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瓦格博之子

——读杨增适先生散文手记

●王德炯

祁继先 摄

卡瓦格博是什么？是地球之奇观，大自然之杰作。卡瓦格博峰，梅里雪山主峰，位列藏区八大神山之首，处于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地区，海拔6740米，是云南省第一高峰，是全世界公认的最美丽的雪山，被誉为“雪山之神”。

卡瓦格博是什么？是云南藏区历史文化的温度与高度，魂魄与脊梁，是迪庆高原“香格里拉”和谐文化的标志性象征。近年来，我陆陆续续读到杨增适先生的三本散文集子，其中有《苍茫茶马道》《杨增适文集(纪实文学卷)》两本，是由云南民族学会藏族研究会列入《卡格博文库》系列丛书的，并另有《雪乡情韵》一本，是由丽江文化研究会、纳西文化研究会列入《丽江文化系列丛书》的。在每次阅读后的不忍掩卷之余，我都会越来越发觉他这位“胸中有竹春秋茂，心底无私天地宽”的鹤阳赤子，在数十年青春无悔的迪庆高原走来，在千百年亘古不变的卡瓦格博峰的注目礼中走来。他一路走来的足迹，镌刻在依然散发出青稞酒淳厚、酥油茶浓香的迪庆雪域高原之上。他与卡瓦格博，此生难舍难分。尽管岁月可以流逝，时光可以褪色，但卡瓦格博的冰清玉洁、神奇壮美，卡瓦格博的空灵深远、鲜活生动，依然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勃跃如初、熠熠生辉；他与卡瓦格博，痴情天地可鉴。数十年300多万字作品的披肝沥胆、披沙拣金，印证了迪庆州委原书记齐扎拉所称誉的他“完全是一个钟情于香格里拉文化的拼命三郎”，印证了鲁永明先生在为他《文集》序中所评价的他“是一位严肃勤奋的作家”，是迪庆雪域高原上人们“所熟悉和敬重的迪庆本土作家之一”。他笔下的神奇土地、悠久历史、远古传说、厚重文化、优美故事、和谐环境、勤劳的人民、多彩的生活，无不以画卷、诗篇、美酒的滋养与媪润，在感化、感动着他的每一位阅读者。虽说如今的杨增适先生已不再年轻，但他数十年如一日从苍茫茶马道浇育的高原情怀、大山精神，他数十年如一日在卡瓦格博神峰的注目礼中所浇育的生命与艺术之树常青的生机活力，依然在他“不见其人，先见其文，见了其人，文如其人”的每一本散文作品中，放射出独具雪域高原特色魅力的文学华彩。他与卡瓦格博，相交无畦田，相与如婴儿。他不愧为卡瓦格博之子，历经数十年卡瓦格博神峰注目礼中的“修炼”，他在“记住本来，开创未来”的大道上，带着三江风、茶马韵、雪乡情，向人们走来，向世界走去。

杨增适先生的《苍茫茶马道》一书，因被列入《卡格博文库》丛书系列，而界定为是从藏学、民族学的视野研究云南藏族及其他民族关系的一种学术性丛书。这一界定自然有它自己的道理，但读后给我的感觉最好还是归类为历史文化散文比较准确，因为该书内容虽然也涉及学术命题的探讨，但书中的大部分篇章结构、语言风格、思想逻辑等仍然应归类于纪实性文学的基本构架。在这个意义上说，阅读者只有从文学审美、学术探讨并行不悖的两个层面去解析，才能发现《苍茫茶马道》一书的真正价值所在。

毋庸讳言，茶马古道与云南藏区、茶马古道与迪庆高原，如同茶马古道与丽江一样，是一个博大精深、难以数尽的永恒话题。自2000年以来，我就开始关注茶马古道这一历史文化命题。我曾参与了原丽江大研镇人民政府组织的历时3年形成的《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大研古城——连接滇川藏的茶马古道重镇研究报告》，并于2002年8月22日在北京工人文化宫召开的专题讨论会上，得到费孝通、任继愈、谢凝高等国内20多位顶尖级专家学者的一致通过；此后，我根据自己对一些相关当事人的实际调查，结合参考一些专家学者已正式出版的相关文献资料，先后写了10多篇有关茶马古道与丽江的文章。我自己对茶马古道的一些研究及活动参与，得益于丽江对茶马古道研究的大环境。一方面，茶马古道存在了上千年，但它从一个学术名词到实体名词的历史，却只有20多年：1990年夏秋之交，木霁弘教授等“六君子”踏上了千年古道，经3个月的实地踏访，在一年后《滇川藏“大三角”探秘》一书问世，第一次对千年古道有了“茶马古道”的正式命名，木霁弘教授也因此成为国内研究茶马古道的首席专家。另一方面，丽江对茶马古道的研究则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从2002年“五一”黄金周原丽江大研镇人民政府在丽江古城推出的“茶马古道之旅——丽江古城民俗文化系列活动”算起，迄今也只有15年时间。在其间茶马古道研究之路上，虽有坎坎坷坷、起起落落、打打停停，但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对弄清楚茶马古道与丽江关系，弄清楚茶马古道与云南藏区关系、茶马古道与滇川藏关系的相关研究，迄今止也从未停止过。其间除召开了多次相关专题研讨会，有来自滇川藏及全国各地专家学者提交了数百篇论文外，2013年12月26至29日，茶马古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滇川藏三省区联席会议在丽江召开，会议全票通过了茶马古道申遗的三省区《共同宣言》。其间的研究成果，除专门选编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论文集》外，也不乏云南本土一批专家、学者、作家来自于古籍文献参考、田野调查等有关茶马古道文化的精品力作，如李旭所著的《藏客——茶马古道马帮生涯》、赵汉兴所著的《马帮走过天堂》、木祥所著的《丽江马帮》、夫巴所著的《马蹄踏出的辉煌》、杨杰宏所著的《龙蟠故事——茶马古道民族志》、马存兆编著的《茶马古道上远逝的铃声——云南马帮马锅头口述历史》、王文学主编的《茶马古道丽江雄风》、杨增适所著的《苍茫茶马道》等等，丽江日报也专门辟出栏目板块，集中火力打响了一场专门研究探讨茶马古道文化的“新闻战役”，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应当说，不论从茶马古道完整的学术理论构建看，还是从其系统的研究成果看，直至目前也只能说是仍然在路上，其系统研究仍然任重而道远。如果从业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看，其中杨增适先生的《苍茫茶马道》一书，无论如何是值得一提的，因为该书确实以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视觉，为研究茶马古道与云南藏区——迪庆高原的关系，送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其一如齐扎拉在该书《序》中所言：“杨先生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迪庆人，但他常年生活在这片高原热土上，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古老的历史和日新月异的现实交叉融合的轨迹给予他不竭的创作灵感，这样写出来的古道，既有厚重的历史积淀，又能读出博大精邃的香格里拉文化内涵”。从该书的不仅具有文学作品的悦读性，又有不可多得的资料保存与参考价值看，可以说这也是一般文艺作品所不能企及的地方。

从该书的资料保存与参考价值看，正好与“茶马古道与丽江关系”的研究者们有了一个时间空间上的无缝对接：该书的三个板块分别为“艰苦途程”、“马帮杂说”、“古道新韵”，三个板块各有侧重，又浑然一体。从该书的既有宏大的叙事，又有微观实证的描述看，其资料性更显得深入浅出、不可多得，如“马帮杂说”中的马帮出行习俗、马语——人和骡马交流感情的特殊语言、马帮的信仰和崇拜、测天术与太阳月亮经、赶马调——赶马人的天才创作等，从许多细节观察揭示了马帮文化的内核精髓，还增添了一些过去鲜有人知的“牦牛帮”、“毛驴帮”、“羊帮”之说的新看点。从密如蛛网的茶马古道线路看，最重要、最为著名的要数滇藏线和川藏线，该书研究的对象正是滇藏线上的主干云南藏区迪庆一段，其整条线路连接的是西双版纳—思茅—普洱—大理—丽江—中甸—德钦—邦达—林芝—拉萨。我常常想到，研究这条滇藏线的人固然不少，但一些人容易过于笼统、以偏概全，对整条线路缺乏全面系统的把握，尤其对线路主干迪庆一段知之甚少，因而对滇藏线古道难以形成系统化的阐释，无法给读者以整体完整的印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杨先生《苍茫茶马道》等一批学者、作家的著述列入《卡格博文库》，来补上云南藏区——迪庆高原“这一课”的话，对整条茶马古道滇藏线历史文化的研究，就很可能出现从丽江之后就再也走不出去的“断层”现象。好在有类似杨先生这样一批堪称卡瓦格博之子的学者、作家，不但为连接茶马古道上迪庆高原补上了不可或缺的“这一课”，而且也为云南藏学、民族学的建构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从该书的文学审美价值看也并不逊色，看去严肃的史学命题因为有了文学语言的阐释而显愈加鲜活与生动，其内容也因为赋予了“二度创作”的思维理念、情感视野，作品才有美感、悦感可言，作品也因为文学语言的洗练，地方特色的浓郁等而愈显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一面。全书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时代的温度，既有文学的角度，又有文化的高度。不论写景、写物、写人、写事，还是对古遗址、古庙宇、古村古镇、古桥古路的考证等，作者都成竹在胸，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有道是“盘错深而文章生，阅历久而识力定”，该书所体现的千年古道的历史气场、文化脉动，一直在告诉人们：这是一条茶文化传播之道，一条连接国内最多的商贸之道，一条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精神纽带，一条多元民族共生共融的民族走廊，一条沟通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桥梁，一条通向文明的历史之路，一条走向繁荣、富强、文明、和谐的未来之道。

杨先生的另一本《杨增适文集（纪实文学卷）》，也是属云南民族学会藏族研究委员会编入《卡格博文库》的丛书之一。该书作为历史文化散文，自然离不开将历史的真实和文学的技巧有机结合，他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散文，严谨中不乏生动，理性中不乏激情，读来常让人有大气挥洒，势若奔江之感：如红军长征过迪庆，在他笔下流淌为一曲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赞歌，当年红军将领贺龙赠送松赞林寺的“兴盛番族”锦幛，早已超越了时间空间的界线，不但成为如今中国军事博物馆的珍藏，也成为迪庆各族儿女心中最美好的珍藏；驼峰航线与飞虎队的那段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地传奇，在他笔下鸣奏为中国抗战史、国际航空史上让人刻骨铭心、荡气回肠的千古绝唱，也为“血浴杜鹃祭忠魂”的中美友谊树起了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纳古战役与德钦和平解放，在他笔下通过对解放云南进程中一次以少胜多、速战速决的经典战例——纳古战役，给和平解放德钦县带来了新转机、打开了新局面的“深描”，反映了在新生人民政权历史条件下迅速形成的新型党群关系、军民关系，讴歌了共产党人为劳苦大众打天下、谋幸福的高尚情怀；东藏自治同盟的组建，在他笔下再现为以海正涛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志士，在黑暗中追寻“井冈山的火种，延安窑洞的灯光”，在东部藏区率先燃起革命烈火的深情追述，让人在感佩不尽之余肃然起敬；迪庆军民支援和平解放西藏，在他笔下再现为一场人民战争之威力无穷的宏大历史场景，让人从中又一次领略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兵民是胜利之本”、“历史由人民所创造”这一颠扑不破真理的丰富内涵外延；滇藏公路的修筑，是一首“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英雄壮歌；中日联合登山队攀登梅里雪山失利始末，是人类向大自然极限、人类体能极限发起的最大挑战，其事件虽终因至今无人能征服而告破，但依然体现了一种人类理想信仰追求之自古以来生生不灭的大无畏精神；滇茶入藏的历史，开辟了茶马古道的几多兴衰荣辱，谱写了茶马文化特有的精神气质与文化磁场；古道巨商邦达昌家族为代表的诸多马帮商号，则为茶马古道的通达三江、畅行天下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天主教在迪庆的传播，则体现了自古以来多种宗教、多元文化在迪庆雪域高原的和平共处、融合相处、共生共荣的“大香格里拉”文化襟怀。还有在他笔下如陆云鹤、海正涛、马铸材、夏瑚、陈纪、赖耀彩、钟秀生、斯那尼玛、噶达活佛等一大批曾为迪庆高原的进步与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优秀人物群体，一个个从鲜活的历史深处走来，一个个从鲜活的文字丛林中走来，走向读者的视野，更走向读者的心灵。一个个人物背后的故事，在他灵姿摇曳的追述中知微见著，一个个人物的言行举止、道德情操，在他声色茂飞的回放中理实交彩——总之，每读到他笔下的任何一个优秀人物的故事，都能给人以“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强大感染力，这种感染力的源头，首先来自于他对迪庆高原这片热土痴心不改的挚爱与大爱，他在迪庆高原的数十年，做过教师，任过《迪庆州志》副主编、迪庆日报副刊特约编辑等，他数十年如一日行走在迪庆的高山峡谷、森林湖泊之间，也行走在迪庆各族儿女火热的生活与创造之间，当史志体例的逻辑思维，报纸副刊体裁的抽象思维，同时集中在一位少年时代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此后随时有佳作活跃在省内外报刊杂志上的才子身上之时，他笔下的纪实散文集子该是一部怎样的史诗画卷？！这种感染力的源头，还来自于他作为一位历史文化学者、作家对博大精深、独具魅力的云南藏学、迪庆藏族等各兄弟民族历史文化的精准把握、深刻领会，也正因为如此，杨先生才能做到不负众望地将散落在迪庆高原历史深处的文明文化“碎片”，用自己凝聚历史、珍藏感动的作品串成了不可多得的高原珍珠链。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这一“高原珍珠链”从此可以长长久久地在云南藏学、迪庆高原历史文化的天空中放射出一抹耀眼的光华。

杨先生的《雪乡情韵》，是列入《丽江文化系列丛书》的又一历史文化散文集子。

三江多情，香格里拉神奇，《茶马古道悠远》这本集子由“故园秋声”、“远天寄情”、“诗文赏读”三个板块组成，集子收录的30多篇散文，篇篇贵由情所至，句句珠玑落玉盘。有的继续保持了他对丽江、迪庆两地子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一历史文化大命题的深层探索研究，如《元在何处跨革囊》、《南京应天府》、《纵然来自应天府，祖籍何必柳树湾》、《徐霞客的遗憾》等作品，就破译了对丽江、迪庆两地人的祖籍地的辨识及其相关历史文化的其中奥秘；《德钦悲歌》、《电影往事》、《雪山道班旧事》等作品，就把迪庆高原上一些尘封已久的往事、散落尘世的感人片断，浇育成为了人们记忆中的复活之树；《亲人远从北京来》《情系桑梓 爱洒傈乡》、《京戏古词传新韵 维西丽江一家亲》等作品，就把丽江、迪庆两地子民世代友好以及各民族团结亲如一家的史实手到擒来、跃然纸上。有的作品还从丽江、迪庆两地自然、人文的角度生发开来，化作一股股叮咚作响在读者心田的雪山泉水，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天和得以清，地和得以宁，谷和得以丰，人和得以生”的奇妙世界。从《洛克探游香格里拉》《三江并流天下奇观》《碧塔海·杜鹃花·杜鹃醉鱼》《纪念梅里雪山》《宣科先生与香格里拉》《虎跳峡：老虎跳过的江峡》《鲁南渡口的变化》等作品中，读者能发现的这一奇妙世界，可解读为三江并流奇观、香格里拉境界，她是天人合一的人间净土，是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返璞归真，是对真善美的诠释和体验，是对物质并不匮乏的现代社会的叩问，是现代都市人的梦中家园——三江并流、香格里拉、雪域高原，其印象都是与现代工业社会相对立的一种理想王国：她是一个田园式的宁静国度，远山清音回荡，田园牧歌缭绕；她的风光是美的，有草地、森林、田野、雪山，它追求适度的物质生活，但她应当是一个秘境，即应当保持进入的一定艰难性，一如《中日联合登山队攀登梅里雪山失利始末》，只有历尽艰难，才有令人神往的神秘，才能成为理想。三江并流、香格里拉、雪域高原，与大美丽江、魅力迪庆的说法一样，她是有宗教信仰的，这里的人因有信仰而朝圣、因朝圣而心灵宁静安详；这一世界，还具现为作者笔下的茶马古道、泸沽湖女儿国、维西达摩祖师洞，具现为迪庆境内的纳西地名、丽江境内的藏族地名等等，一如作者在“诗文赏读”板块中《景宜与〈茶马古道〉》的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一如洛克对香格里拉的一见钟情、如痴如醉，徐霞客留下与香格里拉“擦肩而过”的千古遗憾，宣科先生与香格里拉的美丽邂逅、不解之缘，一个大洋彼岸女子在香格里拉千辛万苦寻找到的“康巴情结”，以及至今仍能依稀从这片鹰审视了千百年的土地上发现的丽江格子“吐蕃碑”、德钦普渡桥石碑、丽江靴顶寺楹联、牛焘诗《抵阿墩三首》历史文化遗迹，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走进《雪乡情韵》，就走进了三江并流、香格里拉、雪域高原所传递的历史底蕴、文化魅力中，走进《雪乡情韵》，就走进了丽江、迪庆两地各族儿女千百年来世代为之守护的深层精神文化圈中。

从当下及今后文化旅游发展大势看，杨先生一系列与丽江、迪庆两地历史文化题材相关的作品，无疑也是绕不开的“旅游宝典”之作，因为他为更多的人走进三江并流、香格里拉、雪域高原，打开了一扇窗，铺开了一条路，架起了一座桥，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系列作品也可视作三江并流、香格里拉、雪域高原的文化旅游必读之书，必悟之品、必领之情，可视作一位有着真情真爱的卡瓦格博之子，向中国和世界发出的盛情“请柬”——或许，其本身也是他系列作品的又一大现实与长远价值所在。

借此机会，我们衷心祝福杨先生在今后的日子里，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以不负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