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瞿秋白的名字,是在鲁迅的文章里。瞿秋白夫妇四次到鲁迅家避难,与鲁迅先生结下深厚的友谊。他们是“知我者,谓我心忧”的君子之交,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革命战友。那时,我对这个身患肺病的文弱书生并没有特别景仰。 后来偶然读到梁衡先生的文章《觅渡觅渡渡何处》,第一次了解了瞿秋白的革命生涯、铁骨担当和妙手文章,对这个具有多重色彩的文人、哲人、革命家产生了好奇。在这种好奇心的驱使下,我读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被这个外表柔弱内心坚韧的书生深深折服。瞿秋白,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却一定是最特殊的领导人之一。他以文弱的书生之肩挑起领导一党之重任,他自知领导才能有限,却迫于时局危难,为拯救沉浮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义无反顾奔走,为照亮社会前进之路毅然举全身而自燃。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最后的遗作,是他被捕后在狱中写的。他说:“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别人看到的他是共产主义斗士,是令人崇敬的党的领袖,是社会正能量,而他却在英勇就义前向自己举起了解剖的刀,将正能量背后的暗淡和阴影向世人坦诚。多少人一生挖空心思打扮自己的历史,极力隐恶扬善,他却在告别前坦诚自己的缺点、错误、脆弱、懈怠和衰惫,这是何等勇气?非真豪杰不能为之。 面对敌人的威逼,瞿秋白是坚定的,面对死亡,他是从容的。而回首自己走过的路,他却极不平静,他觉得自己太渺小,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他在生命即将定格时写了《多余的话》。他从家乡的觅渡河出发,一生都在觅渡,最终也没有找到停靠的码头,而他为国为民的担当和在《多余的话》中的坦诚,让我看到了他的真性情、真品格,他的真也必将激励一代人。(朱金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