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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与乡中往返探寻
2017年09月24日 09:45       【 】 【收藏】 【打印

——评永基卓玛小说集《雪线》

王慧 摄

2010年出版的《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收录了10位迪庆本土中青年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他们各具特色,却共同传达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追求。阿布司南在诗意的语言中追寻平常生活的爱与美,央今拉姆以神秘的传说与故事构筑民族的文化内涵,此称从生活的侧面切入人微妙复杂的心理感受……永基卓玛则热衷于探寻在现代化的撞击之下,民族文化的生存状态。

永基卓玛用了较多的笔墨来刻画藏民族的饮食、歌舞文化,以比较明显的民族性特征体现了她的执着追求。当然,外在性的民族特征,事实上也是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只是永基卓玛小说中的民族文化特征,相比较其他作家,更加外露和直接,我们能够更明显地感受到藏民族的风采和生活习惯。同时,永基卓玛始终不遗余力地探索现代化冲击下的民族文化处境。通过对乡村世界矛盾性的刻画,和对城镇中生活的藏族青年男女的精神剖析,传达出作家对于民族文化的担忧和迷惘。永基卓玛甚至在各篇小说中反复地重申和探索相似的主题,更是表明了当下问题的复杂性,展现了一个民族作家对于民族文化处境的深切关注和思索。

一、矛盾的乡村世界

在永基卓玛的小说集《雪线》当中,每一篇小说,都讲述了一个村庄的故事,这似乎成为她醉心描写和阐释的一个源泉。尽管它们各有不同的名字,如永格村、索尼村、绒巴村等等,但是又共同担负了对于乡村世界的描绘。而这些乡村世界的内部又都呈现出某种分裂的状态。作家一方面极力阐释乡村世界中保留着的藏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内核,另一方面又无可奈何地对它的封闭和落后感到担忧。但正是这种复杂矛盾的心态,让作家既能够敏锐地捕捉到乡村世界独特的存在方式,又能够注意到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世界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和改变。

这些乡村世界有它自身的独立性,但又被迫或者主动地在慢慢改造自身,在得到新事物的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与之抗衡或矛盾的东西。而永基卓玛正是用笔记录下了这个过程中值得思考的人和事。

《九眼天珠》中的永格村是个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世界,它并没有受到外界过多的干扰,而是呈现出属于它自己的自然形态。孩子去牧场放羊,女人在家织布、打酥油茶,初一、十五一家人去烧香,村民一起举办篝火晚会,大家一起穿盛装、舞动长袖、拉起弦子、唱着歌……这就是村子里的日常生活,用劳动换取粮食,在歌舞中享受乐趣,大家其乐融融。尤其以“我”的爷爷奶奶为代表的老一辈村民,他们经历了生活的风雨波折,笃定他们的信仰和做人的道理,他们是以民族文化代表的身份出现在乡村世界的。他们给“我”讲民族的传说故事和歌谣,带“我”学习藏族的歌舞和文字,以这种最直接的方式传承着民族的文化和信仰。村民所遵循的习俗和规矩,是一辈辈传承下来和耳濡目染的,还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没有现代化的熏染。即使“我”的父母来信表明想接“我”回城里读书,奶奶听取我的意见后,“笑着把信丢到火塘里”,说“奶奶可以教你一些东西,那是学校里没有的”。奶奶的自信豁达不仅是对自身能力的肯定,更是源于她所信奉的文化内涵,藏民族的血液是她的精神支柱。所以面对爷爷的老去乃至离世,奶奶都能表现出超乎常人的从容淡定。

同样,在《无言的绿松石》中,生活在小村寨中的西姆的爷爷奶奶,也在这个小世界里过着简单快乐的日子。这里是封闭而完满的,但是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村民原有的认知和信仰会不会受到挑战呢?

并且,闭塞的村庄也不完全是安详和谐的,其中总有躁动不安的因子。《唱歌的月亮》中的永格村,则透露出完全不同的气息。在想要逃离村子的扎西看来,自己居住了二十年的老屋和整个村子都散发着衰败之气。“这里的人除了沉湎于曾有的传说中的辉煌天天喝酒,就不想想能干点其他的什么。”老人们想方设法阻挠出走的年轻人,与其说他们对村庄与文化充满坚定的信仰,不如说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持有敌意和否定。“永格村是一个最蔑视现代化的村庄,外来的洋东西到这里都成了垃圾或者比垃圾还没用的东西”,他们在自己的世界安然自足。

然而在旅游业大肆进军《高原小夜曲》中的索尼村时,村民们发现了商机。他们顶礼膜拜的藏经寺成了发家致富的机会,村民们在寺庙附近做起各种各样的小生意。从经济生活而言,村庄、村民又成为了现代化的极大受益者。

《鸡顶黑颈鹤》中村民最引以为豪的是属于他们村庄的两个传说,旺堆平息鼠患和鸡顶黑颈鹤的传说,他们认为正是这些传说构筑了村庄荣耀的历史。然而当传说被各种调查和拜访之后,所有人都感到困惑和迷糊,“在清水里喝出了酒味,在清茶里喝出了牛奶味”。传说开始变质,人们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人们原本乐于接受本就无法知晓真相的传说,他们在传说中感受到自豪和神秘。当外面的人们毫不留情地闯入这个世界,想要弄清是非黑白时,本无科学的村庄开始被撼动。所以当草原上再次出现鼠患时,人们只好自己打老鼠,古老的传说被消解在科学力量中。

乡村世界从安宁到躁动,融合到消解,始终贯穿着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乡村世界不可能一成不变,在那一方天地发挥力量的人们,也无以抗衡现代化的入侵。就像《唱歌的月亮》中的老人们终究无法阻挡年轻人的外出,多吉老人也只能够不断地拿着石板刻藏经……但是扎西最终还是回到了村里,这其中饱含着作家对于那片土地的深情回望,那里有着藏族的根和叶,作家似乎也把乡村世界真正的转变和融合寄托在它本身。乡村世界在矛盾中前行,而作家也带着矛盾的心情在书写乡村的故事。

二、迷惘的城镇生活

观照永基卓玛的乡村世界,能够发现乡村的主要人物是老人,他们以不可动摇的文化精神力量代表着乡村世界坚定、丰富的一面,而其中的矛盾部分主要来自年轻人。年轻人大部分不愿意一辈子呆在乡村,他们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感受多姿的生活。他们离开村庄,只是进入到比乡村更加现代化一点的城镇。但是他们在城里可以通过多种手段谋生,看到更加丰富和现代化的生活,而不只是草原和牛羊。当他们真正走进城镇,了解到城镇生活的运作规则之后,他们也面临了来自身心的一些改变。

很多人确实在城里有了安身立命的机会,有人在寻求更大更远的发展,也有人感到内心越来越深的虚空。这些藏族青年男女,从乡村来到城镇,他们所追求的生活又在无形中捆绑住他们自己,一些人甚至沦为欲望的奴隶。藏民族的身份,在趋一化的环境和生活中逐渐消融,但是本能的内在特性又在抗拒,回去还是留下,都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地方。

《唱歌的月亮》中的扎西反复叨念的就是一定要离开村子,“离开这个穷得叮当响的鬼地方”。他和达娃在城里安顿下来以后,他们学会了很多城里人的生活方式,“一边看电影,一边吃瓜子”,达娃“像城里人一样挽着扎西的手”。然而,在城里生活,像城里人那样生活,并不能改变扎西内心的茫然和失落。看电影的时候,他不能像在村子里那样大声地笑、大声地说,反而因此受到了奚落,他开始感到困惑,“我们到底算是哪里的人?”为这个城建设的扎西,感受不到与这个城的亲密关系,城表面上看似包容了各种身份的人,却又无形地疏远了他们,躯体存在的地方并没有让他们的心得以安放。最后,扎西选择回到村子。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中,他感受到了安宁和平静,他开始明白历史需要有人来讲述,他似乎成为了村子里“新的老人”。

看似完满的结局事实上却是一种无奈。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回去,也不是每个人回到村子里就能像以前一样。《扎西的月光》中,肖强最终就没有和同村的女孩回去。女孩在城里经历了新鲜的、刺激的生活,种田、放牛的日子再也笼络不了她的心。而肖强自己也明白,村里人都在往外走,都在追求所谓更好的生活,他也是回不去的了。正如扎西所说,“还是干皮潦草的日子好”。困苦艰难的日子能够保留达娃纯粹的歌声,能够保留肖强和女孩甜蜜的时光,当物质以极大的诱惑力闯入他们的生活,他们便失去了当初最简单的期待和最朴实的愿望。肖强在喇叭寺里磕长头,当“身体紧紧贴着地面时”,“才感到一点点真实”。内心深处的价值信仰没有让他成为强巴那样的人,但城里的生活也带给他更多的迷惘与孤独,他回不去,也无法向前。

对于藏族众多能歌善舞的女孩来说,城镇所提供的机会更多,但她们面临的诱惑也就更大。

《今夜,远方有雪飘落》中,琼就是典型的藏民族的女孩,充满活力,能歌善舞,洋溢着生命的果敢和热情。琼有藏民族与生俱来的洒脱自由,但对于藏传佛教和民族文化的理解很浅显,她并没有明确的对于生活的认知和信仰。所以她很轻松地进入生意场,目的就是挣钱、过上更好的生活。应酬和物欲使她逐渐失去了生命的灵动和精彩,当初那个奔跑在马背上的琼,不再能够舞动身姿。由于喝酒过度得了不治之症,最后在尼姑庵里死去。

《扎西的月光》中让扎西念念不忘的“唱歌的月亮”曲珍,最后也不会唱歌了,只是坐在门口奶孩子。当他遇到新的“月亮”达娃时,他不惜离婚来“帮达娃守护她的月亮”,达娃却只是在浓妆艳抹中学会了出风头。《唱歌的月亮》中的曲珍最后住进了山顶的寺院,她说“我怕我在村里呆下去,唱不出来歌,我的心里已经放入了好多东西”。曲珍用修心的方式躲开了外界对她的影响,和回到村里的扎西一样。从民族信仰来说,这是他们自然的选择。但对于更多被蛊惑的、已经在外的人来说,什么样的归宿才是救赎呢?

永基卓玛在《雪线》中给出了一种答案。《雪线》中的扎西在城里生活了十几年,从年少懵懂到圆滑世故,从迷惘压抑到沉着冷静,他也在城的规则中迷失过自己,但是“父亲的目光”、“狮子王的故事”、一条内心的“雪线”,让他看到他的世界中“有个雪线以上的世界”,“他以自己的姿态在社会中穿行”。《无言的绿松石》中,卡西血液里的民族性,让她有了不一样的价值选择、处世态度,她在浮躁喧嚣的氛围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安宁,却从不失去对生活的热情。他们把民族信仰内化为自己的生活方式,真正保留了民族品性,在城的探索中,寻找到了合适而自在的路径。

这些流连在城镇中的藏族青年男女,更多的处在一个迷惘和救赎的夹缝中。永基卓玛之所以不断地探索着这个相似的主题,正是通过这些人物及其处境来寻求解答。但是现实是更加复杂的,这也使得单向度的回望民族传统缺乏了力度。城是从四面八方袭来的,它的内在特质在乡镇都辐射开来,它的无可阻挡是最大的问题。

永基卓玛对于藏民族传统文化的坚持,和对乡村世界的守望,都明显地渗透进了每一篇小说。但是现代人的思维也让她无法回避文化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她清晰地意识到城在扩展,乡村在被旅游业包裹,年轻人在追逐新的生活,现代化在入侵每一个地方。留在乡村世界是无法可持续的,它迟早要受到外界的冲击。而年轻人身上所具有的对世界和新生活的好奇,也是不可阻挡的。对于作家所挚爱的乡村和民族,如何与现代化达成和解才是最重要的问题。(余莉)

(作者简介:余莉,云南大学文学院2015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编辑:黄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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