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土豆哲学

1960年初，接受劳动改造一年后的“右派分子”汪曾祺，经鉴定“干活不藏奸，和群众关系好，‘人性’不错”，从而摘掉“右派”帽子。由于没有找到接收单位，暂时留在原来的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

恢复自由的汪曾祺接下来的工作是画画。依靠早年父亲所教的绘画技能，汪曾祺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多次参加当地农业展览会的美术工作。他还在研究所里搞个了展览馆，并突发奇想地命名为“超声波展览馆”，超声波是看不见的东西，为了形象化，汪曾祺画了许多农、林、牧、副、渔等产品。

汪曾祺更具体的事情是画土豆。研究所有一个设在张家口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沽源是高寒地区，适合种植马铃薯，因此成了当时的一个薯种基地，集中了全国各地、各个品种的马铃薯。汪曾祺从张家口买来纸、笔和颜料，带上几本书，坐车就去了沽源。

在沽源，尽管孤身一人，但没有了无穷无尽的开会，没有领导，汪曾祺觉得那是“神仙”一样的日子。八月下旬是马铃薯开花的季节，每天早晨，汪曾祺踏着露水，到田里摘些花带回家。然后，把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素描。高兴时，还即兴题起诗来——“坐对一丛花，眸子烔如虎”。下午，汪曾祺画马铃薯叶。秋凉以后，马铃薯成熟了，汪曾祺开始画马铃薯块。画完外形，还得把马铃薯剖开来，画一个解剖面。一块马铃薯画完，汪曾祺就把薯块随手丢进一旁的牛粪火里，烤着吃。对此，汪曾祺不无幽默地说：“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一年过去了，汪曾祺的画作已经洋洋洒洒成了一本巨著，他把这些画装订成册，成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可惜，“文革”时，这本画册不知去向了。

年底，北京京剧团同意接收汪曾祺，回北京时，他对经办人员说：“为了我的工作，你们做了很多工作，麻烦你们了，谢谢！”对方叹了口气，回答：“别说了！”其中有个人是文学爱好者，问他：“作家丁玲说过，面对被划为右派，他唯一能做的是‘逆来顺受’；同样在艰苦的条件下，你的精神状态非常不错，是怎么过来的？”汪曾祺回答说：“随遇而安。”

汪曾祺接着说：“丁玲说得太苦涩了。我想，‘随遇而安’，会更轻松一些。‘遇’，是不顺的境遇；‘安’，是不得已的接受。遇到逆境，不‘安’，又能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汪曾祺看了看自己辛苦一年的土豆画作，又说：“马铃薯，在特定的‘遇’，也就是特定的环境中，有不同的名字，河北、东北叫土豆，内蒙古、张家口叫山药，山西叫山药蛋，云南、四川叫洋芋，上海叫洋山芋，土豆可不管怎样叫，他有自己的价值摆在那。”

汪曾祺说他不是一个具有抗争性质的人，但是，面对逆境，他会像北京人常说的那样，‘哄自己玩儿’，因为，生活，是很好玩的。（龙振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