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记

• 鲁堆格桑

我在昆明读书的两年时间里，正处于史称的“三年困难时期”，凡是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的情景。

在那两年中，我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家中也没有寄给我分文。上街时见到别人吃东西，忍不住淌口水，只好用一分钱买两颗润喉片含在嘴里。买票的电影一场也舍不得看，周末到民族学院找老乡时，已当干部拿工资的老乡会请大家到学校大礼堂看电影，每人每场五分钱。在那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我只有一条打了十多个补丁的裤子，1961年国家给我们每人发一尺五寸的布票，但也只够用来打补丁。那时，每到晴朗的周末，我便跑到铁路边有水塘的地方，迅速把裤子洗好后翻晒，自己躲在草丛里看书。这种狼狈处境被同学发现后，建水县的一个同学送给我一条打有三块补丁的裤子，他的救助把我从草丛中“解救”出来。

记得在中甸读中学时，一位解放军排长送给我一本《新华字典》和一把口琴，到今日，我一直将字典带在身边。但在昆明读书期间，生活实在太困难，我无奈把心爱的口琴卖给旧货店，换了五角钱。后来，我在昆明被查出得了绦虫病，吃中药驱虫导致身体极为虚弱，爬楼梯休息好几次才能到达位于三楼的教室。校医建议我加强营养，但当时我连饭都吃不饱，还谈什么营养？这时，来自思茅镇沅县的洪昭平同学拿来一块半个手指头那么大的腊肉，用口缸在烧水锅炉火口煮熟后，在汤里放两调羹藕粉让我吃下去，第二天去上课，就能一口气走到教室。

在一工校，我们全班男生住一间大宿舍，窗外是稻田和水塘，蚊子很多，唯独我没有蚊帐，夜间蚊子集中叮我，无法安稳睡眠。洪昭平同学发现商店里有头帐卖，建议我买一顶来用，可当时我每月只有一元的零用钱，根本买不起价值一元六分钱的头帐。洪昭平得知我的窘境后，借钱给我买头帐，从此之后，我终于能安安稳稳的睡觉了。危难之际见真情，我和洪昭平成为知心朋友。回到家乡工作后，我们彼此间的联络、问候从未中断过，我的儿女们也经常去看望洪昭平叔叔。

参军后，我坚持看书、学习不松懈。火热的军旅生活是激发艺术火花的地方，我创作的组诗《守卫在边防线上》《刻在高山上的脚印》等诗作得以发表，我还有幸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农兵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受到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后来，我还创作了反映藏族人民翻身得解放、歌颂对党和毛主席感恩之情的长篇叙事诗《金沙江水流不尽》，在迪庆日报上连载发表。

在部队的六年时间里，我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我这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藏族青年，变得日益坚强。

我曾先后从事过工、农、商、学、兵行业，积累到丰富的工作经验，这都得益于有机会上学读书，是文化知识改变了我的人生。

今年是迪庆藏族自治州成立60周年的好日子，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迪庆取得的发展变化，让人欢欣鼓舞。60年来，我州培养了许多有文化知识的人才，其中不乏有出色的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建州以来，党和政府日益重视教育事业，全社会形成了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我们一家三代人的求学经历，也是我州经济社会和教育事业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当年，我跟随马帮到他乡读中学，我和老伴都是在昆明读的中专；20多年前，女儿考上云南师范大学，是坐着汽车进省城求学的，儿子则坐着火车出省到西安读大学；去年，外孙女考上中国政法大学，她从香格里拉坐飞机当天就到了首都北京。

如今，在迪庆，最好的建筑是学校，那里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设备齐全的体育场地、环境优美的校园，孩子们身着漂亮统一的校服。十四年免费教育、高原农牧民子女学生生活补助、农村中小学营养改善计划、中职教育全覆盖、省内迪庆高中班、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学费奖励等利好政策的实施，实现了迪庆孩子就近就便就能有学上、上好学。沐浴在党的阳光雨露中，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幸福生活，大家更应该珍惜大好时光，学好文化知识，为国家的建设和民族的发展进步贡献一份力量。让小康之花开遍雪山草原，让香格里拉更加灿烂辉煌！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