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切的教诲 难忘的师恩

——写在赵玉生老师诞辰114周年

★杨增适

20世纪50年代初，赵玉生老师从丽江调到鹤庆中学任教，教导处公布的教师课程表上写的是“赵玉生”，故而我们学生都不知道她的名讳“赵银棠”。我考入鹤庆中学后，就读于初二十一班（1953级），学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学生集体食宿。我的大哥当时读初三（十一班），班主任是赵玉生老师。我因家境贫寒享受助学金勉强够支付伙食费，但没有行李，只好到初十一班与哥哥同住。赵老师平易近人，如慈母般关心学生，不时来宿舍查看，找学生谈话，便认识了我。我虽然才十二、三岁年纪，因喜欢拉胡琴吹笛子，引起她的注意，戏称我为“小琴师”。

赵老师的儿子和毓伟是城镇完小的学生，每天放学归来喜欢找我们几个年纪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大哥哥”们玩耍，有时还把我们带到蒋家西院（教职工宿舍区），参观她母亲书房里满架的图书。听说我上小学时曾写过一封给志愿军叔叔的信刊登在《中国少年报》上，赵老师要去我的原稿看后鼓励我继续努力：“勤动脑，多练习，才能写出好文章！”（她的话言简意赅，对我启发教育很大，几十年过去了，至今仍记忆犹新）。为了得到赵老师的帮助，我常把作文本拿去请她审阅（她当时未任教我班语文课）。一次，她看了我写的一篇题为《我们的幸福》的作文，十分同意任课老师的批语，大意是“主题突出，语言流畅，感情真挚，表达出生活在新中国的青少年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无比热爱”。这天，她特别高兴，一再鼓励我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进步。

草海镇新民村的白族女青年苏映海，1953年在鹤庆率先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社，因成绩显著，被云南省人民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1954年荣获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还有一位云鹤镇新生邑乡的女乡长王腊妹，19岁牵头组织14户农民成立互助组，被评为“云南省优抚模范”。在苏映海、王腊妹的积极带动下，1954年初鹤庆掀起了农业合作化浪潮。这年暑假，根据县委布置，鹤庆中学成立了文艺宣传队，下乡演出。我和同班同学杨铠被指定自编自演一个歌颂合作化的节目。我俩平时爱好文艺，接受学校指令，积极性更高，便以苏映海、王腊妹的事迹赶写出一个类似如今小品的节目，但毕竟经验不足，加之文字功底差，得不到通过。杨铠突然想到赵玉生老师，我俩找到西院求她指导。赵老师接过剧本，逐字逐句修改补充。我和杨铠终于有了上台表演的机会。鹤中宣传队受到上级的重视，学校领导还指派几位热心的青年教师担任领队，趁假期带着我们到甸南金墩乡一带演出，观众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记得我们参加演出的学生各自带着简单的行装，吃饭不用交伙食费，学生食堂的一位姓王的司务长还有两名炊事员为我们操办伙食。赵玉生老师已五十多岁，身体瘦弱，在下乡演出中担任我们的顾问。当然，她是自愿来服务的，这让同学们十分感动。就是这次下乡演出活动，加深了我们师生之间的感情，杨铠的文学天赋引起了赵老师的重视。此后，杨铠向赵老师学习文艺创作，坚持40年往来不断，师生情谊甚笃。1956年8月，我初中毕业离开家乡到丽江求学。读高中的杨铠因家庭困难而辍学。他立志当作家，在艰苦的环境里笔耕不辍。上世纪80年代，他终于出版了散文集《蹄印拾花》、长篇小说《鼓楼胯下》，还有近百万字诗歌散文，发表于各地报刊杂志，成为鹤庆知名的乡土文学家。赵老师逝世那年，他写了一副挽联：“诗魂不断金江水；月魄长昭玉龙山。”落款“门下弟子杨铠稽血叩”。像杨铠一样得到赵老师栽培成才的学生何止一二人。《鹤庆县志》有如下评价：“赵玉生老师在鹤庆中学任教期间，热心培养学生中文学爱好者，有许多后来从事历史、民俗、诗歌等创作的鹤庆籍学者、作家，都做过她的学生，深受其影响。”这部记载鹤庆历史的志书，实事求是肯定了赵老师为发展当地文化事业培育人才做出的巨大贡献。

大约是1954年寒假期间，鹤庆中学有几位老师相约去鸡足山旅行。他们出发那天清早，我和几个听到消息的同学赶去南门外为老师们送行。赵玉生是这群教师中唯一的女性，一位娇小羸弱的老太太，居然敢与男老师们一起远足旅行。后来听说她不仅坚持一路上不骑马也不要人搀扶，还登上了金顶。旅游归来，赵老师写了一篇题为《鸡足山游记》的文章，由教导处刻印发至各班级让学生作范文阅读。这一时期的政治运动已涉及到文化领域，写诗作文被“上纲上线”，不少作者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横遭迫害。《鸡足山游记》据说是宣传了佛教思想，学校接到上面的指示，开展了对她的批判。

因为这次的“批判”和后来那些对她的不实之词的诬陷，我才真正认识了恩师其人其文，在内心里为她鸣不平。

玉生先生1904年1月1日出生于丽江大研镇忠义村一个寒儒世家，她的母亲知书识礼。由于自幼受母亲指点教诲，五岁时就能背诵几百首唐诗。六岁进国民学堂，十岁读县立高等学堂，十六岁离家到石鼓任教。一个女孩担任教师之职，在这样一个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确实是一桩了不起的事情。接着一度到昆明东陆大学读书，不久就在昆明小学，省立丽江中学、鹤庆中学任教，先后执教整整五十二年。有关史籍记载：赵玉生是云南省早期边地文学的拓荒者，在滇西北这块神奇美丽的文学沃土上，辛勤劳作，成果丰饶。她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只身前往边远民族地区了解民风民俗，翻译东巴文学。与马帮为伍，风餐露宿，到维西、宁蒗宣传抗日，施教送医，鼓励边民学习文化。1948年她的《玉龙旧话》一书问世，引起文学界、史学界的普遍关注，称之为边地文学璀璨的奇葩。解放初期，玉生先生到鹤庆中学任教，仍坚持业余创作。在极左路线时期，她蒙受不白之冤，常遭到莫名的批判，后到农场劳动改造，被迫停笔二十年。1979年平反昭雪时，已是75岁高龄。她退休后更加珍惜时光，每天伏案工作，增订《玉龙旧话新编》，编辑出版《纳西族诗选》，先后发表了近百万字的诗歌、散文、论文等著作，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著名作家彭荆风评价她“汉学基础深厚，工诗文，博学多才”。还说到她和周霖等纳西族学者对后人的影响：“前辈人的辛劳成绩，必将给更多有志于发展纳西文化的新的一代以鼓舞和力量！”。因此他还满怀激情对纳西文化歌之赞之：纳西民族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偏居山乡又名士如流，在云南二十多个民族中能巍立于滇西北高原，而令世界瞩目！赵玉生等文学前辈为家乡，为民族作出的成绩，将永载于史册！

我到丽江读师范的第一个寒假，回鹤庆过春节，到中学看望玉生老师。走进她的家里，与一群在外地读书回家过年的同学不期而遇。临别，学生们捧着笔记本请她题字。她赠我的题词是“勤学善思”四字，用钢笔草书，我一直珍藏多年。1993年1月赵玉生老师以90岁高龄仙逝。远在迪庆的我听到噩耗难以抑制悲伤，曾写过一首七绝古诗表达我对恩师的缅怀之情：

缘何年少爱文墨，为有高才细点拨。

勤学善思犹在耳，何惧书山路坎坷。

2016年1月1日，和毓伟著文《母亲的真诚与善良》纪念玉生先生诞辰112周年。拜读毓伟的文章，从那些生活小事的点点滴滴，我感动得几次流下热泪：

“为了支持社会主义建设，别人捐一元两元，母亲却一次捐出几十元，这是她长期节衣缩食节约下来的。”

“在农场改造期间，她每天早早起床，为难友烧水备茶；又把每月节约的粮票分送难友，让别人减少一点饥饿。”

“母亲70岁退休，与我一起生活。宿舍的公用楼道，母亲天天打扫。她说：‘为了社会进步和人类的崇高理想，应该从每件小事做起，从当今眼下做起。’……”

赵玉生先生的文章著述，是她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无论从研究纳西族的古文化，或者对近代丽江地区文学艺术的了解来看，都值得细读。先生深藏于心底并付诸行动的待人接物的真诚、善良、美好的品行，同样是她留给后代的精神财富。真善美的意义，在极左的政治环境里被扭曲。在那样的年代里，赵先生的“劳动改造”、“遣返监管”，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最高指示下，顺理成章，成了她实现崇高理想付出的代价。

1981年5月，居住在昆明的赵玉生老师接到丽江县文教局的聘函，重返家乡选编纳西先辈文士遗作。她被安置在山环水绕、风景秀丽的玉泉公园半山的图书馆内。前院住着她的侄辈、著名作家牛相奎一家。由于有牛相奎夫妇的照料，县里还安排了一位大学毕业的女同志协助她工作。她每天有良好的心情和充足的时间埋头几案，著书立说，写诗作文。她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不仅担任丽江县政协委员，还被推举为“玉泉诗社”社长、名誉社长和云南省诗词学会顾问，晚年生活既充实又快乐，果真是“晓色催人行进早，长征大道又新时”、“瞻望景无限，敢虚迟暮年”。1986年5月，赵老师毅然启程赴延安作“补课之行”，了却多年宿愿。途中还攀登了峨眉山。归来灵感泉涌，出版诗集《雪影心声》。谁会相信这位终日愉快忙碌的老人已快近90高龄！

1983年冬季，我接到《边疆文学》编辑部的通知，要我到昆明修订拙作小说《转经路上》，省作协还发函德钦一中（我当时工作的单位），为我请了创作假。那时还没有后来定期分片举办的“笔会”制度，但对基层作者的业余创作还是很重视的，一旦发现有价值但还存在某些不足的作品，就邀请作者到昆明改稿，安排食宿，责任编辑每天都来面对面细谈稿子，直到定稿。这样的作品刊发时加编者评语排在头版，以引起读者的重视。记得当时全省公开出版声誉较高的文学期刊主要有《边疆文学》（时称《边疆文艺》）和《个旧文艺》，后来又有《滇池》创刊。生活在基层和远离省城的业余作者能在这几本刊物上露脸的机会有限。迪庆的喻国贤（藏族）、查拉独几（藏族）、亚笙（纳西族）等人，和我一样都是从《边疆文学》起步走进文坛的。我十分珍惜这样难得的机遇，按编辑老师的提示修改润色，作品终于获得通过。返回迪庆时，我绕道丽江看望恩师（如果没有她老人家多年的指点，按我这样的智商和生活条件一辈子也无法写出一篇能引起上级重视的作品）。我先找到文友牛相奎，由他带我走进恩师居住的小院。一进门，看见她已变成面目清瘦头发花白的耄耋老人，心中不禁生出几分凄凉。听到我的声音，她取下老花眼镜，把我看了又看，然后说：“我在鹤庆待了这么多年，教过的学生虽多，如今还记得姓名的却不多了，你是罗协中，还是杨增适？我分不清了。”我通报了姓名，又告诉她：“罗协中原在昆明重机厂工会工作，后被省总工会借调担任《时代风采》编辑。”她欣慰地说：“你二人在我的印象里喜欢文学，长得也相像，这些年还不时读到你们的文章，还听说你们都出了书，我很高兴！”临别，她再次提示我：“不要辜负上级的培养和老一辈作家们的帮助。”先生的谆谆教诲我怎敢忘记，那是我一生刻苦学习努力创作的鞭策和动力啊！遗憾的是这次拜见恩师竟成了与她的诀别。

记得古人有一句名言：“夫君子之行，静以养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赵玉生先生从教终生，不仅在为人师表上白玉无瑕，卓尔不群，在生活上的宁静、淡泊，也为后人作出了榜样。她在云南文学艺术战线上，在纳西族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更是有口皆碑。

赵玉生老师永远活在一代代学子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