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折教育成就的苏轼

　　苏轼是我国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他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却为自己的“敌人”破例了。这位“敌人”正是处处刁难他的顶头上司陈希亮，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因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故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想当年，苏轼年少得志，二十一岁中进士，并获得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他一时声名大噪。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入仕之初，协助知府陈希亮掌理日常事务。到任后不久，一些仰慕苏轼的小吏便称他为“苏贤良”。平日里，苏轼受人恭维惯了，不免也有些飘飘然。

　　“苏贤良”这类称呼颇似现代人之称博士者一样，常人觉得是一件平常小事，不料陈希亮听了却不这样认为。陈希亮虽然身材矮小、清瘦，但为人刚直，面目颜冷，说话斩钉截铁，常常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不留情面。一天，当他听到下属小吏称呼苏轼为“苏贤良”，勃然大怒，当着苏轼的面下令将这个小吏杖责20大板，然后严厉训斥道：“府判官只是协理文案的官员，有何贤良可言？”下属面面相觑，苏轼也下不来台。

　　此后，苏轼所写的公事，陈希亮也毫不客气的涂抹删改，往返不休，直至把文章改得面目全非，最后才启用。在以文章自负的苏轼看来，这是无法忍受的。后来，凡看到苏轼有骄矜自得之意，陈希亮在苏轼登门求见时，也是故意拒绝不见。久而久之，苏轼认为陈希亮这个顶头上司是在无端打压自己，便与陈希亮交恶。平时，如果没有公事往来，他尽量不与陈希亮接触，即使中元节这样的重要节日，他也拒绝前往知府官署与这个“可恶”的上司一同参加节日宴会。

　　如此不受上司的赏识，苏轼觉得十分郁闷与痛苦，他感到自己怀才不遇，仕途渺茫。一天，知府陈希亮在凤翔境内建了一座凌虚台，让苏轼撰文以纪其盛。心高气傲的苏轼觉得机会来了，他想乘此机会浇陈希亮一头冷水。于是，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懑，把平时对陈希亮的种种不满，全部写入到《凌虚台记》碑文中。他以为陈希亮又会像以往那样，把文章改得面目全非才罢休。

　　但万万没想到，陈希亮看了他写的《凌虚台记》碑文后，长叹一口气，然后仰天大笑说道：“我对待苏洵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苏轼就像我的孙子，之所以平日对他如此严厉，就是担心他年纪轻轻却享有大名，会骄矜自满，内在涵养不足，这不是我愿意看到的事情。”于是，即刻请雕刻工一字不改地把《凌虚台记》刻在石碑上。

　　从政四十年，苏轼在新旧党争中两头不讨好，屡遭贬谪，这时他才明白当初上司陈希亮对自己的一番苦心。元丰三年，御史官员从他的诗文中搜索材料，牵强附会说他讥讽皇帝、诋毁朝廷，把他逮捕，制造了一起“文字狱”，史称“乌台诗案”。此后，苏轼几经沉浮，先后被贬于黄州、定州、知州、惠州、直至儋州。像他这种耿直有节、爱憎分明的个性，加之又是少年得志、声名远播，很容易招致他人的嫉恨，如果总是处在自我虚荣的光环当中，在遭受挫折时，就很难保持一种平和旷达的心态。

　　不过，他很庆幸，自己得到陈希亮的挫折教育。陈希亮打掉他的骄气，同时也是让他在顺境中接受一些挫辱，从而培养出一种坚毅的精神，在厄运袭来时，能够以一种乐观豁达的态度对待。于是，政治的挫折并没有减弱他旺盛的创作精力。林语堂先生曾说过，中国百姓在遇到艰难和挫折的时候就会想起苏轼，因为他在经历挫折之后，仍然能够保持一种潇洒和豁达，从容与天真。（梁水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