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飞的雄鹰爱雪山

——追记远行的七林旺丹同志

官大官小不要紧，在不在职都一样，只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就行。

——七林旺丹的话

已进初夏，昆明的天气仍似冬末，乍寒乍暖。那些居住春城几十年的“老昆明”说，寒流来袭，无常的气候。

4月8日（星期五），云报客户端在“春城晚报”发布了一条令人伤痛的消息：“被誉为‘雪山雄鹰’的民兵英雄七林旺丹因病医治无效，于昨日凌晨零时40分在云大医院不幸逝世，享年82岁。”噩耗比这天气还寒冷。

4月11日上午9时，七林旺丹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昆明殡仪馆油管桥服务站举行。省人大常委副主任王树芬，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总工会原主席江巴吉才，云南军区原司令员姚双龙，西藏军区原副司令和志光，省政协秘书长刘建华，迪庆州委书记顾琨、州长齐建新等省、州领导参加遗体告别仪式。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拉萨市委书记齐扎拉发来唁电。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卯稳国、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訚柏、省政府党组成员张登亮等领导送来花圈。省委办、省人大办、省政协办、省委组织部、省委统战部、省藏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民宗委、省老干局、省总工会等省级各相关部门进献花圈。在昆迪庆籍乡友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这位生活在平凡人中间的英雄的悼念。

七林旺丹，男，藏族，1935年8月生，香格里拉市东旺乡人，1952年12月参加革命，195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中共丽江地委、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民委、迪庆州政协工作，1997年6月退休，是中共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他丰富的革命经历令人敬服。

七林旺丹同志把一生都献给了党和人民革命建设事业，为各族人民翻身解放、脱贫致富、民族团结作出了不懈努力。青年时期，他是全国知名的民兵战斗英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又带领翻身农奴学大寨，成为建设边疆的模范人物。即至晚年，仍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愧是一心一意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老共产党员。一位英雄远行，当然会有那么多的领导和群众自发赶来为他送别。

七林旺丹同志一生为党和人民做的好事，早已传遍高原大地，老幼皆知。其中，血染雅哈雪山的英雄壮举、带领新联人民改天换地学大寨的先进事迹，将传扬千秋万代！

血染纳雅雪山

约在1955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大小凉山及康南地区的反动头人，为了抗拒民主改革，发动武装叛乱。1956年下半年，战火蔓延到迪庆境内。入冬，中甸全县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状态，特别是东旺，更是敌人争夺的焦点，有乡城、稻城一带被打散的土匪糜集在这里，鼓动叛乱。中甸县委分析了东旺复杂的局势，决定由县长孙致和率领工作队到东旺开展工作。10月21日，孙县长率工作队23人从县城出发。23日，民警中队在队长霍良翰带领下半途赶上工作队，担任保卫工作。25日，到达侧庸办事处。当晚，躲藏在民房中的土匪向工作队驻地鸣枪示威多次。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工作队站稳了脚跟，边整训边开展工作，还争取了一些上层靠拢政府。

1956年12月7日，中央慰问团到达中甸。鉴于东旺地理位置特殊，形势严峻，决定由丽江地委委员和万宝、中甸县副县长汪学鼎和公安局长赵宝鹤等人组成慰问组，由42师工兵营派一个排武装护送到东旺开展慰问活动。1957年1月中旬，慰问结束后和万宝留在侧庸办事处，统一指挥东旺的各项工作。反动分子害怕群众发动起来后会孤立他们，挑衅活动更加嚣张起来，3月11日，东旺通往县城的电话线遭破坏，工作队与县里失去了联系。分散于各村寨的工作队员和民警一共80多人集中到侧庸办事处，守点待援。3月18日，叛匪千余人集结在侧庸周围，双方对峙，冷战不断，工作队驻地的水源被切断。24日，大打正式开始，我方牺牲3位同志，驻地被叛匪全面包围。26日，霍队长下楼到牛房挖水井，被敌人枪弹击中负伤。在这危难关头，和万宝、孙致和等领导研究决定派人突围，取小路绕道翻过纳雅山到翁上区政府求援。商定送信人选时，孙县长认为在办事处任通讯员的七林旺丹最适合：“旺丹为人朴实诚恳，在办事处工作多年，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计较安危得失。”但旺丹对小路不熟悉，决定动员老民出身的扎诗翁博与他同行。“这人流氓习气太重，不太可靠，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好用他了。”（孙致和：《东旺被围记》，1987年1月定稿）

28日凌晨一时左右，在漆黑的夜色和战友们冲锋枪、步枪、机枪的掩护下，两人打开大门猫腰向密林中冲去。临行前，孙县长让旺丹把步枪留下，带上一支十响枪、18发子弹和一枚手榴弹，还亲手把写好的信缝在他的棉裤夹层里。此后发生的事情，七林旺丹在2005年由白乔正、和吉昌、柏林德代笔定稿的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载，原文抄录如下：

“我们整整在密林中走了一夜，次日早晨6点左右，我们翻过了格雨雪山。我们不敢走大路，继续绕山走。到晚上，10点左右，来到一座桥边。......过了桥，我心里安定多了，因为前边就是翁上，那里住有工作组，进入翁上地界就好比到了解放区。到了夜里四点左右，我们俩爬上了纳雅雪山。扎诗翁博问我：‘你有没有枪，有没有信？’我说：‘没有，只叫我们口头报告，是口头信。’我这样说，是因为临走时孙县长再次告诫我信就缝在棉裤里，要绝对保密，即使你被敌人抓到了，他们也搜不着信。”

“大约离雪山顶3公里处，我们坐在雪坡上休息，我一面抓雪当水吃，一面吃糌粑。这时，他发现我身上带有枪，问：‘你的枪好不好？’我说：‘这枪是领导交给我的，好不好，你就不要管了。’他又说：‘我跟你出来送信，给我看看总可以吧。’我说：‘子弹已上了膛，要注意。’他把枪拿过去摆弄着看，我也看着他，怕他枪走火。一会，我转身去收拾东西，准备继续赶路。想不到就在我转身时，他突然开枪了。第一枪打中了我的右手，第二枪打在我的肚子上。我急忙抢枪，他惊慌连扣扳机，叭叭叭叭叭剩下的5发子弹全打在地上。此时，我拿着压下的枪管，他拿着枪座相互争夺起来。他发现子弹没有了，就伸手去拔刀，但他的刀子被楚巴裹住抽不出来。我一手继续抢枪，一手按住枪管，两人狠命地厮夺起来。这时，他露出真面目说：‘你跟着汉人，我今天就要杀掉你。’听了这话，复仇的怒火顿时涌上我的心头，我用负伤的右手抓住他，左手去掏手榴弹和刀，刀拔不出来，手榴弹倒拿出来了。我大骂他：‘你这个暗藏的敌人，今天我死了也要消灭你！’说着，我左手高举手榴弹使尽全身力气，狠狠朝他头上砸去。他叫了一声，顺着雪坡滚下去了。我扭开手榴弹盖子大声说：‘今天你跑不了啦，我一定要炸死你！’说着，我定睛一看，雪坡下是一条长着冷杉树的箐沟，树丛很密，扎诗翁博不见了。等我去追扎诗翁博，走了不几步，就感觉伤口钻心地疼，用手一摸，血一滴一滴地流了出来，肠子也摸着了。......我捂着伤口继续往前走，刚走了50公尺就昏倒在雪地上，一切都不知道了。我不晓得在雪地上睡了多少时间，等我醒来时，雪地上流了一滩鲜血，右手也抬不起来了。我慢慢把藏靴上的布带子解下来擦去伤口上的鲜血，把布带紧紧扎在肚子上，继续往山顶上爬去。我爬一阵，昏迷一阵，醒来了，再继续爬……这时，已有一天多没有吃东西了，昏昏迷迷的，好像再也不能坚持了。但我心里想着80多个同志的生命就在我的身上，再疼再流血，我也要坚持爬到翁上。我昏倒了10多次才爬上坡顶来到翁上上村。见到一个放羊的女人。我问她：‘村子里有没有工作队，你给区里报告一下，我是东旺办事处来送信的，我受伤已经走不动了。’她急匆匆跑回村子报告工作队去了。不一会，杨国昌、孙吉玛、松银巴等七八个工作队员就赶来了，他们用担架把我抬到了区政府。......”（这时，已是七林旺丹离开侧庸第三天的上午。）

七林旺丹经部队医院抢救，脱离生命危险。

七林旺丹受伤住院，此后发生的事情他不可能完全知道。斗争形势瞬间万变，自东旺与县里失去联系后，于3月26日四十二师工兵营在白孝基营长率领下从县城赶往东旺。31日凌晨，侧庸解围。工作队4月4日才知晓七林旺丹的确切消息。后来媒体报道虽有些出入，旺丹带伤送信的事实却有历史作证。正如孙县长所言：“七林旺丹不顾危险，毅然接受这艰巨任务，而且受了伤还把信送到翁上区政府，这精神是可贵的。七林旺丹同志是有功的。”（同前注）

1959年，七林旺丹被原昆明军区命名为“雪山雄鹰”，中央军委授予他“全国民兵英雄”称号，还奖励了一支半自动步枪。这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事迹在全国广为传颂，还被编入了各地的中小学教材。

改变新联河山

东旺公社新联大队位于雪山峡谷之中，山高坡陡箐深，土层薄，岩石多，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群众生活来源主要靠村边每人不到三分的水浇地和一些广种薄收的山地所产的粮食和少量牲畜、经济林木的现金收入，十分贫困。1962年初，从云南民族学院学习归来的七林旺丹被任命为新联大队党支部书记。他暗下决心：苦熬不如苦干，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尽快改变这山穷、水穷、人更穷的落后面貌，广大藏民才能过上幸福吉祥的日子！

1964年，党中央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中甸县立即响应，掀起了以“治山治水、改田造地”为主要内容的农田基本建设。在开展“农业学大寨”过程中，七林旺丹同志带领新联大队社员，以民兵为骨干，兴修水利、垦荒造田造地，大种经济林木。组织了“老愚公班”、“铁姑娘班”等群众组织，在岩石堆里造出大小梯田78块，计30亩。火茸生产队社员揹土5万多背，改造了一块2.8亩的最大梯田。据统计，全大队新修水沟22条（长14.5公里），增加灌溉面积982亩。架设积肥单轨木溜10条，积肥功效提高3倍。建水塘3个、拦河坝820米。架积肥钢溜索23根，总长25.9公里，提高积肥功效5倍。在东旺河边的悬崖绝壁上修筑了通往边三村（指新联大队最边远的巴拉、色葱、赞茸3个自然村）的人马驿道，使边三村群众彻底改变了过去因雪山阻隔与外界交往困难的状况。还在东旺河上架桥，修了水电站，让电灯代替松明照明，脱粒、磨面也用上电能，大大解放了劳动力，实现了跨世纪的飞跃。到1972年全大队新造梯田梯地775亩，粮食总产量由1963年的803581斤增至1410721斤，每人平均有粮1014斤，彻底摆脱了“吃粮靠返销”的历史。

新联大队的先进事迹，在中甸县、迪庆州得到总结推广，后来逐步推广至丽江地区（当时迪庆州归丽江地区代管）乃至全省。迪庆州提出了“远学大寨，近学新联”的口号。当时，全州生产队以上的基层干部几乎都到过新联参观学习，同时还接待了来自全省各地参观团1万多人次。人们问起新联成功的经验时，旺丹回答：靠的是大寨精神！他到北京开会，曾与陈永贵有过交往，又到大寨取经，对永贵大叔始终充满敬佩之情。他在新联，就是以陈永贵为榜样带领广大社员战天斗地的。（尽管他们当初那种战天斗地创造的奇迹后来曾被一些人讥笑过甚至否定过，但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的科学致富并不排斥中国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当然，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新联经验”难免打上时代的烙印。）我们更从七林旺丹身先士卒、不畏艰难的模范行动，看出他一贯保持的英雄本色。

1969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雪山雄鹰》专文，表彰七林旺丹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先进业绩。1970年，《新联——雪山峡谷大寨花》百余幅新闻图片先后在广州第27届中国商品进出口交易会农业学大寨馆和云南省农业展览馆展出，先后有80多个国家及港澳同胞两万多人次和云南省内外各族代表近8万人次参观。其中不乏外国政要，还有《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等知名人士。新联名扬中外，七林旺丹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

至今健在并亲眼目睹新联大队变化的迪庆人，忘不了七林旺丹当年常讲的一句话：“望着滚滚奔腾的金沙江，怎能忘记雪山上的源泉；新联由穷变富，最根本的是靠党的领导。”七林旺丹从一个农奴成长为人民的干部，离不开党的培养。这句发自肺腑的话，说的是他永远爱在心窝里的新联，还道出了赤子对慈母的感恩之情，正因为此才有了他一生跟党走至死不回头的坚定信念和行动。退休后，他把组织关系转回新联。他经常生病住院，人回不去，就不定期向党组织写“思想汇报”。

伟大出自平凡

七林旺丹永远铭记党和中央领导的关怀，他曾先后23次到过首都北京，8次受到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周总理还多次和他亲切交谈过。我们曾听他讲述过他与中央领导、省委和军区首长相宜相融的故事，但他从来不把这些经历当大红袍披在身上。旺丹出席“九大”从北京归来住在丽江宾馆，我们几个从迪庆到丽江写政工会议材料的“老熟人”去看望他。一见面他就拿出一支铅笔让我们分享他的幸福，他说这铅笔是毛主席亲手用过的，他要珍藏一辈子。我们被他的朴实和热情深深感动，也真正分享到他的幸福。此后，他在各种岗位上任领导职务，位尊权重，却不忘亲情人情，仍然是家乡人的“阿吾旺丹”。在人生道路上，他曾经立下的誓言却一字不变：“我是党的人，我永远只跟着党走！”当年他负重伤仍坚持完成领导交给他的送信任务，后来为改变新联的穷困面貌努力工作，这都是他践行誓言的具体表现。从那时起，钢铁般的誓言伴随他生活几十年，直到晚年从不改变。

七林旺丹没有离开我们。他是矫健的雄鹰，永远在雪山顶上飞翔！（杨增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