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学 记

春节过后，嫩绿的柳枝迎风摇曳，金沙江畔春意盎然。奔子栏平坦的新大街上停放着一排中巴车，它们是政府派来接送中学生到县上开学上课的。由于二级路及白马雪山隧道的修通，一个多小时后，家长们就会听到孩子们安全到达学校的消息。

看到此景此情，我感慨万分，浮想联翩，回忆起自己艰难曲折的求学历程。

我出生在梅里雪山南延大山里，旧社会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家乡没有一个读书人。我小时白天放羊，晚上围坐在火塘边听大人讲故事，生活就那么简单。

东方升起金太阳，藏族人民得解放。人民政府开办了学校，我才有机会上学读书。1957年，我从燕门茨中省立小学毕业，由于当时，德钦县还没有中学，我们要到很远的他乡上学，一位老师领着我们全班10名同学，跟随马帮走到丽江，请专区文教科安排我们的去向，两名送往昆明民族师范学校，两名送往丽江师范，剩下的六个到中甸中学就读于初二班。当我们到中甸时，中甸中学还没有自己的校舍，寄住在中心镇完小，即现在的月光广场旁，中学两个班的教室紧靠着大龟山脚下的那个水塘，是两间低矮的土掌房。我们班的男生在一个老师的带领下住在中心镇仓房街老百姓家。在节假日里，老师怕我们想家，带我们堆雪人，到百鸡寺附近捉野鸡等，我们就这样进入了初中阶段的学习生活。从小学进入中学，就像从山里走进草原一样，要学的课程变多了，有数理化、文史地，还有由专业老师授课的音乐和体育课。这些文化知识，就像草地上五彩斑斓的鲜花，引起我极大的兴趣。知识的雨露洒在心上，腾飞的彩虹纺织成美好的理想。

开学不久，迪庆藏族自治州成立，我们被抽调到大会服务处当了接待员，充分感受到了藏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喜悦。见到金珠玛米在雪山草原间英勇战斗，为藏族人民的解放贡献着他们的勇敢忠诚，保卫着新生的民族自治政权，高大的雪山起舞了，欢腾的江水歌唱了，欢舞民族的新生，歌唱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有一种说法，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的确如此。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最令人难忘的是我的阿妈，她不是一般的山里妇女，她生长在澜沧江东岸的茶马古道边，经常见到南来北往的商贾马帮和政府的官兵，听到过很多人讲述外面的世界。后来，她嫁到江西岸的深山里，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她一生没有出过远门，但她把所有的向往传给我们，为我们倾注了一生的心血。她生养我们5个儿子，我是老幺，我成长后，家乡有了学校，她支持我去上学读书。她希望我学好文化知识，走出大山寻求美好的生活。她说：“文化知识比金银财宝还重要，物质财富遇上盗匪和水火之灾就会毁于一旦，唯有文化知识装在自己的头脑里，无法被人偷抢，可以享用终生。”她对我们非常严格，说人最宝贵的精神是勤奋，勤劳的人能做成事情。还教育我们做人要有良好的品德，处处要与人为善，不要逞强。要通过顽强的奋斗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小学毕业要出远门时，她把我送到村边的山梁上，望着幽深苍茫的澜沧江狭谷对我说：“兔子守窝边，越守越会碰到恶狼，骏马跑遍草原，越跑越灵巧健壮。顺着江水走去，就能找到海洋，跟着大雁走去，就能找到温暖。走进森林不迷失目标，是因为北斗星指明方向，远走他乡不误入歧途，是因为心底里想着爹娘。我们是卡瓦格博的子民，走遍天下都不怕。远走他乡去学习文化知识，去创造幸福的人生。”这些比喻生动，富于哲理，充满人性光辉的教诲，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这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抚育我健康成长的阳光雨露。后来，我用这些来教育我的子女，他们的学业也很出色。阿妈又是一个顽强的人，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不幸，还从没见过她掉泪。我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苦难使她熬干了眼泪，刚强成就了她的性格，她没有什么财富叫我守候，我就可以远走他乡。正如歌中唱到的那样，我是你用生命写下的历史。”

在中甸中学读完第一个学期，一放假我们一起来的六个同学就商量着回家过春节。老师们千方百计说服我们留在学校，因为山高路远，怕出问题，更担心我们开学时不回来。我们就趁夜和马帮一起踏上回乡的路途，在下桥头的鲁南渡过金沙江，经丽江、石鼓、巨甸、维西县，逆澜沧江而上，回到家里。

过完愉快的春节，该要回学校的时候，我去找同学们商量回去上学的事情，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五个异口同声地说不去上学了。这如一盆冷水浇在我的身上，使我非常难过和失落。老师的叮嘱、阿妈的希望、自己的理想，就这样付诸东流了吗？我难过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我没有失去信心，向阿妈述说了我的决心，一定要回到学校去读书。阿妈仍然支持我的愿望，晚饭后在火塘边和大哥二哥一起商量。阿妈说，格桑很想读书，学习成绩也好，希望哥哥们支持他。接着我向他们恳求，表达我一定要去读书的决心。这时善良的大哥也表示同意我去上学。我能否去上学决定权在我二哥手里，因为他是家里的主劳力，家里有几匹骡马搞货运挣钱，马锅头就是二哥，他曾于1956年从思茅驮普洱茶，沿茶马古道走到拉萨做生意。阿妈和我反复讲了几遍，二哥一言不发，不停地吸着自制的草烟，盯着火塘思考，沉默了许久后，他拿起烟锅在火塘边框上敲打几下，抖掉烟灰，然后，插在腰间，简短而爽快地说：去读吧，明天就走。

第二天是1958年3月1日，二哥赶着骡马把我送到维西中学，校长同情我的处境，同意了我的要求，叫我办来转学证。第二天就开始上学了。我更加专心学习，作业做得准确而整洁，老师批改时除打满分外，还盖上“佳”字的图章。课间先后向中甸中学打了两次电话，要求转学到维西中学，接电话的教导主任态度很坚决，不同意我转学。第二次电话里，我讲了很多话，话费都合六元多，几乎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无论我怎么恳求，对方仍然不同意，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放下电话时，手还在不停地发抖。既然转不了学，我就离开了维西中学，住到二哥认识的马店里。拿出各种课本自学，等待二哥的到来。几天后，二哥骑着那匹枣红马来了，其它骡马托伙伴们赶往提货处——攀天阁。见我住在马店里，知道没有转成学，安慰我说，转不成就算了，你有小学文化水平也不错了，今后我们两个一起赶马，日子一样过得好。我又再一次向他表明了，无论如何都要回中甸读书的决心。我的真诚和决心感动了他，他又一次同意了我的请求。他牵着马往回走，因为他要赶去整理马驮子，我们边走边谈，跨过永春桥，又顺河走了一段路，他说维西到巨甸已有马车路了，叫我坐着马车去，千万不要一个人上路。春节放假时叫我坐车到丽江，他来接我回家。当走到一个叫石灰窑的地方，他停下来从藏式钱包里拿出一沓钱给我，是整整的一百元钱，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那么多的钱，按当时的市场价一匹马价也就在百元以内。他就骑上马扬鞭飞驰而去。我站在那里目送他时心里想，这次回来差点失去了读书的机会，以后绝不能随便回家了。就在这次维西永春河边与二哥挥手告别后，9年后的1966年，我才穿着军装回到家乡，与亲人再次相见。

送走二哥后，我急忙往回走，刚到大桥边见到一队马帮放空走来，一问是要回丽江去的，我恳求马队带我一起走，得知我要到中甸读书，他欣然同意了。他说他也是中甸人，叫我收拾好东西跟着赶来。我马上回到马店收拾好东西出发了。维西县城东南面有一座叫梨地坪的大山，翻过这座山就到了丽江的地界。我焦急地走啊走，就是没有跟上那队马帮，心一急走得快，也就累得快，爬到山腰时太阳快要落山了，由于没有吃中午饭，劳累、饥饿和恐惧一起向我袭来，使我处于万般无奈的境地。我就背靠路中间的一棵大松树坐着休息，这时山风阵阵，寒鸦归林，大自然渐渐显现出惊恐的氛围。正在这时只听见身后的山路上传来“刷刷刷”的响声、并越来越近，吓得我冒出一身冷汗，我想，是不是一只大老虎用尾巴扫着山路向我逼来，小时候听过很多这类故事。我用最大的勇气和全身的力气慢慢扭头向山上看去，啊！原来是一个小伙子砍来一捆竹子，尾部扛在肩上、头梢拖在地上，正往山下走来，那个虎尾扫地的声音就是这捆竹子拖在地上发出来的。我的恐惧消失了，身上才暖和起来。当他走到我身边时，我惊喜地发现他的花包包里装着一个粑粑，一小部分还露在包包口。我太高兴了，就用汉话说：“我饿了，你把粑粑给我，我用大米来换。”他笑咪咪地看着我，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又用手式跟他比划，他笑着走了。见了麦面粑粑我饿得更厉害了，我只有拿出一把生米在手里搓一搓，吹吹糠灰就吃了起来，吃后又继续爬坡，快到黄昏时走到山顶了，这里就叫梨地坪，南北走向的一块小平地，周围长着高大的冷杉和栗树，还有一蓬蓬的红柳。草地若隐若现地分布在其间。

我顺着人马驿道走了一段路后，忽然从左前方传来一声尖厉的口哨声，顺声一看就见到了炊烟，走近一看果然是答应带我走的马帮大哥。他急忙热情地接下我的行李，叫我坐在篝火边。我由于又累又饿又高兴，发着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解释说，我走快些是要在天黑前叫牲口吃饱，我相信你一定会赶上来的。我坐下后一看，他在篝火边用柳枝帮我垫好了睡处，煮好了一锣锅饭，煨好了一锅茶水，一碗豆豉当菜。他说好久没有回老家，酥油用完了，就喝清茶吧。我很快把自己带来的酥油拿给他，打出一罐喷香的酥油茶。

从此，又进入正常的学习生活。遭此周折后，我更加珍惜安稳的学习环境。由于我上学晚，当时已经十五岁，已经懂事，在老师的悉心教育和关怀下，专心致志地听好每节课，老师教授的内容能学懂记牢，渴望新的一天里又可以学到新知识，强烈的求知欲望，犹如蜜蜂向往鲜花，大地渴望着甘露。

最有幸的是我结识了才华横溢的杨铨老师，他是丽江古城人，大学毕业后就来到迪庆高原。来自梅里雪山脚下的我和杨老师相逢在奶子河畔的中甸中学，我们用一生的真诚书写了师生深情和民族团结的颂歌。杨老师把迪庆当作第二故乡，与藏族人民水乳交融、情深似海。他满腔热情地传授知识，形象生动地激情演讲，就像火镰擦碰坚硬的白石，撞击出一束束的火星；就像春雨洒在干渴的土壤里，滋养萌生出一片片新绿；就像和煦的阳光，抚育着一个民族认知的远大视野，我们用真诚和依赖结成的友谊，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我读中学的那个年代，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曾徒步到三坝乡白地村插秧，还到虎跳峡老虎箐挖铁矿石。假期里跟随民族工作队到农村搞社会调查、当翻译。也曾参加迪庆州首届文艺体育运动大会。在课余时间，我拉着弦子和同学们一起跳舞，借愉悦心情排遣饥寒、寻找欢乐。星期天，我经常拿着短笛爬到学校后面的山坡，聆听白桦林里布谷鸟的啼鸣，面向草原吹笛子。读初三时，家中来信说：“家里所有的铜器都已卖掉，寄给你一百元钱，今后再也没有钱了，用完这点钱你就回来吧！”

当时我的理想是考上昆明的一所中专学校，因为当时读中专不必交伙食费。我就拿五拾元存入银行，作为去昆明读书的路费。平常的开销不够时，就跟同学们一起勤工俭学打土基，打一个土基赚两分钱。我们卷起裤脚踩泥巴，冻得小腿发紫，加上平时身着单薄的衣裤，从此我落下了风湿病根。那时生活条件很艰苦，分饭时掉几粒米也要把它捡起来吹一下吃掉。农民在地里挖完洋芋后，我们去捡漏，把那些麻雀蛋大小的小洋芋捡回来煮吃。每到夏天，山上的野韭菜，雷雨后草地上长出的白色小蘑菇都是充饥的好食材。我就这样顽强的面对生活，战胜饥寒的严峻考验，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昆明科学技术学校，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中学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是一所当年新办的学校，还没有自己的校舍，借住在昆明北郊下马村物理研究所里，宿舍在莲花池旁。学校的领导都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他们都穿着褪色的军装，管理很严格。许多老师是物理研究所的人来兼任。当年学校招收两个班，共100名学生，均从全省各中学优秀毕业生中录取，我被分在二班，专业是“无线电”。我是全校唯一的藏族学生，同学们对迪庆的自然风光、民族文化很好奇，经常向我问这问那。

到了学校，我才知道什么是山外青山楼外楼，从同学们身上折射出的文化熏陶，底蕴深厚的慧眼，钻研学问的氛围，与人为善的胸怀，使我受到很大的震撼。校徽中我的编号是60071号，显然排名较靠后，我深知，只有刻苦学习才能迎头赶上。放假时，我选择留在学校，每天都早起温习功课，背诵物理定律、数学公式、英语单词。到学年考试时我挤进学科平均分85分的行列，令同学们刮目相看。

从迪庆高原来到省城，眼前的一切让人眼花缭乱，春城处处鲜花烂漫，天上有飞机，地上跑火车，大街上车水马龙真热闹，还有听不够的小调歌声，赏不尽的圆通山樱花，烟波浩渺的五百里滇池……

读完一个学年后，1961年国家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昆明市解散了17所中专学校，其中就有科学技术学校。随后，我们二班被合并到昆明机械工业学校，校址在火车北站旁的席子营。这个学校创办得较早，有四层高的教学大楼、宽敞的图书阅览室，还有水泥球场和足球场，校园环境优美。在校学生很多，还有一个从印度尼西亚来的华侨班。

学校的课程安排中，下午4点至6点是自习时间。由于读初中时受杨铨老师的影响，我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为此，在新校园里，每天抓紧写完作业后，我便一头扎进阅览室，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图书、期刊杂志。每每读到精彩片段、好词好句、名人名言时，我便认真抄录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正如格言所说：“羊毛虽细，编织成帐篷就能把风雨阻挡；雨滴虽小，汇聚成江河就能奔向海洋。”通过阅读、摘录等方式，我慢慢积累了许多知识。

撤校合并的伤痛渐渐平息，我们又开启正常的学习生活。然而，有一天杨副校长来找我谈话，问我最近有没有收到家乡的来信？我说没有。他告诉我一件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学校最近收到来自我家乡生产大队的公函，说我的亲属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要求学校把我开除回家。”学校收到这封信后，杨副校长便到安宁疗养院向正在住院治疗的校长汇报。杨副校长说：“校长得知你是从科技学校合并过来的藏族学生，各方面表现都很好时，坚决表示，‘我们没有理由开除这样一个好学生’。校长让我转告你，若有人跟你说三道四，不必害怕，有情况及时向学校反映。”

这场风波终于告一段落，但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越想越后怕，如果当时校长没能为我做主，真把我打发回去的话，岂不葬送了我的前程？其后果不堪设想。是这位我还没见过面的校长、可亲可敬的长征干部，用一颗金子般真诚的心，保护了一名普通学生，给予我健康成长、继续学业的权利和机会，挽救了我的前程。他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恩人。

我在昆明机械工业学校就读一年后，于1962年6月应征入伍。离校时，学校为我办了休学证，在盖有校长印章的证书上，我终于知道恩人的名字叫孙作宇。看着他的名字，我心里升腾起对他的深深谢意。如今，每当翻开那本休学证，总能勾起无限往事，“孙作宇”这三个篆体字，也萦绕在心中，成为永不消失的情感烙印，恩人高大的形象永远珍藏在我的心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