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家的张先生

    张先生是我这篇叙事散文的主人翁。我认识张先生是在“文革”初期，那时我还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父母把我转到鹤庆县城读书，让我和弟妹寄居县城后街姨妈家里。也就在我生活在姨妈家的岁月里，我几乎每天都会和这位张先生相遇，开始就觉得这位张先生有着不凡之处。说他是机关工作人员吧，却常见他头戴草帽、肩扛农具；而说他是农民吧，却又见他穿戴整齐，走起路来大步流星。他从来都是早出晚归，来去匆匆地从街道上走过，很少见他和人搭讪和套近乎。而每逢在狭窄的巷子里和人相遇，他又总是主动为别人让路，若是遇到上了年纪的人过路，他要么主动搀扶，要么站在路边，向老者鞠躬致意。

就因为如此，我对这位张先生印象很深。后来才知道，这位姨妈家的邻居张先生，大号叫“张学智”，是文姓人家的上门女婿。按理张先生到文家上门做女婿，算得上是日久天长了，可街坊四邻的人似乎对他还很陌生。原来这位文家的张女婿婚后不久就“犯了错误”，被单位开除了。这还不要紧，他还惹上了牢狱之灾。我初见他那会，他从牢里出来还不久。就因为张先生是“劳改释放分子”，他获释之后没有了城镇户籍，被安置在县城边的一个生产队里插队，而由于他在生产队里没有住所，所以只能起早贪黑，往返于县城和生产队之间。

    张先生有一对女儿，大女儿文庆华小我两岁，而小女儿文庆红却还是不满周岁的孩子。由于张先生的妻子在距县城较远的乡下供销合作社里工作，所以两个女儿都由张先生的岳母文老太带着。因为这户人家分多聚少，导致大女儿文庆华见到她的父亲时还很拘束，不会叫唤父亲。而小女儿文庆红却只认得文老太和父亲，不认得自己的母亲。

    可是这位为人之父的张先生，在家里却没有任何的尊严，他岳母文老太十分嫌弃他，说因为他让文家在街坊邻舍抬不起头。为此，文老太多次提出要女儿和张先生一刀两断，哪知待张先生出狱后，女儿非但不离婚，反而又生了个小孙女。至此，铁石心肠的文老太，便把张先生当家奴来看待，只要见张先生收工回到家里，便随意使唤着张先生做家务。而仪表堂堂的张先生却任由丈母娘使唤，低三下四地生活在这个妇孺家庭，就连在家里吃饭动筷都要看文老太的脸色。

    那时我年纪小，很不懂事。按理都是街坊邻舍，论年龄我应该管张先生叫“阿叔”，只因为听说他是“劳改释放分子”，便认为他是“坏人”，所以一直都不曾对他有过任何称呼。可也就在那时，我心里也很困惑，总不能把张先生与“坏人”联系在一起。在我眼里他不像是个坏人，相反觉得“好人”也未免像张先生那样，做到与人为善、毕恭毕敬。为此我问过姨妈：“文庆华她爸是坏人吗？”姨妈告诉我说：“人家是改造好的人，你得有礼貌，管人家叫阿叔才对。”可我还是始终没叫出“阿叔”二字。那时不仅是我，街坊邻舍的所有半大孩子，都不曾对张先生作任何的称呼。

    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了文家院子里玩，我见到张先生没做家务，他捧着一本书专心致志地阅读。只是那本书的封面用报纸包住了，为此我想，那一定是一本精彩的小说。可又见他一边看书，一边还在书本上写字。出于好奇，我们便躲在墙角偷看他。不巧文老太带着孩子回到家里，她见到张先生看书便一脸不高兴，骂道：“书、书、书，你是嫌输得不够，还看什么书？剁猪食去！”

    张先生无奈，便把翻开的书反搁在餐桌上进了厨房。我趁机拿起张先生的书来看。让我惊讶的是那是《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张先生阅读的文章是《愚公移山》，在书页空白处，他工整的写着心得体会。也就在我想认真看他所写的字时，他走出了厨房。“《愚公移山》这篇文章你们念过吧？”张先生问我。“当然念过了，我还会背呢。”我回答。“会背了，还得会理解。毛主席说‘下定决心’，‘决心’是什么？老师是怎么教你们的？”那时我才知道这位张先生还真有学问。“决心是信念，是胜利的保证。为胜利要持之以恒，要不懈努力。”他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这便是我和这位张先生的第一次交谈，这次接触后，我彻底打消了他是“坏人”的看法。以后的一次，他先是把一本文革前的读物《英雄的徐学慧》借给了我，但不知为何，他突然不让我把书带走，说只能当着他的面看，而且要我保证不告诉别人看书的事。我答应了他，并用一下午时间看完了书，后来我才知道这本书里提及到苏联，也提及到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人物保尔·柯察金。原来张先生是怕人拿“苏修”说事。其实那时徐学慧是省里的领导，《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还不是禁书。

    也就在我和张先生接触后不久，一天他们家接到一个不幸的消息：说他夫人在农村供销社的运动中，长期忧郁导致病亡。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文家如同遭受晴天霹雳。街坊邻舍的人都纷纷来到文家安老抚幼，以怜悯之情帮助不幸的文家治丧。而按照当地风俗，死在外面的人是不能抬进城里的，所以灵柩就得直接送往墓地。而按照风俗习惯，送别死者时，需由死者至亲晚辈背一碗祭饭，引路送灵柩到墓地安葬，可由于死者膝下没有男儿，文家亲戚又没人愿意背这碗饭，一时间让送葬的事难以进行。而让人意外的是，哭诉的张先生毅然背上了那碗祭饭。见此情景，所有参加丧事的人都伤感得落下泪水。

    张先生的夫人死了，文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全家的开支落到了张先生一人身上。按理文老太应当感激这位有情有义的女婿才是，可那时的文老太已经气急败坏，她把家里的不幸全归咎于张先生命硬。说张先生克了她的女儿，害了她的家庭。于是变本加厉地虐待张先生，那凶恶的架势，试图把张先生逐出家门。然而张先生任由岳母的打骂，依旧和自己的女儿们在一起，厮守破烂不堪的几间房屋，忍辱负重地煎熬在苦难的时光。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情的风雨终于过去了。1980年，历经坎坷的张先生获得了平反，大理州委恢复了他的党籍和公职，接着他官复原职，重新出任鹤庆县公安局长。戏剧性的人物角色转变，让街坊邻舍又惊又喜。而大起大落的张先生，彷佛是从一场噩梦中醒来。那时我才知道，张先生学生时代就参加了地下党组织，解放后成为了党的干部。只因为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反对按领导旨意办案，被蒙冤多年而无处伸冤。

    时过境迁。正当这位局长成为人们的议论话题时，街坊四邻的人都说，张先生应该离开文家了，应该再娶个太太安生度日。而文老太的内心也忐忑不安，她后悔自己当初不该失去理智，故意刁难自家女婿。由此她既怕张先生离开文家，让自己颜面丧尽；又怕张先生不离开文家，让自己里外不是人。然而让文老太没想到的是，张先生却说：“没有妻子当初的忠贞等待，没有岳母照看两个孩子，这个家早就没了。没有这个家，我也就走投无路，等不来今天。所以我绝不会离开文家。”他用补发的工资交党费之后，剩下的钱修缮了文家的房屋，依旧和丈母娘和女儿们朝夕相处，仍然是平平淡淡地走在后街的小巷当中。

1981年，我在离开鹤庆县多年之后，回鹤庆探望姨妈时遇见了张先生。他虽然苍老了很多，但精神不减当年，仍旧风度翩翩，得体的制式警服在身上显得威严，大檐帽取代了他当年的草帽。见到他时，我还真不知怎么称呼他才好，好不容易从齿缝中挤出“阿叔”两字。当他得知我在中甸县农机培训站工作时，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和别的孩子不一样，适合去做文字工作，记住多读点书，好好深造。”

    也就那年，姨妈告诉我说：“文老太对女婿的态度变了，她劝张学智再婚。说就算找个女的到文家，她也同意了。可不知这文家是哪里修来的福，主动找张学智的人很多，但他就是不愿再婚，也还是不离开文家。”那时我还知道张先生的大女儿文庆华已经到县商业局工作了，小女儿也已经上初中。

    有道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正当这位传奇的张先生意气风发大展身手时，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机构改革正拉开了帷幕，他便从领导干部岗位退了下来，很快便又离休回到了家中。此后，他们家大女儿成婚了，佳婿进门时，当地书法家给文家送来一幅字画，上面文字耐人寻味：“赠张先生，学高智深：千辛万苦扬眉不低，苦尽甘来今日之事。”这还真是道出了张先生不平凡的人生。

    常言道：“好人终有好报”，然而现实并不完全如此。正当张先生本该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时，夕阳晚霞却没给他留下风光。一场大病之后，让他瘫痪在床无法动弹。好在他女儿和女婿也都很孝顺，无微不至地照看着他，让他减轻了病痛的折磨。遗憾的是2001年张先生驾鹤归西了。那时他年逾90的岳母文老太却还康健，文家再次经历了一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张先生去世了，街坊邻舍们为之悲痛和惋惜，也因如此，邻里乡亲都说：张先生是一位好女婿、好父亲，好党员和好干部。可也有背地里诅咒文老太的，说她克了自家女儿又克女婿。然而谁克谁都是迷信之说，只不过是邻里乡亲路见不平，表露爱憎的情绪罢了。这足以说明人们怀念张先生，也充分说明了他是一位值得称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