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桑花为爱而开

（上接10月18日第四版）

       直到现在，这些在本地生养，或是在藏区长大的后裔，仍沿袭着走亲戚、串门子的习俗。当然，也有一些情况是例外的：在大研古镇白马龙潭东面，有一商户叫“本满杨藏客”（纳西语应为“光义街”的“杨藏客”），其门下共有弟兄六人，其中一位名叫杨愫的，早年走茶马古道到藏区后就一直音信全无。1998年秋，一位在北京某部队工作的杨门后裔杨勇武，因公出差到了西藏。他时常记挂着家中老人“一定要在藏区找到失散亲人”的嘱托，在西藏军区、拉萨机场领导的帮助下，与战友一行九人来到了山南地区首府所在地泽当，具体说明了此行的来意后，山南地委、人大、行署、政协等主要领导接待了他们，并马上组成了四个工作组在整个山南地区分头查找。忙了整整一个上午后，终于从行署秘书长带队的一行人马中传出了好消息：“寻找杨氏失散亲人已经有着落。”于是杨勇武一行在山南地委、行署领导的陪同下，带着大包小包礼物一同去看望了失散近70年的杨氏亲人。当说明来意，互作自我介绍，大家一同坐下来拉家常时，方才知道作为杨勇武曾祖父辈的杨愫老人，已于20世纪80年代去世。原来，杨愫老人当年走茶马古道到拉萨后不久，就在当地先后娶了两位藏族婆娘，并在山南地区定居了下来。杨愫老人离乡别井之时，只是一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有道是“别是君未婚，儿女忽成行”，由于70多年的古道伉俪，早已越过了“钻石婚”的分界线，其后裔杨勇武见到的现状，应当说是“几代儿孙忽成行”了。

       一个纳西族汉子与藏族女性的“一夫二妻”联姻，演绎为今天杨氏后裔在藏区的若干个家庭喜怒哀乐的“裂变”。“天若有情天亦老”。杨勇武面对接待他们的两位祖母辈老人，以及她们的家人，虽有千言万语要说，但又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等到要聚而复散了，两位藏族祖母和他们的家人与杨勇武一行抱成一团哭成了泪人。悲从喜来，平时不轻易掉泪的杨勇武一瞬间被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感人场景所同化，也令在场所有人目睹了发生在世界屋脊上的最能震撼人心的一幕。

       这无疑是纳西族、藏族同胞在茶马古道上的联姻通婚、长期交往中的爱情、亲情与友情的经典之一：杨氏在藏区的后裔们，每一辈人中的长子或是长女，户口上均注明了“纳西族”字样，说明了他们都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彩云之南的丽江，没有忘记自己的血管里，永远流淌着“纳西祖先”的血液。据杨勇武介绍，由于杨氏在西藏的后裔们，大都聆听过其曾祖父辈杨愫老人在世时“要努力学习文化，爱国爱乡”的传统教育，因而在社会上都很成器：有的成为国家公务员，有的在各类高校深造。他觉得，在藏区的杨氏后裔们，他们的骨子里照样有“天雨流芳”（纳西语：读书去吧）的遗传基因。他们的成长、成才，不但为杨氏家族乃至整个纳西族露了脸，争了光，同时也从那次藏区之行以后，两地、两族的杨氏同宗后裔又续写了藏纳友谊在新时期的新篇章。

       2004年春节，杨氏在西藏的后裔杨荣峰及其子女杨平（杨勇武的叔辈及平辈），按杨勇武提供的线索第一次回到曾祖父杨愫阔别了70多年的祖籍地丽江探亲访友。有意思的是，这对来自西藏山南地区的杨氏后裔，还有幸见到了时年已104岁的二祖母周荣春老人及其子女们。丽江、西藏两地杨氏后裔的“千里寻亲”之举，因跨越了两个世纪的时空，而在一时间惊动了多家在丽江有拍摄任务的省外电视媒体，也一时间在拥有世界“三遗产”桂冠的丽江古城传为美谈。

                            三

       格桑花多情，在世界屋脊上不知疲倦地浮动着诱人的暗香；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神奇，在封闭隔绝、玄机四伏、奥秘无穷的幕帘下诉说着充满传奇色彩与悲壮情调的人生。这里是最后的秘境，奇异的爱情与婚姻家庭，被演绎得五彩缤纷、楚楚动人。

       只要从王嵘、王力东合著的《最后的秘境》一书中，走近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走近生活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喜马拉雅山南坡上的珞巴人和门巴人，人们就会为这里的奇异婚俗所感染、惊叹，继而为之折服。该书在《门巴村寨轶事》有关章节，披露了他们所见到的“门巴族家庭，一般都是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家庭一般都是以姐妹共夫或兄弟共妻的形式出现。据一些门巴族乡村统计，多妻或多夫家庭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十左右。一夫多妻制是原始群婚制的遗俗……一夫多妻制家庭招一夫上门共同生活，这也是历史上群婚制的残余。对这种入赘女婿形成的多妻家庭，与一妻多夫家庭一样，能被社会道德和舆论所认可。另一种是少数官宦富人，先娶妻、后纳妾，这是统治阶级特权蹂躏妇女的行为，多为公众舆论所不齿”。他们的婚礼也很特别，既隆重热烈又独具特色：首先是新娘家的动态，“天不亮就起床了，屋里屋外点起照明的松油灯。人们给新娘梳妆打扮，头上扎起五色彩辫，佩戴用彩线串联的玛瑙和松耳石耳坠，手上戴银戒指和雕花宽边铜手镯，胸前挂嘎乌——兽骨珠项链上坠护身盒，还给新娘穿上红色的内衣内裤和套裙，背上按古老习俗披一张小牛皮；梳妆完毕，新娘与父母话别”。然后是新郎家的动态，在一位能说会道者的引导下，一个10余人的迎亲队伍前往新娘家，但新郎不参与迎亲；到了女方家，男方家的人就一分为二，“一部分人专门去请新娘的舅舅，一部分人向新娘的父母献上哈达、敬酒道吉祥，然后催新娘启程上路。”迎亲队伍接到新娘的回归途中，男方要设三道酒迎接新娘。因按当地习俗，此时的女方享有绝对的权威，可以无理由拒绝男方的盛情，有意刁难男方的“仪规”。新娘到男方家后，要由伴娘将其“引入内室……要将新娘的一切衣服饰物脱光，从内衣内裤到婚装首饰，全部换成婆家的一套东西”。这种被称为“换衣”或“洗尘”的礼俗，实际上是当地婚俗由“从妻居”到“从夫居”的转化的体验，也是当地婚俗“由女权到男权的争斗性变革”。该书还在“珞巴部落秘闻”的有关章节，描述了珞巴族村寨青年男女的恋爱场景：“1997年1月珞巴族的新年初一……这是一年中全体男女青少年空前的一次聚会……几个姑娘好久没见面，相聚在一起就叽叽喳喳说笑不停。可是不一会儿，一个男青年一个眼神，其中一个姑娘就跟着走了。还有的径直来到姑娘面前提出邀请。就这样，姑娘们一个个被小伙子领走了。有的双双到大房子的角落里亲密交谈，有的则一对对躲进树林里幽会。到后来，就剩下少数目标未定的青年和一群少年儿童，留在空地上唱歌跳舞，尽情嬉闹。我们追踪那些相爱的青年，但是只听到他们低缓的歌声，却不见人影。那歌声显然是情歌……因为只在两人世界里交流，所以很难搜集到”。

       不论在门巴村寨，还是在珞巴部落，都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青年男女对吟情歌不愿意让旁人听到，而人们认为最羞于见人的“东西”却敢于公开亮相。现在虽然少多了，但过去家家户户、地头都插一杆木制生殖器是常有的事——“在林芝、门巴喇嘛主持的桑多白仁寺，看到神圣殿堂前竖立着形象逼真的男性和女性生殖器标志……这些被认为是古代部族生殖崇拜的活化石……以岩刻、雕塑、图画、木石复制等各种形式，流传到天涯海角”。这种典型的生殖崇拜文化现象，伴随门巴人、珞巴人曾经的“树皮兽衣、山崖石洞、刀耕火种”的社会，一直走到今天。它在门巴人、珞巴人所处的险恶生存环境、自然地理条件下，果敢、无畏地树起了人类不屈的丰碑。它不仅显示了生命的伟大存在，也表达了所有雪域高原人对自身民族兴旺发达的渴求与祈盼。

       现在的门巴人、珞巴人，虽然“依旧在额头绷着藤带背着沉重的竹筐，艰难地跋涉在深山密林、冰峰雪谷之间，过着远离现代文明的生活”，但他们的心中却一直有着世代永不落的歌，这歌“虽不见人影，但肯定是情歌”。如今，这歌声迎来了“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的冲击波”，迎来了大山外世界的八面来风；只要有穿上民族盛装的青年男女的大聚会，那么情歌总会从源自半原始生态的“犹抱琵琶半遮面”中飞出。总会有那么一天，当他们 情歌大交汇、情人大聚会与现代化浪潮拥抱之时，他们本身亦如雪域高原上一丛丛、一片片正在酣畅地怒放的格桑花，在新世纪的阳光下飘舞出愈加诱人的清香！

                              四

       格桑花开的地方，就有雪吻蓝天、霞落江湖的美景。雪吻蓝天，是因为这里的冰峰雪岭看起来更像洗尽铅华而变得娴静优雅的少女；霞落江湖，是因为这里精彩的婚姻家庭演绎，并不需要太多的粉饰和渲染，也不需要戴上面具哗众取宠——一切皆由自然之子左右，一切礼俗又与自然法则相得益彰。

       如果以大香格里拉的视觉去观察这里的婚姻习俗，就不难发现这里是一个多元而独特，充满个性又反差很大的婚俗文化圈，有的在世界家庭史、婚姻史和文化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堪称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品牌：如宁蒗泸沽湖畔摩梭人的“阿夏走婚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之所以典型，是因为它在世界上迄今尚存的母系制文化中，也是凤毛麟角，或者说在大香格里拉多姿多彩的婚俗文化中，也是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经典之作”。传说泸沽湖畔有一位美丽的格姆女神，风流出众，远近神仙都是她的情人。有一天，一位远方情人骑马前来与她约会，恰遇女神正与邻近的神仙寻欢作乐，那位远方情人愤然策马离去。闻讯赶来的女神为不能留住远方情人而哭泣，泪水注满了马蹄印，成为今天状似马蹄的泸沽湖。摩梭人认为格姆山是女神的化身，它不仅主宰着本地区的人口兴衰、庄稼和牲畜的丰收繁衍，而且也掌管着妇女的健康和生育。由于她的美丽出众，即使有众多男山神求爱，也不能令她动心。她没有丈夫，和永宁的摩梭人一样过着男不娶、女不嫁的自由生活。凡是每年农历七月二十四日，摩梭人都要以过“转山节”的方式朝拜他们心中的“格姆女神”。女神“阿夏制”的传说，促成了这一地区独特婚恋习俗的传延至今：建立走婚关系的男女双方，各自住在自己母亲家生产生活，分属两个家庭、两个不同的经济单位，男子到了晚上主动到女家，过偶居生活，第二天清晨返回自己家。

       有道是“谁个男子不钟情，谁个少女不怀春”，“阿夏婚”中男女之间那种甜蜜的初恋经过，在郭大烈先生《纳西族风情录》一书中有载：“在当地，男女少年在13岁举行‘穿裙子礼’，以后，便可以开始参加社交活动，十五六岁开始结交阿夏。男女双方通过生产劳动和平日接触，有了一定的感情以后，男的可以主动向女的提出：‘今晚若有空，我来找你玩可以吗？’如果女的回答：‘你愿意就来吧！’这样男的可以去女方家走访，按习惯双方要交换腰带、戒指、手镯等信物。”

       丽江坝子男女之间的初恋则称为“命若贺”。能否“命若贺”中具体的男女主人公，传统的做法不是太直白，而是通过一种委婉、含蓄的方式，即通过“时本”对唱来做出选择，不像现在似的苍白得只剩下一句“我爱你”。不过与“阿夏婚”中的初恋有一共同点，就是其基础都是建立在两情相悦的互动模式之上。如果说，丽江坝子中的“命若贺”是走向婚姻殿堂的第一步，那么泸沽湖“阿夏婚”中的初恋，则是走婚的实质性启动。它比前者的后果假设要直率坦然得多，虽然两者均不失为体现爱情最初表达的有效模式，但前者导致的假设结果是“夫唱妇随、从一而终”，而后者导致的假设结果却也是必然结果，即不需要承诺两人白头偕老、永不分开也能结合，而且后者与前者相比就没有太多的烦恼与负重感。

       泸沽湖的“阿夏走婚制”这一经典文化品牌，真的就到了“唯我独尊”的地步了吗？非也。无独有偶，似乎大香格里拉的天意总在乎好事都要成双——就在距泸沽湖数百公里之遥的鲜水河大峡谷中还保留着比摩梭人更原始的走婚制度。有学者说“大江大河是文化的摇篮，文化是沿着江河传播的”。按此推理，既然鲜水河与泸沽湖分别处于雅砻江上下游（鲜水河处上游，泸沽湖属于雅砻江流域之下游地带），那么两地的走婚不但是联系的，而且在过去有可能遍布整个雅砻江流域甚至更大的范围。只要随着《中国国家地理》的“大香格里拉典藏版”移动“镜头”，人们的眼前就会出现一条“流淌着女性文化的江”：

       ——雅砻江流域无独有偶的走婚现象，以及实地踏访称“走婚大峡谷”的鲜水河流域的经历，让专家、学者们惊奇不已，成都著名藏学学者邓廷良甚至断言：“走婚是人类婚姻的未来。”

       ——男女不组成家庭，各自为政，与自己的母亲、兄弟姐妹、姐妹的孩子住在一起，终生享受大家庭的亲情与关爱，不用担心“养儿防老”等世俗困扰，大家合力维持一个大家庭，个人的压力微乎其微。

       ——男女终生不厮守，好则好，不好则散，没有离婚、子女、财产继承等麻烦。

       ——鲜水河峡谷中生活着数千扎坝人。在亚卓乡的巴里村，采访者碰上了一个18岁的扎坝帅哥——白乌泽仁，一谈起“走婚”，他马上操一口流利的汉语说，他15岁就开始走婚了，那是在收购松茸时认识的一位姑娘。当问及他现在的女朋友是谁时，他转身指向了河对岸高山上的一个寨子。那寨子坐落在海拔4000多米的大山上，离河谷至少近千米的垂直高度。面对此情此景，采访帅哥的几个人大发感慨：“到达寨子，不亚于一场高难度的登山比赛啊！”

       —— “这里的走婚姑娘不会让你轻而易举地进来”，是因为这里的民居以高大的石雕房居多，姑娘往往住在二、三层。夜深人静时，你可以与有约在先的姑娘相会，但前提是你必须具备攀崖高手的本领，凭超人的勇气与胆量从墙体攀爬，然后抵达姑娘的房间。“这时姑娘就不懂放下来一条绳子吗？”有朋友问。此时居高临下的姑娘，不但不会“搭救”你，搞不好还会对你所面对的危险境地“幸灾乐祸”。你的“自救”成功了，你才是姑娘心目中“真正”的男子汉。

       —— 采访者从自己和采访对象交流中发现：“我们之间生活方式上的重大差异是怎么造成的，为什么是我们给他们发‘结婚证’，希望他们改变，而不是他们给我们发‘走婚证’，希望我们改变？”

       ——雅砻江曾是历史上“东女国”的核心地带，而作为其上游鲜水河大峡谷的走婚制延续了几千年。在有关部门已立项要开工建设水电站工程的今天，这种“走婚制”文化从此会在这块土地上消失吗？采访者在回归途中，一次次在自己心中发出叩问。

       大香格里拉的高山峡谷曾经布满雅砻江流域的母系社会走婚制，仅仅只剩下了鲜水河大峡谷、泸沽湖这样两个“孤岛”。鲜水河大峡谷的走婚神奇的是“同时几个乡都走婚，村里的年轻人走婚都要翻山越岭去别的村寨”。与泸沽湖走婚的男子相比，鲜水河的男子就需要付出更多的胆识、勇气和耐力。在当今“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汪洋大海中，也许两个“孤岛”的走婚制现象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启迪。因为两个“孤岛”的实例证明，他们已经为破解许多人类学家担心的”没有婚姻，何以形成社会，何谈人类生存“这一难题，做出了自己有益的探索与实践，从而使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蔡华的研究发现让世界为之震惊：没有婚姻家庭，他们的社会照样运行得很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