校积极发展党的外围组织,积蓄力量,为推翻旧政府做好配合准备。加强与叶枝方面的联系,团结好进步力量,形成互相支持的态势。在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发展农抗会员,建立农抗组织,加强妇女工作,扩大斗争范围。同时,派杨华打入丽江专署的联防队,随时了解敌情,掌握外地斗争的动向。其他同志全力抓武装斗争。 三、组建维西革命武装 1948年,杨湛英按照滇西工委对维西地下党组织斗争的主要任务是“筹集武器,组建革命武装”的指示,组织党员和一部分民青成员着手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 杨湛英与钱金龙、钱如嵩等党员主要骨干对维西各地已有武装和可以争取的力量作了分析研究,从武装斗争的需要出发,认为县内各地通过近年来组织和发动,已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农民骨干手中已有部分枪支,沧江一代的反动土司武装已经被党组织派人掌握,部分地方武装也有完全争取的可能,组建革命武装已具备先决条件。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将一批武器掌握在自己手中。 同年4月,邻县兰坪发生“匪患”,为防止漫延,维西县长李福超命令民团总队长王嘉禄和总队副毛云章带领100多人前往两县交界处四十驮、拖枝一带堵防,民团队伍抽调县内奔子栏乡和城永乡的壮丁组成。城永乡长钱如嵩安排可靠人员和容海带队,趁机向县政府借枪22支供民团使用。防堵结束后,钱如嵩让可靠的农抗会员把这批枪隐藏起来,并以各种借口拖延县政府的催缴,使这批武器掌握在了地下党的手中。11月间,钱如嵩、钱金龙等地下党员按照杨湛英的安排,秘密联络反“三征”斗争中的一批骨干40多人,在则那村赵耀东家中组织队伍,将城永乡公所及“六大村”拥有的24支枪掌握起来。队员仍以民团的身份分散在各村活动,一切行动听钱如嵩的指挥。同时,杨湛英派钱金龙到叶枝,一方面打通与和怡谷等人的关系,另一方面调查土司武装的情况,准备寻找机会夺取该部枪支,给叶枝人民斗争以有力的支持。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