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 茶马古道与丹珍七林家族的历史记忆

◆王德炯 和卫芳

故园铭记着千里蹄韵的古道芬芳，桑梓注视着魅力不变的茶马情韵。当一首“千万里，我追寻着你……”的乐曲响彻耳际，我们的眼前总会浮现出一个人和一个家族的历史背景——这是一个喝玉泉水长大的纳西汉子，他有个藏名叫“丹珍七林”，这个家族系周氏门庭，为地道的丽江古城世家；他们和千万个家庭的男人和女人一道，在千年古道的大舞台上演绎了一出出历史悲喜剧，同时也让其中的主人公们留下了跨越两个世纪的记忆、文化与生活。

一个人背后：有一个以“濂溪世泽”著称的大家族

据《周氏家谱》称：丽江大研镇周氏始祖讳平，“洪武年间自江南入滇（原籍苏州常熟县柳营村，现为江苏省常熟市），创业于鹤庆、积德累仁，裕后世无疆之福，人文蔚起，皆此公赐也”。“至九世祖讳宗耀上丽郡而居焉，迄今十几代”云云。周启为周氏高祖周平之十四代重孙，引为本源直系，由曾祖父辈3人，到父辈兄弟（即丹珍七林之父辈）7人，父辈堂胞姊妹5人，至晚辈堂胞姊妹18人，堂胞兄弟11人，加上侄辈若干人。周启之系几代同堂一个门，60多人一锅饭，一直沿至1949年前。 丽江解放初各立门户的堂胞兄弟姐妹因一人一家而异，也有29个家庭。

丹珍七林系上述晚辈堂胞兄弟11人中的“老幺”，堂胞姊妹的子女们称他“又一舅”。那么，周氏家庭何以“濂溪世泽”著称？原来，周氏之大家庭庭院，坐落在大研镇忠义村，纳西语称“蒙空”（古城南门之意），入了大门便有“濂溪世泽”4个大字，醒目题于壁。又过二大门入内，其门上“家对”是：“濂溪芳草多生意，南国彤云灿笔花。”说明了周氏家庭风范与传统伦理道德合一熏陶下，出现过的大理学家、“新爷”、“贡爷”称谓的文人学士名流，对故居的眷念常以“濂溪”为首，以“多”和“灿”的精神财富为荣——富有新意的诠释在于现有周氏后裔将“濂溪”一词，与周敦颐的《爱莲说》“嫁接”到了一起：《爱莲说》之作者周敦颐原系湖南省道县人，字茂叔，宋代理学家。因他世居道县濂溪，后居庐山莲花峰下“濂溪”，人们亦称他为濂溪先生。不论周敦颐的“濂溪”与本文所指的周氏“濂溪”之一脉相承是否有立得住的考证，作为一种具有“世泽”门风氏族后裔的创意，窃以为也可算作是“上乘之作”吧！即使是出于在家族中倡导莲花之“出淤泥而不染”之精神，即使是纯粹出于“人为嫁接”，也算是颇具匠心的。

以“濂溪世泽”引申至周氏的守家立业这一块，也可发现，它是从门第人格化了的“贤、德、能”为标准，不搞论资排辈、以大小取位当权人；例如周氏门中的丽江周纹大家庭是排行老五的周瑛（即周石奇，丹珍七林之五伯父）掌门，在中甸（今香格里拉）号房或外部的工作则由排行老二的周琛（丹珍七林之二伯父）当家，后由排行老六的周璋（周炳奇，丹珍七林之父）执事当家。掌门当家人在家中一般不以“家长”自居，凡事允许上下辈同堂共议，但决策拍板又非当家人莫属。当家人不独断专行，其下设有管账人、管钱人、库房保管人、接人待物的跑堂人等等；另请用精明强干的小伙计若干人，负责内务杂活等。由以上人组成的管理体系，统一接受当家人的组织与指挥，各司其职，同辈相处，温俭恭让，上辈爱护下辈，下辈尊重上辈，默契配合甚佳。周氏的家庭管理也颇具特色：主要经济来源为经商务农，各户也留了大集体外的小自由，如酿酒、做醋、磨小粉等作坊，或是小生意，仅限于“妇女活”收入而已，而大家庭男子汉和所有工作人员，无论何种方式的收入，包括粮食、物资，必须经过账务处理，存入号房，由当家人按家规对生活、衣物、读书、对外往来、其他费用和逢年过节、医药、红白二事等等的规定支付外，统统纳入做生意的本钱。

值得一提的是，周氏晚辈中的十八位堂胞姊妹，大部分人都在周氏大家庭“60多人一锅饭”的历史岁月中，均以纳西女性特有的勤劳、聪慧、能干等优点，扮演过“贤内助”、“内当家”的不俗角色；即使在后来打散了“大锅饭”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家族中一有红、白二事之类的宴聚，不论三五十桌，还是百余桌的“八大碗”、“八盘四碗”，甚至是纳西传统的名宴“三叠水”等，她们都能提得起、放得下，打理得井井有条、色香味俱佳；不论姊妹合作或独当一面，均与“厨艺大师”相比几乎毫无逊色；对此，周氏后裔们至今都无一例外地赞赏有加。大型原生态歌舞剧《云南映象》中有一首歌：“太阳歇歇么？歇得呢。月亮歇歇么？歇得呢。女人歇歇么？歇不得。女人歇下来么，火塘会熄掉呢……”这与纳西女性披肩上的“披星戴月”含义如出一辙，与周氏十八姊妹在周氏大家庭中的“表现”如出一辙：周氏在生活的支用以及具体操作上，实行“厨内轮值制”（大概为一个月一轮值）；这种轮值人排在第一位的为各小家庭中的妇女。这种轮值人，不但要遵守油、盐、柴、米一日之规定用量，还要对超支超用部分后果自负（动用自家“小金库”），因为号房与库房从不会为之开“绿灯”。有人曾说，这种几代同堂一锅饭的情况，恐怕在丽江乃至整个滇西北也并不多见。如列成算式，每日三餐乘60人，按户均当值1月即为180餐乘30天的操持，又谈何容易！各家主妇每年都会轮上1至2次的“厨值”。轮值前，她们都得有所准备，因为谁都想露一手，都争着求个“刮目相看”的好名声，因而常用饭菜过了“领取界”，谁都舍得动用自己的“小金库”。

大家庭的一日三餐，早点只吃一个包谷粑粑或麦面粑粑，加一点辣酱。吃法不一，有的火盆边打酥油茶，有的吃菜、喝汤；午餐、晚餐则论资排辈，分老幼妇孺，依次入席。开饭时不得打闹、喧哗。就餐一般以8人一桌，几乎形成每个成员都有一个固定座位，缺席者可请人抵上，但不允许由下辈人代入上辈人的座位。每天的晚餐是四菜一汤，午餐一般都会有酥油茶。逢年过节，则另当别论。

其他生活开支也有约定俗成的规律，如有病，定点找中医吕泉源、西医杨吉仁医生，药费定向与之挂钩，统一由号房支付结算。别处医生也可自由去看，但药费各自料理。各户红、白事由大家庭料理，但超出部分由各户自行负担。每逢开学，分发给小学、高小、初中不同层次的学费、作业本，也有一些相应规定：如棉纸作业本若干，3~5元学费，1~2支毛笔，有时发一套新衣裤等，其他开支又由各户自理。一个60多人的生、老、病、死，饮食起居均有起码保障的“大家庭”，靠其家规家风的制约与激励，靠良好的管理秩序与严谨的家教系统，被这样持续了下来。

周氏家庭对读书教育的重视，也与“天雨流芳”（读书去吧）的民族传统一脉相承。家庭有赏罚分明的家规，做到几乎无人不信之，不固守之，不发扬光大之，得益于对小辈们的家教及时、得法。除了送学堂读书，每晚尚有家庭教师分级辅导上课。当时谁家的孩子打闹顽皮，不完成作业或不听老师讲课，是要受到不同方式体罚的。该村赵、杨二先生的严谨教育在晚辈人中，都留下了很深的记忆。当时还规定凡进入学堂者，每天起早务必描完一篇毛笔字，方可用早餐、去学堂。这种融传统美德与门规风尚为一体的家庭教育，得到当时府衙赐悬的“孝有家风”匾。

一个人背后：一段与茶马古道休戚与共的历史

“一个人”即本文主人公丹珍七林。谈到古道马铃，谈到茶马家史，这位马帮的儿子总有说不完的话题。“茶马古道几乎凝聚了我一生的心路历程。”他说。走茶马古道时的“德广通”商号由他祖父一代经营，1921年起的“恒德和”商号则由时任丽江商会会长的他伯父周石奇（周瑛）一手创建。其父祖辈清末在中甸搞缝纫业，后开设“恒德和”分号。该商号重信誉，业务扩至毗邻藏区。1926年，其祖父周尚德病重，自知不久于人世，传子侄5人到中甸，在病床上叮嘱说：“‘德广通’倒号后，信誉犹存，‘恒德和’得以发展，你们将来必以信义为首，勤俭为本，同心协力发展‘恒德和’商号。”按照尚德临终前的安排，老五周瑛主持丽江家务，总管全盘，老二周琛、老六周璋经营中甸商号，老大献奇掌管拉萨商号。由于兄弟齐心协力，进一步发展了“恒德和”商号，并与赖家“仁和昌”等一起被称之为“丽江六大商业资本家之一”。

丹珍七林记得，他先后有一位任德钦商会会长的爷爷，又有先后任中甸商会会长父亲和叔叔，还有一位任丽江商会会长的伯父。他对父亲的“茶马行踪”，尤其记忆犹新：1930年，他父亲周璋不负长辈及家人的嘱托，接管了“恒德和”在中甸的分号。他父亲当时正值青春年华，因勤敏好学、处事果断，终令商号重振，财源日茂；他父亲眼光独具，乐善好施。局面刚有好转，就出钱做了许多公益事业，尤其是一些济贫救急、行善积德之事。20世纪20、30年代，中甸多次遭匪徒抢劫，百姓叫苦不迭。他父亲在丽江各商号以及在中甸有商贸活动的人户募集了一大笔救济金，并动用了一部分自家的资金，由他五伯父周瑛亲自到中甸救济。对此，中甸百姓感激之至。他父亲和五伯父周瑛一道，还出资在中甸城内打了一口水井，缓解了当地的人畜饮水困难；还出资对村寨道路及松赞林寺行道进行了修整改造。他父亲还与五伯父一道，为藏民与丽江通商及其子弟到丽求学给予诸多方便，在丽江设置了专门住房和落脚点，还按不同层次分为头人、马脚子住房、账房、牲口养歇处等；对来往的商旅客人接待周到。在藏区，他父亲尊重民族习俗、宗教信仰，特别重视与藏区有极高威望的松赞林寺松谋活佛以及其他寺的活佛结成友好关系。还让在丽江的子侄们，多拜上层人物为干爹，现周家六七十岁的人，大多有一个藏名，如七林佩初、次里拉姆等，其中本文主人公“丹珍七林”这一藏名亦在其中；当时西藏的五世摄政热振呼图克图（其于1934年至1940年任西藏摄政）活佛与周氏很熟，曾与西藏最著名的商号“三多昌”主人尼梅（其妻是热振活佛的同胞妹妹）去四川见蒋介石，丹珍七林之叔伯四哥周廷仕应热振活佛之邀担任译员。热振活佛在此行中先来丽江，住在周家，由他五伯父周瑛及父亲周璋等接待了他。当时周家人把庭院特地装饰一新，在床上铺了金丝绒供这位摄政活佛下榻。

丹珍七林的家族在商贸往来上，也颇有信誉。运到中甸来的山货，多半先交给“恒德和”号，经其评定出来货的质与价后，方与他人顺利成交。对紧俏好销的山货也不独占，公平地分与各商家，让大家都赚点钱（一些大商号不在此列），所以中甸许多中小商家，都十分称道丹珍七林之父——周璋的为人。1944年冬，川钱贬值，说假钱多，银水不足，市场拒用，县长李崇善委托周璋检验川钱，核定银水，用铁印章在钱上打码，按八成、七成、六成等流通，藏民凭码使用，皆大欢喜；周璋还动员了部分丽江做皮革业的手工业者到中甸，促进了中甸手工业的发展。

中甸地处滇川藏大三角“茶马古道”要冲，地理环境复杂，各种社会势力也很复杂，而周璋以德行和信誉，在中甸长期立足了下来。周璋在中甸长期担任该县商会会长，1945年后，周璋到木里、康定一带经商，会长一职由其七弟（周琏）担任。周璋在中甸任职期间，民间有“难事先找周家，官事也先找周家”之说：他曾经协商解决过一些上层人物之间的矛盾与纠纷。中甸的官员，每碰到疑难的案件，往往请其出面调停。坦英（藏语“县长”）、达达（藏语“千总”）到堂后，常请他旁坐，地方上各种大事也常征求周璋的意见，新任官员必先拜访周璋。人们当时见深夜提着马灯的官员到周家登门议事。周璋以经商为业，又巧妙周旋于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各种政治势力，又以行家里手的经商才干、处人处世的干练豁达，以及乐善好施与远见卓识，被公认为商界首席，并被连续推举为商会会长。

在解放中甸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二师师长廖运周曾多次到丽江他家拜访，了解藏族民情。其在中甸的七弟周琏（丹珍七林的叔叔），曾随廖运周等向汪学鼎做劝降工作，为解放中甸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由林超民主编的云南大学民族史研究生论文《新浪集》中提及“革命队伍中的红色商人”时，提到“李烈三、李达三、赖敬恒、赖敬庵、王少萱、赵紫垣等”时，也提到“‘恒德和’号周石奇（周瑛）投资2000元支持红色政权建立”一事；无独有偶，1952年土改时，周璋也主动上缴了黄金30两，政府以开明人士对待他……就这样几度春秋、几度风雨，丹珍七林的父辈家族们，在“悠悠驮铃、漫漫古道”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自己弥足珍贵的一页，也给家族后代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