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眼

安永鸿 摄

水磨房

我母亲在世时，隔三差五地托人从老家给我捎来几袋青稞糌粑。母亲深知我从小喜欢闻青稞糌粑独特的味道，喜欢吃母亲亲手制作的糌粑。然而，一段时间后，觉得母亲制作的糌粑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怪味，没有以前那么地道了。是我的味蕾发生了变化还是母亲的手艺在退化？我百思不得其解。

一次母亲到我居住的小城看病抓药，见到我柜子里囤积着许多发霉、变质的糌粑时，很生气。质问我，为什么这么浪费，是不是吃惯了山珍海味嫌你母亲做的粗粮无味？我无语对答。

我无数次目睹，在澜沧江炎炎的烈日下，汗流浃背挥动镰刀收割青稞的母亲身影；无数次目睹母亲制作青稞糌粑烟熏火燎忙碌的背影……

我母亲制作青稞糌粑的手艺可谓远近闻名，四里八乡的红白喜事，都争先恐后请母亲制作青稞糌粑。制作上好的青稞糌粑需要复杂的工序和艰辛的劳作。先要挑选一批成色鲜亮籽粒饱满的青稞籽，用清水洗涤几道后，在大缸里浸泡三、四天左右，然后打捞出来，倒进大簸箕匀称地在太阳底下暴晒十天左右，差不多晒干了，把青稞籽粒咬进嘴里有咔嚓咔嚓脆响，就分批倒入备好的热锅里，用心翻炒了。翻炒是关键，需要耐力和掌握正确的火候，而且要掌握节奏技巧地综合运用，直到热锅里的青稞籽啧啧地爆开了花，溢出一股特殊的糊焦香味后，基本上炒熟了。 炒熟的青稞籽粒们冒着热腾腾的青烟又倒进大簸箕，冷却一段时间后，才背到水磨房打磨了。我小时候常常看到翻炒青稞的母亲，满脸都是汗珠，那汗珠洗涤后的脸色永远都是满足、惬意的笑容。

由于得了胃酸的毛病，多年不吃糌粑的母亲赌气似的在我面前揉起糌粑团来，我看到母亲吃着吃着便眉头皱起来，“怎么味道这么不地道？”母亲好像自言自语。

那一夜，在我蜗居的小县城家里，我们母子两个就为什么现在的青稞糌粑没有以前那么香那么地道讨论了半夜。最后还是母亲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是打磨糌粑的方式变了。母亲说，现在农村磨糌粑、面粉已经用上了电动打磨机，水磨由于嫌费工费时已经基本荒废不用了。

这些年故乡的水磨房一座座相继消失了。水磨房像一首老歌，只能在我记忆中翻唱。在我的记忆里，故乡的水磨房是那么质朴和丰富，像一本被人翻诵已久的经书，字迹斑驳却纸页厚实。一座座水磨房是经书中的章节，那些日夜转动的水轮和布满苔藓印迹的水磨房瓦，阐释着一个村庄的所有细节和历史。

我试图从内心里重新恢复对水磨房的依恋，但它确实已经不复存在了，像我家粮柜里变味变质的青稞糌粑，无法闻到当年的地道香气。对水磨房记忆变得破碎、模糊和遥远。

这些年我常常被一种莫名其妙的陌生感包围着，最熟悉的事物也会在某一个时段变得陌生起来，比如故乡的水磨房有时候连一丁点的印象都想不起来；比如从小一起玩泥巴长大的扎西鲁主，某一天在小城的十字路口相遇，我们陌生得无话可谈；比如我家门口那颗滋养了几代人的苍天的老核桃树，是我小时候练习攀爬的地方，树干上的蚁巢和鸟巢我了如指掌，几年前的一次风雨交加的夜晚，这颗老核桃树倒下了，它的枝丫被我姐姐当柴火燃亮了好几年的灶膛，粗大的树杆还躺在我家门前的田地里，它太老了，我的祖父祖母也说不清它的年轮，说他们懂事起这颗核桃树就这么高大。它是不出意外地自然地倒下，这多么好，同一颗核桃树和春天的关系一样，自然的，不需要斧锯撕咬的等待。现在，在它站了几百年或许是几千年的地方，已经被塑料大棚替代，大棚里种满了人工药材……一切都被陌生感笼罩着。

现在我故乡水磨房孤独、残破的墙体长满了蔓芜的衰草，布满了蛛丝和尘灰，那对圆滚的石碾支离破碎，东倒西歪地各自躺在荒草丛中，那镌刻精美的磨牙纹路也模糊不清了。

村头那座水磨房不见了，守磨房的“恰乖阿佳”（藏语：磨房奶奶的意思）边宗也不见了，不曾留下一根头发，一丝气息。

阿佳边宗是我小时候生产队的五保户，也就是孤寡老人。从我记事起，她就细眯着针尖大小的眼睛，拄着一根竹杖，一拐一瘸地牵引着我们的小手。听说原来生产队安排他的任务很简单，每年青稞、小麦、谷子灌浆成熟时候，吓唬吓唬那些与人争抢粮食的麻雀们，可是时间久了，聪明的麻雀们发现她眼神不好，腿脚不灵渐渐不怕了，更是肆无忌惮的与人哄抢粮食，生产队发现这个情况后及时作了调整。在村头的水磨房旁边盖了间小木房，叫她值守水磨房。那年代粮食金贵，常有人盗窃磨房里的粮食。值守磨房时间久了，大人小孩管她叫恰乖阿佳。生产繁忙的时候，大人们毫不犹豫地把我们这些小孩寄放在她那里，有点像现在的托儿所，不过她是义务的，不收任何报酬，不教字，因她不识字。

阿佳边宗不是我的直亲属，但胜过我的亲人。她曾经是我的摇篮和温床。她的花白头发细柔、灿然，像垂落的丝线，散发出酥油和青稞糌粑特有的的醇香味。阿佳边宗的怀抱多么温暖和柔软，有时候她背着我，用她自己结实温暖的“布高”（藏族妇女一种用氆氇作的围腰）将我裹在她的背上，我成为她的一部分——身体和视线。她的一瘸一拐地走动，使我感觉躺在天然的摇篮里。我在她的肩膀上摇晃着，瞭望着陌生的未来。道路出现在阿佳边宗的前方，在她一瘸一拐的脚下崎岖曲折。从田野到村庄，从她的那间木房到水磨房，比一般正常人付出更多的艰辛。阳光像洒落的珍珠，顺着她的头发溅起晶亮的光芒，阳光烘出她头发上的酥油香味，那种青草朴素的油脂浸出的气息。她的头发在我的脸畔，蓬松而发亮。发际分界线纹路清晰。那是我人生攀爬的第一棵树，一棵散发着母性体温摇动着的树。阿佳边宗，直到很久以后，我还怀念她那略微佝偻的脊背，那微微斜塌的肩膀和蓬松而灿然的鬓发，那双似睁似闭细眯的眼睛。

阿佳边宗去世的那一年，我已经十岁了，一个对悲伤似懂非懂的年龄。那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跟着送葬的大人们爬上故乡的封山林里，封山林是故乡世代的火葬场。乡亲们抬着一副新制作的散发着浓浓松树香味的棺具，阿佳边宗遗体像胚胎在宫体里的姿势卷曲在里面，按我故乡的说法，人在娘胎里什么样的姿势，去世入殓时应该这样形状。阿佳边宗孑然一身，无儿无女。我们都是她的子孙，她带大的孩子们都来了，请来的几个僧人在前面摇着金刚铃高声地诵经。那时刚刚入秋的季节，山坡上开满了一种不知名的白色野花，微微蓝的花心，仿佛是一双双忧伤的眼睛，在注视着我们，秋风吹起封山林里的松树和底下茂盛的野草，其间有许多野花开得十分灿烂，阳光随心所欲地钻到泥土和野草里，松树、栎树和其他灌木林斑驳的荫凉也散落着我们悲伤的情绪。一堆白花花的松木柴火搂在那里，那副棺具被人们慢慢放下，立即有人搬来柴火，一会儿工夫棺具被柴火埋没了。众人跪下，一个身穿绛红色袈裟的僧人右手举着一把已点燃的松明火把，左手摇着金刚铃，高声诵经，他诵经的声音带着颤音，哀婉缠绵，他也年近花甲，短短的花白头发，在阳光下宛如银针闪亮，很刺目。我突然大哭起来，我知道，阿佳边宗再也不会一瘸一拐地背着我到水磨房里聆听石碾沙沙的磨面声了；再也不会让我骑在她肩膀上摘那些毛桃了；再也不可能夜晚的火塘边，躺在她怀里，听她讲兔子和狐狸的故事了。阿佳边宗随着那堆熊熊的烈火渐渐地在我眼前消失了。一声声悠长哀婉的嗡—嘛—呢-呗—咩—吽的六字真言长调，随着那劈劈叭叭的松木柴火燃烧声和一股股浓烟在故乡的封山林上空回荡……

多年后 ，我到故乡的封山林里想寻找阿佳边宗的一点印迹，却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这里已经重复火葬过太多的乡亲，重复过太多的六字真言唱调。那个是哪个，谁是谁，像一团乱了的牦牛线一样，像糅合在大盆里的青稞糌粑面团一样，纠缠在一起了。在这个有些阴森的封山林里重新汇集成另一个村庄。

我母亲在世时，试图在村头水磨房的旧址上重新修建一座水磨房。但终究还是没有成功。自从石匠格登大叔去世后，四里八乡找不着一个会打造石磨的石匠了。母亲非常遗憾，常常唉声叹气，这遗憾被母亲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就像她对土地对庄稼的深深眷恋和遗憾一样。母亲带走了诸多遗憾，包括水磨房。

现在故乡的封山林全砍光了，出现了一座配电站，修了像蜘蛛网般的乡村公路。故乡的封山林已经无林可封。于是乡亲们把世代的火葬场搬到村头水磨房的遗址上。阿佳边宗和水磨房变成一种记忆，甚至将要从记忆中消失了。

乡村医生

龚医生是我小时候乡卫生院的医生。他一脸的络腮胡，被我们称为“加吾门巴”（藏语：毛胡子医生）。 龚医生一米八左右的个头，圆滚的一双大眼睛，有点像我们乡下百姓贴在大门上的门神张翼德。他是我记忆里第一次见到的医生。他与我童年想象中的医生形象相差甚远。在我出生前，他已经在我们乡卫生院行医了。他的医术来自何方，不得而知。但他精湛的医术被人们竖指称道，赞不绝口。

大人们说，龚医生是上海来的，还留过洋。是上海那边资本家身世，被下放到我们这儿乡下来的。传说归传说，在我记忆里没有听到过龚医生被那年代的人当作走资派或者什么派拉出来挨过批斗。

我上小学时，路过卫生院，总是不禁要引劲观望一会儿——这是一座土墙围成平房的四合院，宽敞的大门上，血红的“十”字与周围其他建筑中脱颖而出。院内两颗高大伞状的香樟树，投下光影斑驳。形形色色的人在卫生院的院子里出没。这片应该是嘈杂的院落我看到的却像夏日暮晚的浓阴一样静谧。多少人为那相同的烦恼——疾病，来到这里，在一个浓眉大眼，满脸胡须的男子面前，展示他们（她们）身体里有病源的部分。龚医生在病人面前一点没有凶相，脾气甚好，目光异常柔和。那双布满茸毛的粗壮的手掌也突然变得温柔起来，他对病人那些难于示人的部分，像一个小孩见到盛开的花朵一般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和欣喜——那些带着病菌的溃烂体，鲜红的肿胀体或者奄奄一息的廋骨都在一个知己的面前自然放开。

龚医生愉悦、专注的表情很轻易地征服了病人，使他们脸上露出信任、激动和满足的神情，连一开始躁动不安，哭死哭活的婴孩都在他那长满茸毛的双手和表情抚慰下，渐渐安静了，眼眸中惊恐、委屈的泪水散走，渐渐放射出天使般的喜悦，清爽的光芒来。龚医生轻轻站起来将塞在耳里的听诊器摘下，端起桌上用红字写有“人民公社万岁”的茶缸，喝了几口茶水，粗壮的手指习惯性拢了拢前额微卷的头发，然后将右手握成拳头形状，捂在嘴边，轻轻地咳了一下，对着像助手兼藏汉双语翻译的拉姆医生说着什么。病人们根据龚医生的口形猜出一二来了。拉姆医生像一位严肃认真的法官一样向病人宣布诊断结果。在病人眼里，医生的诊断结果就像法官的最终的判决书。医生俨然是他们心中的法官。

拉姆医生长得非常漂亮，反正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见过的如此漂亮的女人。她在我当时孩提的思维里长得有点过分，那娇好的容貌里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光芒，有一种难于遮蔽的媚态，有点像当时画册里的一个明星，具体姓名我指不出来。我母亲说拉姆医生很姿势（漂亮的意思），父亲说拉姆医生良心好。拉姆医生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歌唱得好，在一次公社的劳模大会上，拉姆医生唱了一首藏族的山歌，我听不懂歌词的内容，但她歌喉圆润、清甜，天籁般的动听，场下掌声持续不断。她就成了我们公社几千人眼里名副其实的歌星。

集体合作社时期的秋后农闲是非常清闲的。青稞、小麦播种后的一段时间，社员们没有什么大的农事要干，零零碎碎的都是女人的活计。初冬季节，澜沧江河谷午后的太阳暖洋洋，妇女们喜欢扎堆在集体仓库前的操场上，整齐划一地烤太阳，嗑瓜子。

女人天生热爱瓜子——女人嚼瓜子和嚼舌头是一样的勤快，有事没事她们永远抓把瓜子在手上，讲话的速度与嚼瓜子速度默契配合，节奏性强烈，说话的声调里夹杂着瓜子的味道。她们从公社的那个干部与那个妇女，那个大队干部跟那个女赤脚医生怎么怎么，最后到龚医生与拉姆医生怎么怎么“有一腿”，说得唾星四溅，瓜皮横飞。爱热闹的男人们有事没事地背着手凑过来，更加嬉戏打闹，一直到太阳西下。

对成人的世界，我从嚼舌头的女人们闲聊中开始产生了好奇，对男女之间有“有一腿”的含意有了朦胧的认识，并兴致勃勃地观望臆想这个讳莫如深的世界。一段时间以来我在嚼舌头女人和卫生院之间徘徊着，但我更执着于那小镇中央的卫生院。走进卫生院那些看病的男女，总会让我观望的眼睛得到莫名其妙的满足。医院那些看病的人，我目睹他们的焦虑、、痛苦、无助、释然、感激，无不具有戏剧的变化，我想象那尖利、炫亮的针头扎进颜色各异的肉体，似乎也能得到某种快感。对于疾病我有体验，在我幼小的童年时光里，疾病总像自己的影子一样缠着我，什么“百日咳”、“肺炎”、“麻疹”、“牛皮癣”……还有被狗咬伤过、被驴踢伤过、被牛挑伤过、被人打过……被蛇、蜈蚣、马蜂叮咬过，甚至溺水过。但所有的疾病体验，经常湮没在各种茫然无知的不适和疼痛里，主要是贫穷、卑微无奈忍痛和咬牙切齿的抗拒中。我眼前的卫生院，疾病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一起，因各种不同的器官，因仿佛受到藐视的难为情的表情，一起在这个卫生院像展馆里一样暴露地展示，而医生，是唯一合法的欣赏者和收藏者。我看到的卫生院又是一张生与死的谈判桌。在这里聚集着太多的希望与失望，沮丧与欣慰，还有无助、冰冷、无奈、宣泄、哭泣、欢笑相互接力，相互交织。一个生命的诞生交替着另一个生命的消失。

九岁那年，我从无数次到卫生院观望、凑热闹的旁观者变成直接参与者。那年我的大腿内侧无缘无故地长出一个大脓包 。由于贫寒、无知、无视、无力、习以为常等对疾病的态度 ，病情越来越重，持续高烧，昏倒在课桌上。老师和同学七手八脚把我送到乡卫生院。醒来时，我已躺在充满来苏水味道，让人感到洁净和庄严的卫生院手术台上。高大魁梧的龚医生和白净漂亮的拉姆医生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咕噜咕噜喝下拉姆医生特意冲给我的一搪瓷缸葡萄糖粉后，感觉全身像灌了蜜一样的甜蜜，而且气力充沛，只听到龚医生的手术刀在我大腿内侧的脓包上咝咝划开。困扰我一个多月立我寝食不安的脓包像气球一样爆开了，顿时脓血喷射，渍染了手术台。说实在那天我一点疼痛感都没有，反而像憋足了尿在宽阔的草地上淋漓尽致屙了一泡尿的舒坦惬意。整个手术在我的眼前显得那么简单明了。有一点羞涩是来自于一个九岁的男孩第一次在有点陌生而漂亮的女人面前暴露了大腿内侧的隐私而已。更多的是习惯了长期对疾病的过度忍耐油然而生的对疼痛已麻木无视自己。

父亲从地头里风尘仆仆赶到时，我已经离开手术室转到病房。见到父亲，我莫名其妙的号啕哭起来。浑身沾满草屑和泥巴的父亲，面对着我突如其来哭声显得措手不及，凸出的喉结剧烈地上下滑动。我使劲哭泣，不时地有意做出呲牙咧嘴、撕心裂肺的极度痛苦的表情。这是一股无名的委屈、泄愤、撒娇夹杂着一丝报复心态下的哭泣，绝不是由肉体疼痛而来的实实在在的哭泣，是一种装腔作势的无病呻吟。我家众多的兄弟姊妹中我排行老二，在物质匮乏生存压力到极限的那个年代的农村。排行老二意味着不引人注目，常常被家人和周围人遗忘的角色。记得有一年春节大年三十晚饭后，众兄弟姊妹们都换上新衣服在火塘边一一出场向父母进行“时装表演”汇报演出，而独自坐在角落的我居然被家人忘记了买新衣服，我无声、委屈地暗自流泪。我的父母发现这个情况后愧疚万分，说尽了许多好话，最后答应我从此不阻拦我到澜沧江钓鱼，并尽力提供鱼线鱼针，才慢慢消除了我的怨恨。

我越哭越伤感，正儿八经地伤心起来。直到拉姆医生进来塞给父亲一包葡萄糖粉后止住了哭声但抽泣余波不断。父亲笨手笨脚地用冷水泡给我一大口缸葡萄糖粉。我咕噜咕噜喝下葡萄糖后彻底停止了哭泣。不会儿，母亲带领着我家众多的兄弟姊妹们来到了病房，我的病房顿时热闹非凡，像一个小型的幼儿园。痕迹斑斑的病房床头柜上摆满了兄弟姊妹琳琅满目的“慰问品”︰姐姐的新鲜板栗，二妹的新鲜核桃，三妹的还没有熟透的石榴……四妹凑到我身边悄悄地塞给我她一直舍不得用在我们面前炫耀了数次的那张已经皱巴巴的五毛钱纸币，五妹在我母亲肚腹里欢快地打滚，疼得我母亲汗流浃背却幸福满足地笑着。弟弟趁家人不注意神神秘秘地塞给我一包东西，我打开一看是一坨线团插着四根钢针，我立刻向他投去一眼前所未有的感激目光。他知道我酷爱钓鱼，送给我的都是钓鱼的必备东西，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些东西是非常奢侈和珍贵而且还需要当着风险。弟弟受宠若惊地接受我投去的感激目光后，勾着头静静坐在病床边，我知道他接受我感激的同时，也面临着付出一定代价的。他塞给我的这些东西我在奶奶加了许多防护措施的针线盒里见过，我垂涎已久，但从来不敢有过非分之念。在我家，奶奶是权威的象征，奶奶的针线盒从来没有人敢动，包括我父亲母亲。奶奶把针线盒视为命根子，每天数次检查针线盒里的东西，我不知道弟弟能不能过这次奶奶的关卡，我想象着弟弟像一个不屈不挠的地下党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始终坚贞不渝不出卖同志……。在众多兄弟姊妹们的簇拥中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飘飘然，也伴有一种被养尊处优的优越感，甚至感激这场病痛。但这样的美好时光没有持续多久，甚至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弟弟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坚贞不屈，一回家就叛变了，说偷线团是我指使的。黄昏时分姐姐带着奶奶的口谕，搜走了线团和钢针，而且无法忍受的是她居然模仿奶奶的口形，说看在病号的面子上这次“宽大处理”，但下不为例。我突然感到我的伤口撕心裂肺地痛起来。

在我养病的休闲时光里，陪护我的父亲却总是闲不住，经常跑到卫生院下方的澜沧江边垂钓，总是满载而归。澜沧江的鱼滋补着我，感到我的身体比以前强壮了许多。一天接近中午，父亲气喘吁吁地扛着一条大鱼放在卫生院院子的水池旁，整个卫生院的医生、病人惊呼着倾巢而出。马上有人建议父亲把大鱼称称重量，随即有人找来一杠称，在众目睽睽下，父亲得意洋洋地称起那条大鱼。十七斤八两——人们嘘嘘着。十七斤八两呐，人们不断惊呼着。兴冲冲的父亲用随身携带的藏刀把大鱼七卸八块，一会儿工夫鱼肉被人们一扫而光。龚医生提着一块鱼肉向我竖起大拇指，说我父亲很能干。父亲也跑到病房在我面前数钱。七元八角三分人民币。天哪，我一家一年的总收入才三十元左右。父亲抖着手把七元八角数了又数，并一边讲述着他钓到那条大鱼的经过，他说晚上就在江里下了鱼线鱼饵，早上一看鱼线，发现鱼线绷得紧紧的一拉很沉，认为鱼线被乱石卡住了，又一拉又动了，一拉一松折腾了个把钟头，人和鱼都筋疲力尽了……父亲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钓那条大鱼的经历，就像他一遍又一遍数着那七元八角三分人民币一样，这时候的父亲眼睛是发亮、发光的。这天，鱼肉的香味弥漫着整个卫生院，淹过了苏来水的味道。

几天后，我住的病房来了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孩，他的目光呆板无神，面色蜡黄，好像被病魔几乎铲去了根，只剩一副骨架。同样全身沾满了泥土和草屑的父亲陪伴着他。他在病床上一言不发地仰躺着，全身插满了管子，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好像周围的一切与他没有丝毫关系。我跟他打招呼，他没有察觉。他就这样一直呆呆盯着天花板，我也看了看天花板，天花板上除了几只苍蝇和几处破败的蜘蛛网外，什么都没有。接近黄昏时，他的喉咙里发出奇怪的咕咕声，引来了手忙脚乱医生和护士，过了一阵，咕咕响声停顿了，他却永远停止了呼吸，身体和眼睛却保持仰望天花板的姿势。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生命就这样一言不发地在我面前消失了，医生卸下他身上众多的管子后，我感到他如释重负的轻松，面容比生前平静、从容甚至褪去了蜡黄有微微的红润出现。 我很恐惧，恐惧来自于发现生命其实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弱不禁风，那么的一晃而过。那晚上，整个卫生院留下他父母和闻声赶来的亲戚的哀哭声。我强烈要求父亲和医生让我马上出院回家。龚医生答应了，父亲找拉姆医生很快地结清了住院费。我和父亲深夜急匆匆地踏上回家的路。记得那晚风高月黑，我紧紧攥着父亲的手，总感到后背有一股凉气在追随，那双呆板无神的眼睛时刻在我眼前晃荡。我们在崎岖山路上走了很久，那晚上卫生院和我家之间的那条山路觉得特别漫长……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书包越来越沉重，到卫生院翻垃圾和观望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只有在梦里迷迷糊糊经常出现卫生院的垃圾和龚医生还有漂亮的拉姆医生。初秋的一天，突然听到拉姆医生自杀的消息，这个消息在校园和公社炸开了，跟着许多自杀的版本出来了。不管什么样的版本拉姆医生自杀的事实却是千真万确，并且是跳江而死，她跳江自杀的地点是卫生院下方的澜沧江，而且是我父亲钓到十七斤八两大鱼的地方。是江对面放羊的扎都大叔亲眼所见。公社出动了所有的民兵和干部们在澜沧江一线寻找她的尸体，却始终一无所获。初秋的澜沧江水暴涨把她的尸体吞噬得无影无踪。我不敢相信像拉姆医生这样漂亮完美的女人也会自杀？但确实自杀了，这是事实。

一年后龚医生离开了卫生院，听说回到上海，几年后我的一位小学老师到上海医病时见到了龚医生，他已经是上海一家大医院很有名气的外科专家，我的老师的心脏手术是他亲自做的，并且还得到了他的许多照顾。（斯那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