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本书都有鲜活的生命

林文月，曾有人说她是女版周作人。二者学识如何，我不敢妄议，但能感觉到他们的文字有相通之处，即淡淡的闲适，“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林文月的书，我有两本，名字都起得特别直白，一本是《读中文系的人》，一本是《写我的书》。

《写我的书》是林文月在《联合文学》的专栏文章的结集，都是围绕着一本本藏书的心情转折、相遇因缘，不仅书有鲜活的生命，并且与作者的命运密切地关涉。

一套四册的线装《庄子》，是林先生外祖父连雅堂的遗物。外祖父在日据时期与朋友合作开设了“雅堂书局”，勉力苦撑几年后关门大吉。他在书店埋首研读，为保存台湾史料，撰著《台湾通史》，编纂《台湾诗荟》《台湾诗乘》，书店专售中文书籍和中国文具，抵制日货，可见其心意了。

日文书《变态刑罚史》是台静农先生在地摊上从日本人手里买来的，“买了多年也看不懂”。台先生的“龙坡丈室”内，桌上、橱里、窗台边，到处都是书。他在身体还相当硬朗的时候，颇费了时间和精神整理自己的藏书，分赠与一些老学生，在我看来，确定什么书赠什么人比整理更费时间和精力，才不至于明珠暗投。

我回头看看自己的书架。从初中起，我断断续续买了二十多年书，积少成多，竟有两千余册了，不过并没有什么孤本、善本，几乎都是新书，为数不多的旧书是上大学时在旧书摊上买的。和其他收藏一样，藏书也要讲究传承，但我偏是个拓荒者，父亲只有高小学历，当年家里除了几本地图册以外，一套三册的《再生缘》是唯一的藏书。我常常会有自卑感，暴发户苦于“树小墙新画不古”，我是书不古，呵呵。所以，对前辈学人娓娓道来的书话类文字趋之若鹜，在别人的故事里过过瘾也不错。

《景宋本三谢诗》让林先生回忆起了求学时代，她的硕士论文就是《谢灵运及其诗》，题目的选定颇有趣。林先生与另一女同学去上课，授课的郑因百先生说：“你们两个人今天穿的衣服，一个像陶诗朴素，一个像谢诗华丽。你们就一个做陶诗研究，一个做谢诗研究吧。”我们什么时候失掉了这种魏晋风度，变得急急吼吼，功利庸俗？

《源氏物语》引出了一个典故，表面是指被流放至须磨的光源氏回京城了，其实是讽刺叶公好龙的读者，读到第十二回就半途而废。我也是个半途而废者，不仅《源氏物语》没读完，还有《追忆似水年华》、《大卫·科波菲尔》、《悲惨世界》……都是装点门面用的“工具书”。 惭愧啊惭愧，还是读书去吧。（朱小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