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 奶

●祝弘

我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从小就没见过自己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在我小的时候，当见到别的小朋友除了能得到父母的关爱之外，还能得到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的疼爱时，心里无比的羡慕。为此我曾问过父母：“我咋没有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呢？”而父母回答是：“所有人都有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的，可你出生时，你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都去世了，所以你没见过他们。”

而后“文化大革命”到来，被挨批斗的父母难以关照我和弟弟妹妹，1967年便把我们送回到了老家，寄养在姨妈家中。姨妈家居住在老家县城，他们家庭人口多，生活也不算富裕。我们到了他们家后，实际上就连父母的关爱也就很难得到了。而在姨妈家中，有一位老人走进了我的少年生活，以至于我至今对她难以忘怀，她就是我这篇文章描写的姨奶。

姨奶是我外婆的亲妹妹，在我和弟弟妹妹寄养在姨妈家中那几年，她都会经常到姨妈家里来，实际上是借故看看我们。而对我和弟弟妹妹三人中，她最关爱的是我，最疼爱却又是我妹妹。有时她会悄悄给我点零食或零钱，并叮嘱我：“别告诉别人。”而凡遇上城里人的红白喜事时，她又会特地带上我妹妹去赴宴。看得出姨奶对我们寄人篱下的生活很怜悯，对我们的成长很在心，但又不想介入姨妈家里的生活。对此她对我们的关爱显得无能为力。

姨奶是个穿着整洁、举止拘谨、说话办事很讲究分寸的老人。记得她第一次来看我们时，最先告诫我们的事是：要循规蹈矩、知书识礼，任何事不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以后她每次来到，又总是先重复这些话，才询问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后来许是她怕过多提及姨妈家里的生活，到姨妈家里也总是找个借口，不再问我们的生活情况。但从她那慈祥的目光中，让我看出她的恻隐之心。她同情我们寄人篱下的少年生活。

也就在老家生活的几年中，姨奶总是隐隐约约地关爱我们。由此我对她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而对她坎坷不幸的一生，却让我扼腕叹息。

姨奶钱氏大概出身于1899年，她身材矮小、瘦弱。听人说她年轻时容貌出众，且能干而贤惠。只因为家庭贫困，把她嫁给了城里一户姓苏的人家，做的却是人家的二房。在旧时的婚姻制度中，二房女人根本没有任何的家庭地位。姨奶嫁到苏家后，曾为苏家生过一个男孩，遗憾这男孩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最终她在苏氏家没有一男半女，过的却是丫鬟般的生活。

就在姨奶30多岁时，她年老的丈夫就离世了。按说那时已经是民国时代了，社会上倡导妇女婚姻自主。可失去丈夫的姨奶，对婚姻之约却安分守命，她从来不提任何改嫁之事，而是一如既往地坚守在苏家的屋檐下，看护那大房女人所生的儿子志雍。志雍成了她对苏家的唯一希望。

接着苏家的大房女人也去世了。她便含辛茹苦地供养着和她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志雍。好不容易到了解放，志雍有了工作，娶妻生子，姨奶也算在家庭里有了名分了。可万万没想到志雍却得了一场疾病，撂下妻子女儿英年早逝。至此苏家人只有姨奶钱氏和儿媳潘氏、孙女苏珍三个不同姓氏的三代妇人。

我们在姨妈家生活的第二年，母亲从外地回到老家看望我和弟弟妹妹，当母亲带上我去看望姨奶时。姨奶见到我母亲的到来，忍不住含着热泪诉说家里的不幸。原来阿珍姐姐高中毕业了，按当时政策必须到农村“插队落户”，而那潘氏阿姨却嚷着要改嫁，面对一个“稳固”的家庭就将拆散，难以挽回家庭厄运的姨奶，觉得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时母亲劝解姨奶说：“新社会了，别用旧社会那套来要求儿媳妇。”

就因为姨奶一生的坎坷不幸，我母亲和几个舅舅每次从外地回老家，都首先去要看望她，她对自己的侄儿侄女们都相见如故。而对我那时在她身边更是亲切相待。记得在那年阿珍姐下乡之后，暑假里姨奶多次邀我和她到城外打猪草。每次打猪草归来，她都会给我1角钱和留我吃午饭。后来我才知道姨奶带我打猪草只是个托词，目的只是想带上我散散心。因为那年月用不了1角钱就能买一篮子猪草。

而就在此后，她孙女阿珍为了早早摆脱“插队落户”的生活，不到第二年就出嫁给城里的一户人家。我听姨奶对我姨妈说过：“饥荒三年饿不死手艺人，阿珍嫁的人家是打铁的。人品好，家里的日子也宽绰。”而阿珍姐姐出嫁后，她“儿媳”潘氏继续提出改嫁之事。而姨奶为了维护苏氏门第，明理恳求潘氏守节的同时，却又千方百计地讨好于她。按理潘氏阿姨在国营饭店工作，不愁吃饭问题。可姨奶为了感化她，想让她放弃改嫁之念，总是热菜热饭地伺候她。

然而一切都事与愿违，不论姨奶怎样悉心照料潘氏，执意要改嫁的潘氏却不领情，最终潘氏还是改嫁到了姓陈的人家。从此姨奶便无依无靠地守候着年久失修的老屋，孤苦伶仃地过着春夏秋冬的时光。好在孙女和孙女婿能经常看望她，而陈氏家人也不薄情，承担起了姨奶的饮食起居费用。渐渐地姨奶接受了现实生活。

1971年后，“文革”形势发生着变化，母亲接我和弟弟妹妹离开了老家，返回到父母工作地点继续上学读书。到了80年代后我有了工作，我便特意回老家看望姨奶，那时姨奶已经80多岁了，明显已经苍老了很多，但她除了有点耳背之外，身子骨还很硬朗。可尽管我们已经分别多年了，当见面过后，姨奶便又像小时候教诲我的那样，再次向我提出：要守规矩、要勤奋学习，任何事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

1987年我调回到老家，在县委会工作。当时县委和县政府都在旧时的县衙门里。姨奶见我在“县衙门”工作很高兴，目光敏锐的她，每次见到我都要拉上我说：“你在衙门里工作，是祖上积的阴德。你要知书达理，不可贪赃枉法，一定要守衙门的规矩。”而她说的次数多了，我只好躲着她，最怕她喋喋不休、没完没了。

以后我离开老家，重新回到原来工作地点工作，便很少见到姨奶。此后将近百岁的姨奶得到了政府给予的生活补贴，街坊邻舍对她的高德长寿称赞不已。她被尊为“寿高德馨老人”。而她为了答谢别人对她的敬意，按照老家习俗，自己购买几大筐吃饭碗在家里，她每餐吃饭用过碗，都被远亲近邻的人看作是吉祥之物，纷纷讨要被带去收藏。

到了1998年，当我听说姨奶病卧在床很长时间了，单位里的同事特意陪我回老家看望她。见我到来，她伸出那无力的手抚摸我。让我吃惊的是，当时她头脑还十分清晰，能准确说出我和我母亲的名字，问我孩子的情况，还是说要守规矩、好好做人做事。奇怪的是本来已经耳背的姨奶，那时她耳朵一点也不背，当她对我说：“我很快就能见到你外婆和你爸爸。”听她所言我悲痛欲绝，忍不住大哭起来，可她却一再劝我，叫我别伤心。而我怎么也舍不得松开她那双柔软的手。

我们走后第3天，便得知姨奶已驾鹤西去了。按照老家对死者岁数“男加三、女加四”的风俗，说她活了103岁，而我知道姨奶她真正是99岁去世的。至此我感觉出人的长寿似乎与荣华富贵、鳏寡孤惸都无关系，关键在于能够承受命途多舛的人生，能正确看待祸福旦夕的经历。而经过岁月的洗礼，让我时常想起姨奶生前对我们念叨的循规蹈矩、明理厚道口头禅，而今它便又成了我们教育下一代人为人处事的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