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中华民族从不缺少顶天立地的豪杰,他们或重允诺,讲信义,或临危不惧,忠肝义胆,舍生取义。这样的精神,即使在今天这样的和平年代,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近读张元济先生编著的《中华民族的人格》(商务印书馆2017年7月)一书,每个人都坚守中华民族的可贵人格,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不会丢。 1937年5月,卢沟桥的枪声即将响起,上海也在风雨飘摇之中。面对民族危机,一代出版家张元济忧心如焚、寝食不安。书生报国一支笔,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编一本书,唤醒中华民族的人格,以决死之心抵御强暴,抗拒横逆。他从《史记》、《左传》、《战国策》中撷取8篇故事,译成白话文,并在每篇后面加以评点。8篇故事包括《公孙杵臼程婴》、《伍尚》、《子路》、《豫让》、《聂政》、《荆轲》、《田横》、《贯高》,可所涉及的人物却不止上述九人。就在这一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打响。无数人像这本书里提及的义士一样,投身烽火硝烟。 张元济先生在每一篇故事后面的“批评”是全书的亮点,几句话就点出了这些豪杰人格力量的所在,他所仰慕的是:公孙杵臼死于忠,程婴死于信;伍尚之赴死,对父亲尽子道,对弟弟尽兄道,在他心中孝是人生的美德;豫让报仇有道,宁可舍易就难,显示出“正直的精神”;聂政之死乃是“士为知己者死”;荆轲刺秦王不成,千古流传,殉难者中田光为守信而死、樊于期为仗义而死、荆轲为尽职而死、高渐离为复仇而死,他们都是“虽死犹生”;贯高九死一生,忍受无数重酷刑,仅是为主人辩诬,一旦达成目的,立马就死,决不苟且。读来令人深思不已。 张元济先生所倡导的“中华民族的人格”是几千年来史不绝书的英雄人格,虽不能成为普遍的人格底线,但仍有一定的现实启示。“中华民族的人格”是张元济何时都不敢忘怀的。早年他投身戊戌变法如此,编印近代中小学教科书如此。当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的铁蹄踏进租界后,他也坚持不向日伪当局注册,为防止日伪势力渗入董事会,他托故不开股东大会,仅以印行古籍等少量业务苦苦支撑下来。在他自己身上就很好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人格,即孟子所说的那种“浩然之气”。 为什么要编这本书?张元济先生在《编书的本意》中指出:“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并不是什么演义弹词里妆点出来的,都是出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读的书本里。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他们有的是为尽职,有的是为知耻,有的是为报恩,有的是为复仇,归根结果,都做到杀身成仁。孟子说是大丈夫,孔子说是志士仁人,一个个都毫无愧色。这才是中华民族的真人格、真精神。尤其时值民族危难之际,志士仁人更是前赴后继。只要坚守中华民族的可贵人格,民族精神就在,国家就不会灭亡。 张元济先生曾对中国自晚清以来的新教育有一种痛切的反省。他认为,新教育之所以没有起到真正的效果,就是大家只注意到知识的“新”,而没有注意到人格的养成。新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如果在人格上是东倒西歪的话,就不是一种成功的教育。因此他主张教育要培养“坚苦卓绝的精神,高尚廉洁的节操”,从这个意义上,他甚至认为敌人的炮声恰好震醒了我们。这也许是他在国难日益深重的时刻,编写《中华民族的人格》更为深刻的原因。因为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民族,若泯灭了良知,丧失了人格,都必将走向堕落,走向衰亡。 读完全书,感觉无论如何的世变沧桑,这些人格底气、做人准则都是不会随着时间而化为灰烬,而却会在新的时代里获得新的内涵。“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志士,面对外敌入侵还是专制压迫,我们有拍案而起的愤怒,长歌当哭的生命情怀,以及血性的反抗,毅然决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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