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 盏 小 马 灯

    2012年春，迪庆州委、州政府再次开展“千促”活动。

    动员大会结束后，我被分配到香格里拉市三坝乡哈巴村工作。这是我第二次进哈巴村工作，相比4年前，哈巴村又有了明显的变化。然而，哈巴村委会的房屋却依然还是那老样子，低矮的平房坐落在公路下，路面已与房顶齐平，周边的农舍已经挡住了村委会院内的阳光。

    哈巴村是云南警官学院的基层联系点。当学院领导看到村委会破损不堪的房屋后，当即决定在村委会原址上，为哈巴村新建一栋砖混结构办公用房。援建的消息不胫而走，让三坝乡政府领导欣喜万分，哈巴村干部群众更是盼望村委会新房能早一天建成并投入使用。

    为了迎接村委会新房的开建，党总支书记杨康为搬家的事忙得不可开交。我看到他在收拾房间时，从堆满杂物的屋子里翻出一盏锈迹斑斑的小马灯。见到这盏小马灯时，我的心弦被轻轻拨动。杨康见我提着那盏小马灯凝思，便对我说：“现在哪个还用这种灯，扔了算了。”“别扔，留作纪念吧。”我急忙说。之后，我用抹布擦拭着这盏小马灯，它勾起了我五味杂陈的心绪。

    这种小马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和城镇都很常见，它是深受人们喜爱的照明用具。而它的名字也似乎很多，有的叫它“风雨灯”，因为它有着风吹不灭、雨淋不熄的优点。也有叫它“桅灯”的，因为它可以悬挂在柱头或墙壁上，还能高吊在树枝或屋顶。至于为何还叫“小马灯”？我不得而知。

    小马灯做工很考究，它圆形的灯座便是油壶，灯座上配有一个灯芯柱和灯头。灯头像微微张开的“蛤蟆嘴”，灯芯如蛤蟆伸出的舌头。“蛤蟆嘴”一侧有个旋钮，可以调节灯光大小和亮度。外面镶着可以升降的玻璃罩子，即可防止风吹雨打，又方便擦洗和点灯、熄灯。灯架上还安装了手把，既可提也可挂。

    “文革”期间，我母亲被下放到大中甸公社吉迪大队（今建塘镇吉迪村）卫生室工作，那时吉迪大队还没有通电，母亲便买了一盏小马灯到了那里。1971年的冬天，在县城上中学的我放寒假了，便来到了吉迪大队，与弟妹们一起生活在母亲身边。每当夜幕降临，那小马灯就被点亮，顿时橘黄色的灯光弥漫开来，照亮我们家所住的简陋房屋，我们在灯光下看书或写字，有时听母亲讲故事。可那时经常会遇上母亲夜间出诊，她出门时总要提上那盏小马灯，让空旷的夜幕中游动出一路闪烁的灯光。我总希望小马灯照亮母亲回来的路，心里总想，小马灯亮在哪里，母亲就在那里。

    可不久，我心中的这一念想却破灭了。在第二年春天，母亲回县城购买口粮时从颠簸的拖拉机上摔到了山沟里，造成了腰椎骨折。从此母亲没能再回到吉迪大队。我到吉迪把母亲的行李和物品搬回到县城家里。那时城里已有了电灯，用不着再用那盏小马灯了，因为我极其喜爱那盏小马灯，便把它擦洗得干干净净，用报纸包好收藏了起来。

    也就在那年年底，那盏小马灯又重新派上了用场，原因是那时城里的电量始终不足，每天晚上10点以前，屋里的电灯泡形同虚设，其亮度远不及一支点亮的蜡烛。所以，家家户户又开始用上了煤油灯。那时我们在中学上晚自习，照明情况更是糟糕。由于电量不足，开始学校还提供晚自习照明用的煤油灯，后来考虑到灯油的安全问题便取消了，允许学生们自带蜡烛上自习。为此老师还特地重新编排了座位，好让没钱买蜡烛的同学能够“凿壁借光”。一时间我们上晚自习的教室，还真像是开“烛光晚会”的场景。

    就在那时，我把家里的小马灯带到了学校使用。每天晚自习那盏小马灯便“闪亮登场”，它成了我们班里响当当的“灯王”。与此同时，学校也在想方设法让我们摆脱“黑暗”的困境，可各种办法用尽却还是于事无补，最后学校决定派老师到昆明购买汽灯。直到汽灯在学校点亮的那一夜，我们又才回到了灯火通明的时光。

之后，我那小马灯也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而当我准备把它带回家中时，学校负责宣传的老师找上我，说要借我的小马灯做演出道具使用。我没有犹豫，便把小马灯交给了他。之后在学校宣传队表演节目时，汽灯明亮的灯光照亮教学楼的露台，一位女同学提着我那小马灯上场了，可小马灯微弱的灯光却没能引人注目。只听女同学高声唱到：“听惊涛拍堤岸，心潮激荡……”我知道这是京剧《龙江颂》的唱段。学校演出过了很长时间了，直到我快毕业了，却不见老师把小马灯还给我。《龙江颂》是讲述破私立公的故事，而我那盏小马灯也就发扬了“龙江风格”，被充公了。

    时光流逝，世事变迁。如今，香格里拉市城乡内外早已是电气化的现代生活。在灯火通明的岁月里，小马灯也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了，可我依旧怀念我的那盏小马灯。正因由此，当我在哈巴村委会看到这盏小马灯时，按捺不住心潮起伏。

    当夜，我仰望着哈巴山乡灯火璀璨的夜景，好像看到了母亲提着小马灯远远走去，看到了当年同学们围坐在小马灯下写字。是啊，那盏小马灯柔弱的光永远亮在我记忆的夜空里。它照亮了我们家温馨和苦涩的时光，照亮了我少年时代的梦想，照亮了我们艰苦年代的校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