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木碗厂

满月时，我便有了一只属于自己的木碗，那是我的外曾祖父精工细琢十几道工序，亲手为我制作的。那只颜色绯红，附着精美图案，有着曼妙身材的小碗一直陪我度过了童年时光。

记忆中，我将那只木碗取名为“阿祖碗”，每每外婆要给我倒上煮好的牛奶和酥油茶，小小的我便会嚷着：“我的阿祖碗呢？我的阿祖碗呢？”说着就乐颠颠地跑到碗橱边上，从一叠形状各异的木碗里找出属于我的木碗，端放在火塘上，看牛奶顺着小锅愉悦地流进木碗，然后捧起碗，喜滋滋地朝着外婆笑。我的外曾祖父在帮我做这只碗时显然是费了一番心思的，他在碗口边绘上了一枝被风吹弯的柳枝，柳枝上面还栖着一只欲飞的小鸟，那金色的柳枝和小鸟恰如其分地生长在暗红的碗身上，似乎再看一眼，那柳枝便会随之摆动，鸟儿便会朝我啁啾，或是展翅飞翔。每到这些时候，外婆总会耐心地说：“只有央今吃饱了，小鸟才不会饿着。”于是我总会力所能及地将肚皮撑得滚圆，日渐与木碗的身材相去甚远，一度成为令家里人骄傲的小胖妞。

外曾祖父给我做碗时已是70余岁高龄，我那只碗，就是他在木碗厂里做的最后一只。

入学后，我的生活再度与木碗厂息息相关。学校的隔壁就是木碗厂，它是村里占地面积最大的建筑，厂地的前方还有一块较大的院坝，开满了各式各样的鲜花，于是，它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最佳的娱乐场所。躲猫猫、编花篮、跳皮筋、打仗……，没完没了的游戏，没完没了的欢笑。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迎来师傅的怒斥：“太吵了，太吵了，要闹去外面闹。”我们就会变得安静一些，之后又是更大的喧闹，然后狡黠地笑着看师傅从门里探出的无奈的脸。

在我的记忆里，木碗厂不仅巍峨，而且雄壮，外观淡白的碉楼一共三层，檐间龙飞凤舞，藏八宝等图案安详地舒展在门楣的附近，组成建筑的每一块木材都被师傅漆得流光溢彩。推开一扇你能推开的门，就可以看到满屋金灿灿的木制生活用品，即便在阴天，也会被它们太阳一样的金色光芒刺得一阵眩晕。在那时候，村民们想要一只理想中的木碗，便可拿着木疙瘩到木碗厂找师傅，传几支烟，削几个水果，再聊几句，道几声感谢，半月以后进厂，便可以在屋顶那批迎着阳光一起盛开的光芒中找到自己的木碗。

无法准确地说出对木碗厂的迷恋，离木碗厂10米之遥，便可以闻到木屑的香，土漆的香。是那么普通难看的木疙瘩，用松脂胶固定在旋碗机上，在电力马达的带动下，在师傅握着的类似于小型撬杆的旋碗工具之下，“嗡嗡”地飞快旋转。师傅几近于舞蹈般优美动作的片刻，木屑漫天飞扬，一个木碗的雏形便在飞旋之中形成。待马达停下，师傅便往木碗浇上一瓢冷水，摘水果一般摘下木碗，轻轻往厚厚的木屑上一扔，手摸上去，出锅馒头般暖呼呼的。怎么看都感觉有趣，怎么想都觉得神奇，但师傅的解释永远不会满足我们对木碗成形的好奇。于是有一天，我乘着师傅外出解手的时间飞快地打开电闸，学着师傅的手势旋开了我第一个也是唯一一只木碗，但我没有等到手与碗的舞蹈，只听咔滋咔滋几声反抗，脸上就被几块木片击中，随之“小撬杆”被飞旋的木疙瘩迅速弹出，震得手掌猛疼。我胆战心惊地关上电闸，看到了活生生夭折在我手下的“木碗”，也看到了立在门口一脸惊恐的师傅。由此，我们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除非有大人带，小孩一律不许进旋碗间。

渐渐地，被旋碗间隔离的我们转移“阵地”，溜到二楼的木碗加工室。于我们而言，木碗加工远没有旋木碗来得有趣，但那里有性格和蔼并且非常会讲故事的农布舅舅。当时，农布舅舅的工作一般就是对成形的木碗做一些打磨砂、修补一类的加工工作，加工室里常常安静得就剩下砂纸抚摸碗面的“沙沙”声。我们歪着头席地而坐，等待我们一律尊称为舅舅的农布慢腾腾地咳嗽一声，然后再将“阿尼洞”（老熊）、阿古顿巴的故事继续下去。当然，这时候我们还会听到许多关于木碗的相关知识，譬如说，一只木碗从开始制作到完工需要的工序：买来优质核桃木、杜鹃木、五角枫木等木疙瘩，将木疙瘩煮透、晒干，旋成木碗。修补加工，用砂纸打磨光滑。上土漆，将木碗放进地下室用湿润的毛毡包裹。在地下室滤水捂干。把捂干的木碗拿到太阳下暴晒。在木碗面上描画各类图案，添加金箔增加亮度，再上一次土漆……经过这精工细琢十多道工序之后，一只漂亮的木碗才算完工。在当时，幼小的我们对这么多繁杂的工序是毫无兴趣的，只为了农布舅舅要考问我们某道工序，以此来换取继续故事的条件，我们才会像背课文一样反复记在心里。然而这一记，却也再没忘记。

那些关于木碗厂的记忆尽管欢乐，却又是短暂的。大约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木碗厂便彻底地关上了大门，只有几个曾经在厂里工作的老人偶尔打开门锁进去，不久便匆匆地出来。我们没法再进木碗厂了，就在厂边的空地上玩耍，玩累了就看看那道油漆斑驳的大门，想想那些听故事的日子，很近，却似乎也再回不去。

木碗厂彻底关闭了，它再也没有木屑的香，土漆的香。我们有过惆怅，然而，又会重新找到新的乐园，逐渐习惯没有木碗厂的日子。

之后，便是离乡外出读书，暑、寒假回来，看到一些更小的孩子在朱门紧闭的木碗厂边玩耍。这时的木碗厂，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风采，风雨洗淡了油漆的鲜艳，墙壁变得斑驳，檐间的龙凤执拗地飞翔着，却有了孤独与沧桑。看到做游戏的孩子，像看到我的从前，而我再也不屑于玩这样的游戏。但在离家求学的日子里，无论我在什么地方，遭遇怎样的寒冷，我的心里都会有一种温暖：家里的碗橱里永远都会躺着一只专门属于我的木碗，安静地等待我回来使用。无论它出自于谁的手，无论它取于何种木材，都与家里所有女用碗一样，有着弧形的曼妙身材，提醒我会逐渐长大，继而拥有所有女性一样的特征和她们简单的幸福。

记忆是神奇的，一些许久以前你觉得并不足以挂齿的场景会慢慢放大，像一场电影在脑海里重映。许多年以后，“阿祖碗”与木碗厂的记忆促使我找寻木碗与木碗厂的渊源，让那些离我远去的细节与过去的时间再度连接，人-路-碗-厂，像一张相对松散的网，却足以组成一部相对完整的历史和故事。

众所周知，滇藏茶马古道是自唐代以来逐步形成的沟通川、滇、藏边三角地区的古商道，通过这条民间贸易的商道，藏汉的物资交流持续了一千多年，并在上世纪中叶的抗战期间达到了鼎盛。村里的“资纳腊”（黑岩山），就是滇藏茶马古道中北上进入川藏的唯一通道。如今，在茶马古道上驰骋颠簸过的人马虽已不在，但作为滇藏茶马古道上的一个必经之地，古道和马帮留下了许多渊源流传的故事。据说，当时村里被乡邻们尊称为“阿大陆”（陆哥）的英俊男子，便是在茶马古道上风流一时的人物，在上世纪30年代末，他便有了颇具规模的木碗作坊，茶马古道上有过他的马帮，马帮上驮的，便有他的作坊里生产出的木碗。

令人遗憾的是，外曾祖父扎史孙诺约在阿大陆25岁时出生，没等外曾祖父长大成人，阿大六便客死他乡。两个乡土人杰没能有机会碰撞出我所期待的精彩。

自小，外曾祖父便对木碗制作有着浓厚兴趣，并且天赋过人，他从18岁开始学习漆艺，之后进西藏学习绘画，并传授土漆工艺。上世纪60年代，他在村里创办中甸县木碗厂，又是厂里的木制品画师和土漆大师傅。他先后7次到昆参加名特产品会议，又多次赴京、成都进一步学习画艺、漆艺，是木制品界的佼佼者。在我的“阿祖碗”之前，便有许多散发着阳光般暖色的木碗、茶桶、糌粑盒、酥油盒等传统工艺品经过他和同事的双手，被驮上马背、大卡车，开往滇、川、藏等地区。

也许我可以透过时光，以我的文字重建一个木碗厂初建时的简易情景：河谷之春，泥土苏醒，连花朵的香气都是多余的。木碗厂立在狭长的河谷之中，与职工宿舍朝南相连，虽说是方寸之地，但人来人往，是方圆百里之内的热闹之所，旋碗声，磨砂声，笑声，咳嗽声，说话声，连成一片。叼着烟锅或吸着鼻烟的是师傅，他们一般忙于外交，外兼手艺传授、产品外销联络等活计，师傅表情严肃，多半白了双鬓，走路背着双手，高兴时候嘴角歪一下，算是笑。梳着大辫子的是年轻的学徒姑娘，她们学的是木碗的加工工序，往往穿着肥大的裙裤席地而坐，用画笔或是漆刷轻轻描绘着，澄澈的眼睛温婉地包围着木碗的弧度，朴素美好得像从地里刚长出的麦芽。旋碗的伙计头发和胡茬上总是挂满木屑，就算手不顺畅，他们也不急，慢腾腾地吧嗒一锅烟，等心静下来，才慢慢操起工具，将手里的木疙瘩冠以理想的性别和年龄（木碗还可分为童碗、成人碗）。“踏”木间里总是吵嚷得厉害，前来“踏”木的，多半是村里打短工挣钱的村民。因为当时没有电，才有了“踏木”这个活，即用人力踩踏带动旋木机旋转。他们喊着号子挽着裤腿有节奏地踩着踏木机，浑身洇出汗水，等与之相邻几步之遥的旋木师傅一声“停”，他们才跳下踏木机，抹一把脸上的汗水。等到太阳偏西，几十名员工陆续回家，或回到宿舍，继而炊烟四起，情歌响起……

当时厂里的工人除了工银外，还有粮票、酥油票、布票等票据享受，相对于人民公社里的农民，算是“白领”，因此，能进木碗厂，在那时是最令人骄傲的事情。

到70年代末，几场革命运动下来，木碗厂慢慢衰落，收益已经不能满足越来越多的职工的工银发放，木碗厂里生产散漫，怨声四起。80年代初，分到土地的木碗厂职工如鸟兽散，仅剩下了几个厂里的“老资格”撑着生意自给自足。显然，在我记忆中曾经风光的木碗厂，就是它最后的光辉。

还没等我理清这些脉络，木碗厂早已不在。木碗厂门关闭之后，迎来的是典卖，继而被拆除，成为家境较为殷实的人家的房地。每每靠近那块曾经矗立着木碗厂的土地，除了那些细碎的回忆，以往的种种已在视野中了然无痕。

所幸木碗厂还是留下了它的根脉，它在时光中发展成十余个小作坊，在寂静的河谷之中嗡嗡作响，生产出被冠以性别和长幼的木碗进入滇、川、藏藏民家庭，有的被镶上金底银边，有的被描上花鸟果木，有的躺在精美的橱窗里，有的睡在牧民的怀里……

想起故乡我就会想起木碗厂，它的消失似乎只是为了在我的脑海里生长，甚至飞翔，然后缩回腾空的双翼，具体到那只在碗橱里等我回来的木碗。(作者：央今拉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