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昆明话”的藏族村

◆ 殷著虹

40年前，我高中毕业，和几个同学一起到石卡雪山脚下的布伦村插队落户。那时的布伦、初古两个自然村同属大中甸公社曙光大队（今尼史村委会）的一个生产小队。

到村后，生产队临时把我们安排在生产队的公房里住下，哪知这一住就是两年多，到第三年我们才有了自己的房屋。那是一幢盖着瓦片的平房，结合了藏汉建筑的特点，一个大间是队里的会议用房，几个小间和一个伙房归我们使用，房顶上还安装着两只高音喇叭。

我们住下之后，生产队长向我们介绍说：“咱们小队是全大队最好的，村子有磨房，还准备购买一台大型拖拉机，已经派拖拉机手去学习了。”

我和另一名知青同住一间宿舍，这间宿舍原先是生产队的广播室，房间里拉着乱如麻团的电线，摆放着收扩机、电唱机、话筒等，墙壁上钉着许多开关，还挂着几张民歌老唱片。村里有这广播室但没有广播员，只是偶尔有小队干部“闯进”宿舍，通知有关事务和会议。

虽然住在广播室，但我们都不会去触动那些广播器材，以免损坏。大家都只顾着和村里人一道出工干活，打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光。

有一天，村里一户人家办喜事，队干部叫了几个年轻人来到我的宿舍，请我打开广播，让他们唱山歌来表示祝贺。我应他们的请求打开广播，他们唱过一阵后广播突然没声了。为了不扫主人的兴，我便把电唱机连接到收扩机上，随着唱片在电唱机上转动，唱片里的歌曲瞬间传播到了各家各户。

那时，除了我们房顶上架着的高音喇叭外，村里各家各户都安装着小喇叭，只要收扩机处于开通扩音状态，小喇叭之间还可以对讲，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广播“户户通”。

这天，村里人在广播声中办了喜事。在第二天的生产劳动中，广播成了村里人的热门话题。处在文化生活匮乏的年月，村里人把听到广播歌曲作为一种美好的享受。也在这天我才知道，原先村里的广播室是可以转播广播节目的，可安装后不久就遭到雷击，无法再收听，村里仅有的几张唱片却因为作者和内容“有问题”而被禁播。村里没有追究我播放唱片的责任，反而产生了很多请我放广播的呼声。

看到村民如此喜爱广播。我便找到队干部问怎么不去修理收扩机和购买新唱片？回答是：“县广播站没有配件，村里也没有更多钱来购买新唱片。”我感到十分遗憾，却挡不住村里人的热情，后来，我突然想通过话筒把收音机广播传出去的办法来播放广播。为此，我回到了县城，把家里的半导体收音机带到了村里。

这以后，我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把广播传到家家户户。每晚收工时再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村里人对此欣喜万分，都说：“知识青年到农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这话真没错，后来，村里人的生活还真是被这广播所改变。

记得我们刚到村里时，村里没有几个会讲汉语，而知青们又不懂藏语，和村民交流基本是各说各的语言，各比各的手势，也闹出过不少误会和笑话。一次，村里一户人家小孩满月，邀请女知青到家里做客。主人见女知青拘礼，本想用汉语说：“别害羞，慢慢吃。”却说成了：“你们不害羞，慢慢吃。”让女知青们哭笑不得。

又一次，县里的工作队到村里进行“批资产阶级法权”宣传，村里让我主持会议。本该是个严肃的活动，我想说：“请大家鼓掌欢迎宣讲”，却由于不熟悉藏语，说成了：“大家‘嘎嘎当（藏语哄小孩的话，类似拍拍手）’，欢迎宣讲”。闹得参会的人哄堂大笑，冲淡了活动的效果。

还记得那时村里有个年轻人，从城里看电影《奇袭》归来，便绘声绘色地向村里人讲起“易会尔”摆脱敌人追击的精彩故事。我听到后却糊涂了，我问他：“电影里哪有一个叫‘易会尔’的人呢？”可他却说：“你没听见吗？‘易会尔’开着吉普车狙击敌人。”后来我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易会尔”是“一会儿”。于是我对他说“‘一会儿’不是人，指的是时间。”这之后，村里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就叫“易会尔”，而今人们还这么叫他，几乎都忘了他的真实姓名。

当时，为了帮助村里人学习汉语，知青们筹划起“汉语教学计划”。记得那时的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农村节目是用云南方言播报的，广播节目很生动，而且都是方言。于是，知青们每天早上都播放这个节目。

节目播出后受到村里人的广泛关注，大家都喜欢上了这档节目，都说广播里的话和知青说的话差不多。从此，我们在向他们学习藏语的同时，他们也从广播节目里学习到了汉语。虽然节目语言不完全是“昆明话”，可几个月之后，村里人的汉语中，还真有点“么么噻（昆明方言语气助词）”的味道。

因为知青们说的方言不是“昆明话”，所以与云南台方言广播有着差异。细心的村里人在学习汉语过程中发现了这一情况，有趣的是，他们以为知青们说的话不“标准”，还“纠正”起我们的方言，说：“应该仿这份说——中国（gue）人民解(gai)放军，遵守《三大纪律八项(hang)注意》。”把我们弄得忍俊不禁。

村里人学习汉语的速度很快。记得那年秋收前，州水工队派了几个技术员到布伦村下乡，队员中有一位是维西县藏族，可这位操的藏语却在村里行不通，双方只能改用汉语交流。而令他惊讶的是，他的汉语水平还不如村里人，过后他问我说：“怎么这个村里的人讲的是昆明话？”

每天和村里人在一起也让我们习惯了他们的“昆明话”，直到周边农村把布伦村戏称为“昆啬（藏语，昆明人做作的意思）”时，我们才深深地感到“汉语教学计划”取得了成功。

那时，村里人常说：“好听的语言比歌声悦耳，好看的庄稼比花朵美丽。”确实是这样的，这年收割青稞结束之后，接着开始收洋芋。在那个年月，为了实现高产稳产，生产队大面积种植了洋芋，可洋芋却是难以储存的“软粮”。为了把“软粮”变成“硬粮”，生产集体时常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到谷物产区把洋芋换做大米、玉米等粮食。

在这以物易物过程中，语言能力成了交易致胜的法宝。这时，布伦村人自然凭借着“昆明话”的优势高兴而去，满意而归。他们总能在别的生产队之前，率先把村里大量的洋芋换成大米。所以，那时村里流传着一个顺口溜：“知青亚姆亚，洋芋大米撒（大意是：知青好，洋芋换大米）。”

“洋芋换大米”后，能说会道的布伦人又排演了一出“肉牛换机械”的“新戏”。这年后的夏季，队里把男劳力都安派到了哈拉林场伐木找副业，但在林场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伐木光靠人力和畜力是完成不了的。这时，聪明的队干部想起了吉沙林场的机械。于是把生产队里的菜牛送给吉沙林场工人，也还是那“昆明话”拉近了与工人的友谊，在相互利益的共同作用下，吉沙林场派出了载重汽车和油锯帮助了我们，这年生产队的副业收入再上一层楼，村里人个个为此笑逐颜开。

在尼史草原上有这样一个谚语：“情意是长流的河水，语言是河上的桥梁。”正是这长流的河水滋养着布伦村的土地，河上的桥梁搭建出美好的社会关系。那时，操昆明口音的布伦村人巧妙地绕开了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政策规定，让村里的外出务工、副业生产和产品交易等殊途同归于经济收入，使当时的群众鼓起了腰包。成为远近闻名的“单车村”“手表村”和“广播村”。

今年，我再回到布伦村时，切身感受到布伦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村容整洁、安康富裕的村子里，我寻找着曾经说“昆明话”的村里人。村里开办旅游服务的扎西告诉我说：“昆明话早已过时了，如今是普通话的年代，还有是学外语时代。”于是，他捧起一条哈达送给我，说：“Welcome to Shangri-La.”

至此，我衷心祝愿曾经会讲“昆明话”的布伦村，日子么一天比一天板扎，生活么一年比一年实在，和和美美，样样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