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父亲去世已三年多，但我感觉他并未远离，一家人共同生活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一切仿佛只是昨天。

父亲称得上是真正的“严父”，他虽然是不识字的农民，但在家庭教育上很重视言传身教。从我记事起，父亲经常要召开家庭会，不厌其烦地训教大家：做事为人，勤谨是第一重要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如同家门前的金沙江水一般滔滔不绝。很多人听过一些，就都有事先后走了，我先是听得津津有味，等听得累了，成为唯一听众没法走了。听众骤减，父亲的兴致大打折扣，很快也就结束了家庭会。自始至终听下来，常常感到神疲力乏。我如今的拙于言辞，也许是由此导致，因为通过父亲我认识到：道理摆在那儿，冗长的阐释并不能使它更加增色。

父亲当然不这样认为，他的意思是多少道理就是通过口耳相传保留下来的。他对自己的表达能力是很满意的。据说，父亲因为不识字，要求入党时有人反对：连入党申请书也不会写的人，怎么入党呢！他不服，要求用口头表达来代替书写，让大家评断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不是已经达到要求。结果是父亲顺利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只是20岁出头的青年。记忆中，父亲每讲到这件事，脸上就洋溢着一种特别的神采。我的心里暗暗奇怪：入党是啥事呢，让父亲如此勇往直前。我不敢问他，因为我的刨根问底曾让他大为光火：“‘说话香嘴’，晓不得啊？”好像言谈更多是让说者得到愉悦，质疑和打扰正说到兴头上的人是不对的。

我入党时都快30岁了，接到通知去工委谈话那天，我的两位老领导担心我能否顺利通过。他们的担心虽然没有变成现实，但听到这个情况后，我很惭愧，意识到自己没有父亲那种语言表达的能力，真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父亲不仅能说，做事也毫不含糊。他20岁当上村里的小队长，据说那时因为民风懒散，我们村因懒和穷已远近闻名。父亲下定决心要改变这种面貌。记忆中，每天天还不亮，父亲把家人叫醒后，就吹响口哨，一家家去敲门叫人起床。母亲生病的时候多，很多时候等我们迷迷糊糊起来，天还没大亮，父亲已跑完整个队，正手脚麻利地喂猪，然后就去出早工了。劳作一天，父亲晚饭之后还要组织出晚工，深夜才休息。很多时候，晚工结束后他也不休息，还要做放田水、夜间值守这些活。他会带上一床毯子，太困了就在田边地头凑合着休息一下，每天差不多就睡三四个小时。

据说村里情况就这样慢慢好转了，即使是历史上的“三年困难时期”，我们那里也没有像周边社里的群众一样挨饿。父亲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他这队长一干就是20多年。这当中，曾有人提出要改选，并且也成功改选了，但是新当选的队长管理不得法，一两年后，大家要求还是由父亲来当队长。

父亲有同情心，有志气。他没成家时，奶奶身体还好，他的几个妹妹还未出嫁，一家全是强劳动力。他看有些人家孩子多劳动力少，提出采用按人头分配的方法，大家都同意。等他成家后，他的妹妹们也都出嫁了，我们姐妹兄弟先后出生，奶奶老去，妈妈身体不好，家里八个人，只有父亲一个壮劳力。这时有人提出要按劳动计工分分配，父亲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还是开会讨论后通过了。这样，每到年底，我们家都不能分红，年年当“倒刮户”。开春之后，父亲就赶上马车，外出找朋友借些粮拉回来。他从不叫苦，我们也没意识到我们家与能分红的人家有什么区别。

有一天早上，父亲巡查回来，悄悄对妈妈说看见某大叔蹲在地里偷粮食，他装没见走开了。他对母亲说某大叔家缺劳力，不够吃，就让他拿一点去吧。父亲说的那个大叔，看上去是个老实可怜的人。我做出不关心大人谈话的样子，但心里觉得父亲这样灵活处事，为别人着想是对的。

直到土地承包到户之前，农村情况有点好转了，父亲才不再当队长。土地下放，父亲干劲更大了，他开始筹划着要当“万斤户”、“万元户”。家里仍然只有父亲一个强劳力，我们又一直读书，他的这两个理想都没能实现。

这时候，父亲改变全力种粮的做法，种了一些树，还盖厂房，砌窑烧砖瓦卖，我们也就更加辛苦。砖瓦场里的劳动村里同龄的女孩子几乎没有能承受得住的。记得有朋友过来帮忙一天，她妈妈说放工后看到女儿的双手，心疼得用热酥油揉了一晚上。

我那勤谨的父亲，难免推己及人，给了我们一个缺睡缺玩的童年——每天晚睡早起，没完没了地面对各种活计。再小的孩子都有适合他做的事，扫地、撵鸡、放牛、放猪，或是在晒粮场上和庄稼地里赶鸟雀。大一点就学做饭、喂牲口，最初的时候，做饭要爬上高高的灶台去端放锅具。随着人长高，灶台才“变矮”了。上学后，一放学就要赶忙回家割猪食，小伙伴多，免不了偷玩一阵，玩煮饭过家家还好，一玩起扑克牌，感觉只一转眼天就黄昏了，都看不清庄稼还是猪食了才一阵手忙脚乱地往篮子里塞。天黑尽了回到家门口，不会忘记要把篮子里的猪食抖蓬松，眼看着撑满篮子才敢进门。有时候会蒙混过去，有时候父亲会黑着脸伸手往篮子里一按，一篮草就会呼地“坐”到篮子底上，那样我们就会挨打，或者面临开始一场家庭训教会。那以后，慢慢就不玩牌了。

秋天，我们要早早起来，点了火把去捡核桃，核桃挂树上是集体的，但掉落的谁捡了归谁。秋收之后，要早起砍柴。背着柴翻过名叫“牛角”的山包，如果见太阳已升起来，心里就无比懊丧，回到家必然早过了上学时间。姐姐放下篮子还去学校，我怕批评就不敢去了，只好忍痛逃学一天，在家干活。

记得土地下放后，情况快速好转，父亲就更硬气地对我们讲：好好读书，只要勤谨，读到哪里我都供！有一两年，父亲开始喝点酒、抽点烟，但很快又戒了，因为他担心这会影响他当“万元户”，也影响孩子们上学。

我上高二那年暑假，父亲决定不请工，带着二姐我俩薅苞谷，父女三人最终一锄一锄薅完了家里十多亩的苞谷。一起长大的同伴们，这时正以苞谷粒为赌资学打麻将，开心地玩到深夜。父亲不许我们玩扑克牌，对麻将更是深恶痛绝。况且我们在家除了干农活，几乎没有时间看书学习，自然也没有时间和兴趣出去玩了。

一个晚上，姐姐听到父亲在对奶奶说：唉，请不到工，可怜这两姊妹了……

以我对父亲的了解，他心里肯定是很欣慰的：我们一直坚持好好读书，也不逃避沉重的农活，没沾染什么坏习气。他所要求的勤谨这个好习惯，已经在我们身上形成了。（彭正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