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梅里雪山走来的英雄藏三连

【17日更新】

8户富裕户很恼火，但又不死心，还想争取更多的人。他们再一次召集16户开会。这次他们杀猪宰羊，进行“米秋桑聚”，设宴招待全村人，并要求全村团结一致，重新发誓。他们先是开导穷人，说：“汉人和藏人的关系就像木桩和乌鸦的关系，汉人是乌鸦，藏人是木桩，乌鸦飞走了，木桩照旧立在那里，藏人要独立自主，不能让汉人摆布，藏人不管贫富贵贱都是一家人”，等等。单珍扎史一听这些陈词滥调，怒火中烧，上前抢过火棍首先发誓：“我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已定，谁也扭转不了，你们不要枉费心机！”接着，几个穷人家的代表们也表示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几户富裕户想拉全村人支持叛乱的阴谋再一次遭到失败，后来，8家富裕户的男人们上山当土匪去了。

穷人们的主心骨单珍扎史召集全体穷人，他慷慨激昂地说：“乡亲们，我们几家都已经发了誓，死心塌地要跟共产党走，这个选择是穷人的正确选择，只有跟共产党走，穷人才能得解放，才能吃饱肚子，过上好日子。我们决不能违背誓约！但是，退一万步说，要是共产党在这里站不住脚了，我们8户人家怎么办？我想，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我们都要一起跳到澜沧江里去，绝不受二茬罪，大家敢吗？”穷人们异口同声地说：“敢，就照你说的办！”

土匪叛乱甚嚣尘上，亚贡村日夜不得安宁，每当夜幕降临时穷人家的大人们便领着一家老少成群结队地到山上森林里躲避土匪骚扰，白天大人们下到村里干点农活，晚上又回到森林里躲藏起来。这样的日子从1956年叛乱开始到1959年平叛结束，整整4年，这段时间里亚贡村人几乎在家里没有睡过一次安稳觉。

在这段时间里单珍扎史把全村人组织起来，把火枪和长刀都集中起来，分配给年轻力壮的男子们，组成联防队，保卫自己的家园。虽然当时鲁追和永宗只有十五六岁，他们都坚决要求参加联防队。有了联防队，土匪就不敢轻举妄动。后来县里来通知：动员各村年轻人去参军，单珍扎史积极响应县里的号召，带头把他的大弟扎史多吉、三弟巴丹加参和堂弟年仅十六岁的鲁追送去参军，他们是亚贡村里参军的第一批年轻人。

后来县里第二次通知各村动员青年人参军，单珍扎史又将他的四弟斯那旺丹和小弟鲁珠送去参军。单珍扎史的三弟益西农布是在1952年参军的。原来，1948年他和著名藏族诗人饶介巴桑到丽江学习，后来益西农布没有继续上学，而是到丽江公安部队当了兵。他在丽江公安部队当了三年兵以后复员回来，当时德钦正在组建民族基干连，1955年他又回到部队里，在民族基干连里当了副排长。这样，在平叛时期五个兄弟在一个连里当兵成为一个美谈。后来副排长益西农布和斯那旺丹两个在平叛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在第三次动员参军时，亚贡村里没有适龄青年去参军，于是，单珍扎史自告奋勇，报名参军，但年龄偏大，当不了人民解放军，他就参加了脱产民兵武工队。平叛战斗中他在后勤服务、运送伤员甚至参加战斗时勇挑重担，冲锋陷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表现突出，当了民兵连长。自单珍扎史走了以后，亚贡村经常受到土匪的骚扰、偷袭，先后有三名联防队员为保卫家乡壮烈牺牲。

因单珍扎史在德钦和平解放、平叛作战、民主改革等不同时期，在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平叛作战中作出突出贡献，光荣地出席了1960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民兵英模大会，被授予全国民兵英雄称号，并被国防部授予半自动步枪。

在斗争中成长的夫妻排长

关于鲁追和夫人永宗的事迹不但老县长讲到了，我在采访“藏三连”老战士的时候，他们也不仅记得“藏三连”里那位机灵勇敢、荣立战功的小战士鲁追，还赞美着在平叛中突围送信、英勇战斗的亚贡女民兵英雄永宗。

鲁追和永宗，同是1940年生人，都是穷人出身，从小在一个村子里一起长大，亲如兄妹，两个年轻人朝气蓬勃：鲁追一头黝黑茂密的头发，一双剑眉下一对乌黑深邃的眸子，高挺的鼻子,俊美突出的五官，嘴角微微轻抿，冷峻而不失温顺；永宗长得秀丽端庄，圆圆的鹅蛋脸润润的，两颊晕红，柳叶眉下细长的双眼闪动着爽直的目光，吐语如珠，声音柔和而又清脆，周身透着一股青春活泼的气息。他俩真是天设地造的一对。1955年，政府派来的民族工作队进村宣传党的民主改革政策，并给村里发放了大批救济物资，从未穿过裤子和鞋子的年轻人都穿上了新鞋、新裤子，全村人过上了快乐自由的生活。党和政府的温暖和苦难的童年使鲁追和永宗懂得了应该对谁亲、对谁恨，他们感恩于共产党，感恩于人民政府。1956年反动的土司头人、僧人与政府为敌，打着“保族护教”的旗号，发动武装叛乱，鲁追和永宗两个年轻人跟着单珍扎史积极参加反对叛乱的斗争。1957年，鲁追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平息叛乱的战斗；永宗在村里参加了民兵联防队，成为村里男女青年们的带头人，成为单珍扎史的得力助手。

鲁追参军时才十六岁，他兴高采烈地来到了一团二营民族六连，别看他年纪小，却人小志气高，有一股不认输的劲头，在连队里干什么事情从不落在别人后面；他聪明机灵又能干，而且人很实在，连里干部战士都很喜欢他。他军事训练非常刻苦，枪打得准，投弹投得远。战斗中当全连尖刀班时表现得非常机灵，遭到叛匪伏击时他可以做到与匪徒的枪几乎同时打响。老连长此里品初在上连史教育课时不止一次地说过：“只要鲁追和多吉在尖刀班里，你可以一百个放心。”对他的信任溢于言表。

1958年在碧土布朗雪山歼灭战中，排长一声令下，鲁追把身上所有的钱作为团费放下，只背一个水壶，以极其机动灵活地从叛匪的枪林弹雨中把冲锋枪夺回来，拉开枪栓向匪徒猛烈扫射，他的水壶上中了三枪，他却安然无恙，表现出革命战士高昂的斗志和高超的军事技能；在穿越羊拉甲午雪山时，在极其艰难、危险的情况下年龄最小的他克服重重困难，为全连开路，第一个翻越雪山；1959年在盐井江西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击毙叛首达水伙头的儿子……他在平叛战斗中荣立战功，成为英雄模范，为亚贡村争得荣誉。1963年鲁追被提拔为“藏三连”的排长，在部队时历任“藏三连”副连长、独立第七营侦察科科长等职。

巾帼不让须眉，在老百姓中永宗的名气好像比鲁追还大，她是个很了不起的女性。她自参加了村里的民兵联防队，工作十分积极主动，时时宣传党的政策，处处起带头作用。在平叛时期，亚贡村成了叛匪的交通要道，叛匪一有风吹草动，永宗就去送信，向解放军通报情况，那时她只有十五六岁。一天夜里，叛首马西鲁茸带领三十多名叛乱武装包围了亚贡村。村里十二名联防队员奋起抵抗，但敌众我寡，加之两名联防队员中弹牺牲，情况万分危急，永宗在这紧急关头受领了给解放军送信的任务。当时村里村外的几条道路全被叛匪封锁，跟永宗一起执行送信任务的此冬此姆焦急地说：“敌人卡住了路口，怎么办？”永宗想到不把情况报给解放军，全村的联防队员和群众就要遭叛匪枪杀，一定要冲出去，她拉起女伙伴朝村子南面的杂木斜坡冲去。开始，她们想悄悄地冲出叛匪的包围圈，但因踩上摇动的石头，石头“哗啦、哗啦”向坡下滚去，惊动了敌人，子弹像雨点般向她俩射来，永宗她们顺势向山下滚去，冲出了包围圈，连夜赶到阿东村，将叛匪围困村子、全村百姓危在旦夕的情况报告给解放军，并领着部队歼灭了叛匪，解救了全村的群众。

自从单珍扎史到县里当武装民兵以后，年轻的永宗姑娘成了亚贡村民们的主心骨。1959年西藏上层发动武装叛乱，德钦的叛乱武装得意忘形，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反动分子在群众中造谣煽动，吓唬群众说：“藏军就要打过来了，汉人是树上的乌鸦站不长了，必须投靠藏军，不然全家都要被杀死……”一时间谣言四起，群众思想很混乱，亚贡村的有些老百姓还对叛乱武装产生了幻想。危难时刻，永宗挺身而出，发动民兵做群众工作，他们摆事实，讲道理，摆封建农奴制度的种种罪行，讲共产党、解放军为藏族人民谋利益的件件好事，讲民主改革给穷人带来的好处，讲穷人只有团结起来，消灭叛匪，才能彻底翻身解放的道理，使群众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觉悟，挫败了阶级敌人的阴谋。

1961年21岁的永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民兵排长。生产建设中，永宗带领民兵发挥突击队的作用，1961年秋收秋种大忙季节，由于平叛刚结束，村里男劳动力不足，永宗带领五名女民兵，打破“妇女不能下田犁地，妇女犁地会死牛，庄稼没收成”等谣言陋习，驾牛犁田，保证了小麦、青稞按时下种，来年获得了丰收；在农田水利建设中，永宗带领民兵排和群众兴修水利，水渠需要从悬崖边通过，她带领民兵排攀悬崖，抡大锤，打炮眼，放炮炸石，打通了悬崖，架起了水槽，修通了全长十三公里的水沟，扩大灌溉面积，使粮食产量有了成倍的增长；永宗还带领民兵苦练军事技术，生产劳动间隙，一有空就练射击，练投弹，她领导的民兵排连续被德钦县人民武装部和军分区评为先进民兵排。1963年，德钦县授予永宗“五四青年突击手”称号，并树为民兵标兵。同年，她光荣地出席了云南省第四届共青团代表会和全国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1964年出席了云南省第二届民兵代表大会，会上宣扬了永宗的先进事迹，她被授予云南省民兵英雄称号。

在天愿作比翼鸟 在地愿作连理枝

唐朝诗人白居易的这句诗是鲁追和永宗之间爱情故事的真实写照。他们不但是同龄人，而且从小在一个村里长大，真正称得上青梅竹马。在参加工作，分别的日子里，一个在部队建功立业，一个在农村艰苦创业，但两颗纯洁的心始终在一起跳动，两双关注的目光始终没有彼此离开过。古人云：惺惺惜惺惺，英雄惜英雄。一个神勇威武，一个飒爽英姿，两个两小无猜的年轻人之间毫无悬念地碰出了爱情的火花，最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虽然条件艰苦，但是，他们的婚姻始终是甜蜜而幸福的，他们深深懂得“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席”的不解缘分，彼此非常珍惜，互敬互爱。在漫长的婚姻旅途中，鲁追夫妻俩无论何时何地，总是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对家庭，对培养下一代做到恪尽职守。鲁追刚强正直，豪爽大度，诚实善良，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让他的女人为他感到自豪；永宗善良贤惠，通情达理，相夫教子，有主见，有能力，不依赖男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让她的男人为她感到欣慰。永宗在担任德钦县委常委、副书记期间，从没有离开过农村，没有领过一分钱的工资，靠挣工分生活。当她被正式任命为佛山乡党委书记，可以名正言顺地拿工资养活一家人的时候，她却听从了丈夫的话：“我们一个人当干部就行了，你不要离开农村，我退休后还要回到老家农村的，你要是去当官，我们在农村就没有根基了……”她没有到任，把上级发她的六个月的工资一分不少地上交了。女民兵英雄亚贡永宗真不愧为女中豪杰，不管怎么出名，都寸步不离生她养她的家乡，一直在农村务农，挣工分养活孩子们。

鲁追两口子育有三个孩子，一男两女，大姑娘斯那玉追是为帮助别人解决困难而领养的，长大后嫁到了大理州剑川县，大儿子鲁进武现任德钦县副县长，小女儿斯那取宗现在是德钦县佛山乡副乡长。他们都在努力实践着父母教导的长大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什么叫崇高的理想，伟大的抱负？真正的实践者，绝对不是喊喊口号，摆摆架子，鲁追和永宗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业；在婚姻问题上相亲相爱，比翼双飞，白头偕老，是我们的楷模。

王凤朝：一位不可多得的政治工作者

2017年5月18日，我在丽江终于查到了“藏三连”老指导员王凤朝的电话，接通老首长的电话，我说明来意，老人家非常高兴。他住在丽江束河古镇的白沙村。知道我要来，老人家不顾腿脚不方便，走出家门很远，在马路边等着我。我们一见面都很激动，老人家脚虽然有病，但看起来精神很好，根本看不出是86岁高龄的老人。他紧紧抓住我的手，领着我往村里走，来到一幢三层小楼房跟前，他说：“到家了。”他家的这座小楼房是在他从迪庆军分区退休后村里给他拨了一块地盖起来的，占地面积很小，不过，盖成三层，四世同堂的一家人也是可以住得下的。老首长把我让进屋里，就按藏族人的习惯倒酒举杯，以示欢迎！他多年滴酒不沾了，但是，他说：“今天能与我们‘藏三连’的老同志见面，无论如何也是要喝一点的。”

我进屋一眼便看到了当年指导员王凤朝代表我们“藏三连”参加昆明军区先进代表大会时与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那张合影，我心里一阵激动，心想，一张图片比文字更能说明问题。接下来采访时我有点失望。本来得知老人家健在的消息时我有说不出的喜悦，老人家在“藏三连”当指导员有七、八年时间，连史就在他的脑子里，当年在昆明军区巡回演讲的“藏三连的先进事迹”材料也是他亲手起草的。我心里想，只要见着王指导员，我已经成功一大半了。可没想到过去的事情老人家已经记不太清楚，也说不太明白了。我特别想了解的连队初建、成长、剿匪等往事，以及事情发生在何年何月老人家就更讲不清楚了，深感遗憾！不过他虽然记忆不清，但头脑是很清醒的，语言表达能力还是很强的。我采取我问他答的方式，让他慢慢回忆，逐步记忆，他对他的出身、家里的情况、自己的成长过程记忆犹新，我的收获还是很大的。

一生最难忘的时刻

跟周总理的合影自然是我们首先提到的话题。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昆明军区在昆明召开了先进模范代表大会，当时的指导员王凤朝代表“藏三连”参加了先代会，恰巧当时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缅甸回国，路经昆明时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请周总理接见昆明军区先进模范代表，当时王凤朝被安排在第一排，当总理来到王凤朝跟前时，秦司令员介绍说：“这是一个藏族连队的指导员，他们这个”藏三连“在平叛战斗中荣立过集体一等功。”周总理听说是藏族的连队，就很有兴趣地问王凤朝：“你们连队都是藏族？在连队里藏族占多少比例？”王凤朝立正敬礼回答道：“报告首长，我们连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藏族，除了藏族还有汉族、纳西族、傈僳族等其他民族。”周总理说：“很好嘛，你们连队的藏族战士都会讲汉话吗？”王凤朝又敬礼答道：“报告首长，这个方面我们做得不够好，不少战士还不会讲汉话。”周总理亲切地说：“在藏区工作你们要注意这个问题，汉族同志要学习藏话，藏族同志要学会汉话，这样沟通起来方便了，可以促进民族团结嘛……”

从此，在昆明军区范围内，3709部队一营三连就叫“藏三连”了，其实，这是个荣誉称号，以后部队番号不管有多么大的变化，“藏三连”这个称呼一直没有改变过。

王凤朝开先代会回来后，在连里召开支部会议，传达周总理的指示和军区先代会的精神，大家听后欢欣鼓舞。关于普及汉文、学汉话的问题党支部专门进行了研究，经讨论最后形成支部决议：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战士都要努力学习汉文汉话，汉族要学习藏话；在班务会上、连排会议上作发言时一律要讲汉话，哪怕只会讲一句也要讲汉话，不准用藏语发言。这样逼着战士们学习汉语，大家进步很快。这个做法在“藏三连”成为一个规矩，连队的这个优良传统一直坚持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

天下的穷人是一家

王凤朝于1931年出生在丽江白沙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祖祖辈辈种地过日子，父母亲很勤劳，很节俭，但因地主收取的地租很重，加之高利贷的压榨，受尽了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家里日子过得很艰难。他父母亲生育了九个孩子，王凤朝是家里的老大，因为当时家里条件很差，生活十分困难，从老二到老七都夭折了，九个兄弟姐妹中活下来的只有他和老八妹妹、老九弟弟三兄妹。一家人经常是有了上顿没下顿，更谈不上有了病去治疗了。

老首长在谈到父母亲时老泪纵横，数次哽咽，他说：“我父母亲都虽然很能干，很勤劳，但是，在旧社会那个制度下，你再能干也养不活一家人。我父母亲真可怜，一辈子受苦受累。在这种贫困的条件下，他们省吃俭用，还让我去上学，真不容易啊！”王凤朝在学校里学习成绩很好，中间还跳了一级，老师都夸他聪明，将来会有出息。他看到为了让他上学，父母亲整天受苦受累，他上到小学四年级，无论如何再也不上学了，回家帮父母亲下地干活。

上世纪40年代后期，丽江已经有了地下党组织，组织了丽江“农抗会”（农民抗捐抗税协会），王凤朝参加了“农抗会”。当时丽江还有国民党的驻军一中队和二中队，县长习自成是个开明人士，地下党组织与他搞统战工作，共产党要求县长建立共产党领导的第三中队，县长欣然同意了。于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三中队建立起来了。王凤朝加入了第三中队，当时他才十七岁。加入第三中队的士兵大部分是穷人出身的，武器由县政府提供。在第三中队他接受了党的阶级教育、民族政策教育，经常下农村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丽江和平解放时，召开庆祝和平解放大会，王凤朝所在第三中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后面是成千上万翻身了的穷苦百姓，场面热闹极了，王凤朝感到无比光荣。

丽江和平解放后，国民党的第一、二中队被解散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三中队成了中坚力量，他们到宁蒗等地打国民党的民团，为劳苦大众撑腰。后来，王凤朝被调到丽江武装部工作，做助理员。1956年调到德钦县驻军第一团二营，担任营部联络股的助理员。在营里没待多久，他被派到六连（后来的“藏三连”）帮助工作，主要从事连里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当时在六连除了指导员、事务长、文书等几位同志是汉族外，其他都是藏族。王凤朝到六连后发现连里识字的战士很少，学习汉文汉话很吃力，再说藏族新战士中对汉族和其他民族还有一定的偏见，有隔阂，连队里经常能听到“甲古”（老汉民）、“姜古”（老纳西）的骂声；其他汉族连队的同志经过六连时也很少停留休息或吃饭。他看到后觉得这个问题比较严重，认为在原来政治教育的基础上应该加强阶级教育，提高战士们的阶级觉悟。于是，他给连队党支部提议，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给大家讲，汉族同志背井离乡、千里迢迢来到藏区为的是什么？他们都有父母，都有兄弟姐妹盼着回家团圆，但是他们为什么在这里流血牺牲？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解放灾难深重的藏族劳苦大众，因为他们是自己的阶级兄弟……

他和几个汉族同志带头忆苦思甜，讲内地地主的剥削压迫，讲自己家的血泪史，组织全连进行忆苦思甜，通过阶级教育，干部战士懂得了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道理，使同志们认识到天下穷人是一家，是兄弟姐妹，要团结起来打倒共同的敌人，战士们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团结友爱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从此，藏族同志和汉族同志的关系融洽了，其他连队的同志路过六连时，六连的干部战士都很热情：“老大哥来了，欢迎欢迎！”并拿出最好吃的东西招待他们。 （未完待续）

• 上一页
• 1
• 2
• 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