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繁简春秋路

●殷著虹

《贺新郎·读史》是毛主席一首著名的词。词文中写道：“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借这意境深邃的妙然词句，用来比喻我从识文断字到打字习文的人生经历也很合适。我现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从开始学繁体字到使用简化字，走过了识繁书简的春秋路。回首往事还真有几分感慨。

我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1965年我在中甸中心镇小学上了二年级。记得那年开学，我们领到了新发的课本，可不久学校又重新给我们发了课本。两批课本从封面到内页的插图完全一样，不过里面的文字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课本是繁体字，重新发的课本统一为简化字。这让当时的我们既感到新奇，又非常的高兴，总觉得简化字比繁体字要好学、好写，于是对学习简化字带着一种新鲜感，很快适应了简化了字的课文。

尽管学校里上课用的是简化字，可离开课本见得多的还是繁体字，这难免造成我们认字中的错觉，以至于那时我只认为课本和《中国少年报》上的字是正确的。这以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小学生读物停刊了，“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等课文也受到了批判，语文课不再按课本教学，标语口号成了我们识文断字的唯一途径。

1967年母亲把我和弟弟转到老家鹤庆县城读书。一位姓杨的老师来做我们的班主任，班里所有的课程都只是他一人教。负责任的杨老师上语文课的方法很特别，他要求我们每天到报栏抄写《人民日报》和《云南日报》上的“毛主席语录”，带回学校之后，他把“语录”中的繁体字改为简化字教我们认字，又再讲解其中词句，从而让我们学会认字和阅读。

那时所有报纸报眼上每天都刊登“毛主席语录”。当时鹤庆县城有多处报栏，每天都有人在报栏前看报纸，当中有带着笔墨来抄写报纸的，也有拿着放大镜看报纸的。当我们到来之后，大人们叫我们不得喧哗、要守秩序。那时若遇上《人民日报》《云南日报》刊登同样的“语录”时，是我们最高兴的事，这意味着可以少抄报纸完成作业。

到了1968年，报纸才完全使用简化字。也就在这年底，鹤庆县编写了一套“乡村土教材”，使我们终于有了上学用的课本。可当我们打开课本一看，所有同学都愣住了。因为课本中的文字全都是繁体字。尽管教学时改为简化字教学，但很不方便我们学习。好在使用这套“乡村土教材”一学期后，学校又使用“云南省小学试用课本”教学，才真正结束了我上小学没有课本的历史。而让我庆幸的是，因为我爱学习，在特殊的年代里坚持读书写字，也因为少年时和繁体字、简化字打过“交道”，为我之后的学习进步起了重要作用。

1971年母亲又从鹤庆把我转回到中甸读书，由于“文革”中教学和升学制度都不正规，我那时还没能小学毕业。为此母亲给县里递交了一份申请，希望我一次性进初中上学。对此，学校老师对我进行了简单测试后，便让我进了中甸一中初中班。那时我们是学校恢复招生制度后的第一批学生，所以老师对我们的学习抓得很严，我也很快适应了正规的教学制度，学习成绩也在前列。就在这年，学校要求我们在假期里参加学工学农活动的同时，学会读书和写日记。

在那个年代里，要找一本课外读物很难。父亲把学校的要求对单位同事说过之后，一位大叔便为我找来了上下两册一套的《西游记》，这是一套包装得很仔细的藏书。父亲把书带回家后问我：“你能读下这两本书吗？”“能。我在鹤庆就读过两本小说了。”我对父亲说。可接过书一看，我却傻眼了。这是一套50年代出版的书，全部是繁体字不说，文字也是竖版的。父亲见我为难的样子对我说：“咱看不了还人家吧？”而我仍坚持说：“我能看下去。”

这天以后，我便吃力地开始看这部小说，开始时我把第一二回中看不懂的字全记下来，通过查字典后再重新阅读，就这样读过几回和反复认字后，我便能顺畅阅读下去了。正是被《西游记》出神入化的情节所吸引，让我痴迷在神奇的孙悟空故事中。我一字不漏地阅读完这部古典小说，也从中真正认识了繁体字。

此后我又阅读了另一部繁体字小说《欢笑的金沙江》，自此我识字量大增。但却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很多字我只会看，不会写；二是有些字我记住了繁体字，却不认识简化字。开学之后，在语文老师布置的作文中，我会在作文中掺杂着几个繁体字。开始老师只强调说要写简化字，可在一次突击检查我们的日记时，老师发现了我的日记中仍存在繁体字，便当着全班的面严厉批评我说：“时代在发展进步，不要再固守封资修那一套，当跳梁小丑！”也就那时班里同学给我取了个绰号叫：“殷丑”，直到现在还有同学这么叫，这成了我书写繁体字烙下的记忆。

初中毕业后，我继续在一中上高中。可后来受“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学校很少进行文化课教学，转为开展“开门办学”。1975年我高中毕业，和同学一起到了农村“插队落户”。面对繁重的农村体力劳动，我们都没时间顾及文化学习，以至于当时我们的知识水平出现了退步。

就在1977年底的一天，国务院公布出《第二批简化字方案》（简称为：“二简字”），第二天《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全成了“二简字”。这在当时犹如一阵飓风吹遍城市和乡村，到处掀起了学习“二简字”热潮。接着在电影里、在宣传画上全部采用“二简字”，城里的标语、新发行的书刊上的文字很快被“二简字”所取代。铺天盖地普及“二简字”的群众运动，既让我们感到惊奇和兴奋，又促使着我们尽快学习掌握新的简化字。

一钉一隼的“二简字”，学起来倒也容易：如“年龄”可写作“年令”，“鸡蛋”可写作“鸡旦”，“餐厅”成了“歺厅”，“街道”成了“亍辺”等等。有的笔画繁多的姓氏也改了字，如：“戴、董、傅、萧、阎”，分别用“代、苳、付、肖、闫”所代替，而“廖”则简化为“广”字下面加一个“了”字。还有很多字被简化：“酒”写成了“氿”，“信”成了“伩”，“停”可以用“仃”来代替，“展”变成了“尸”字下加一横，“影”是“井”字后加三撇等等。

在当时中央领导人使用“二简字”题词的鼓舞下，我们知青投身到了学习宣传简化字的热潮中。我们把村里村外能见到的字都改为了“二简字”，同时举办夜校突击对有文化的中青年人“扫盲”。可就在“二简字”热火朝天地推行使用中，第二年的7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却又突然停止使用“二简字”，恢复使用了“一简字”，但“二简字”却仍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和使用中。

1978年底我参加了工作，回到县城的第一感觉是，好像各行各业都特别强调自己的简化字。我母亲在的医疗部门工作，使用的简化字很多，其中的“预防疾病”，写的是：“予防疾疒”。我父亲在交通运输部门工作，“交通”已简化成了“交迚”，而“运输”的“输”字，变成了车字旁后加个“入”字。我弟弟是当警察的，警察的“警”可写成“井”字，“察”字成了宝盖头下一个“叉”字。当我到了农机部门工作，“播种机”可以写成“抪种机”，而机器的“器”字，是“口”字中加一竖，俨然是个放倒的“日”字。那时在中甸县使用频率高的“藏”字，简化成了“艹”下面一个“上”字。而“雪山草原”简化成了“彐山廾原（其中原字是：厂字下加元字）”。

1981年我到临沧出差，在下关客运站购买车票后发现，到站地点是“〇仓”，我拿到票后便问售票员：“这写的是什么字啊？”售票员却说：“写的就是临沧（〇仓），这都看不懂啊？你是老土还是老古？”也在那时我才发现，这个客运站把很多地名都改了字：“楚雄”成了“楚厷”；“鹤庆”成了“合庆”；而“洱源”的“洱”字中间少了两横，“源”则成了“沅”；“漾濞”变成了“洋沘”；“巍山”的“巍”则写成了“山”下面一个“位”字。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字不能随意地简化。也就这年8月，国家文改委再提出对“二简字”的修订草案，减少了部分“二简字”。

直到1986年6月，国家语委这才提出了停止使用“二简字”，并重新公布了“一简字”总表。这之后，我便重新学习使用“一简字”，但由于经历过一路的文字改革，到目前为止若不借助于字典，我还不完全能辨认有的文字。而在我书写的文字中，也还存在个别的繁体字和“二简字”。由此看来，读书写字一旦成为了习惯，真要改掉也很艰难。

不过认识繁体字也很有益处。我在业务工作中，可以轻松阅读海外读物，及时收集相关的信息资料。但看惯繁体字也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苦恼。我家原住在州博物馆对门，平时我很不在意博物馆门头上的字，而一天我竟觉得那上面的“馆”字有些不对劲。在我印象里，馆舍的“馆”应该是“舍”加“官”字，为此我查过字典才知道“舘”早已简化成“馆”字了。又一次我在报上看到一条《背包银行下乡来》的新闻，总感觉标题有点怪异，看过之后才知道“背包”是指背挎包，而不是打理行装的“背包”，才知道我写的“揹”字已经被简化。类似的事在我经历中很多，也让我很纳闷，感觉有的简化字确实简化得不是很好。

在我写作本文前，网上一篇《四川86岁老人寻牺牲儿子坟墓38年》的文章触动了我的心灵。看过之后既让人伤感，又觉得心里不是滋味。说的是四川省阆中市一位86岁老人，失子后又丧妻，38年过去了，才等到他牺牲儿子蒲仕平的《烈士证明书》并找到儿子的墓地。原因是蒲仕平烈士的身份一直得不到确认。多年来经多方寻找，最终才确认长眠在屏边烈士陵园的“卞仕正”便是他的儿子。而把“蒲仕平”误为“卞仕正”，就因为当年使用简化字中，把“蒲”字写成了“艹”下一个“卜”字，加上可能写字不工整，造成了今天不应有的痛苦和伤悲。

岁月匆匆，光阴似箭。回顾繁简春秋的人生经历，凿凿是“只几个石头磨过”。而今当我们沉浸在信息化的时代里，切身感到应该规范使用国家统一的文字。可近些年繁体字、生僻字和异体字不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给现代生活方式造成了许多不便。尽管繁体字和简化字是情同手足的弟兄，却又是汉字的两种形态，这当中存在着很多词汇上的差异，而用电脑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繁简转换”。为此，我很赞赏有识之士倡导的“识繁书简”主张，真希望年轻的一代正确使用简化字，同时认识繁体字，这样有利于我们与传统文化的接轨，与中华文化发展相向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