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硝烟

步入军旅

（接上期） 1937年8月19日正式入伍当二等列兵被编入工兵团二营四连二班。入伍前报名时我们三人改名用字，黄万熙改为黄伯侯，徐毓文改为余双人，我改为和启贤。我们在同连同排，每班各有一人。保山朋友也陆续报到，陆文庆与我同班同宿舍。我们连长刘玉林，黄埔八期毕业，排长王之启，军官五分校十一期毕业。

由于新兵不懂军事基本动作，出操不与老兵为伍，安排专人教新兵。从“立正、稍息”学起，再学向左、右、后转法、步法、操枪法等。这些基本动作，在学校就练过一些，学生当兵，接受较快，只用一星期时间我们就参加集体训练了。

“三操两讲”的军训抓得很紧，天不亮就起床，整理内务3分钟，洗脸刷牙解便5分钟，接着集合点名上早操，跑步15分钟后，值勤官下达各连训练科目，随即分开教练两小时才收操，收操后又上一节课，再出操，收操又上课，午间休息两小时，下午野外演习三小时，夜间自习两小时，晚十点熄灯。

周六的早操后打扫卫生，擦枪洗衣服，再出操。收操后全团集合，纪念孙中山先生，由主席（团长）宣读总理遗训，然后领读《军人读训十条》，我只记得前五条了：

第一条：实行三民主义，捍卫国家，不容有违背怠忽之行为。

第二条：拥护国民政府，服从长官，不容有虚伪背离之行为。

第三条：敬爱袍泽，保护人民，不容有傲慢粗暴之行为。

第四条：注重礼节，整肃仪容，不容有散荡浪漫之行为。

第五条：尽忠职守，奉行命令，在不成功便成仁的训示下努力。

星期日的活动主要是打扫卫生，早餐后值勤官手戴白手套这里摸、那里擦，进行检查，有不合格的就记下名字，集合时宣布被罚去扫花台、浇花水。下午放假，假有两种，散假可三三两两自由活动，班假以班为单位活动。

1937年9月上旬，全团发饷，发全套服装，又发装备，全新的捷克步枪、机枪、汉阳造手榴弹、刺刀，子弹每人100发，打背包、挎水壶、全副武装进行夜间演习。白天实弹射击，我在家时常骑马玩枪，此时好显身手，三发三中，发发十环，取得一等射手称号，黄伯侯同样取得一等，只有余双人落空，只能连续练习三天。打轻机枪我还是取得一等，成绩超过老兵，受到表扬，黄君和我初获第一功，心里十分高兴。

10月10日是双十节，是民国政府的国庆节，全国欢庆，大吃大喝，士兵只准喝一碗黄酒、一小杯烈酒。第二天全团出发，向贵州方向进军，当天行抵杨林县城宿营，新兵不习惯长途跋涉，加上约30斤的武装负荷，走起路来难受极了。才走了一天，双脚疼痛、脚底起泡，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两腿不听使唤，真急人！到底还是老兵有经验，班长打来一缸烧酒，副班长在火边把酒煨热，每个新兵发半盅，让我们把脚洗净，用热酒擦痛处，用针把脚泡挑开，再擦，当夜疼痛难眠，但事到那时，只有坚持。第二天行军到易龙县，更觉吃力，夜里双足掌恰似火烧，难以入睡。第三天途中新兵掉队，全连共13人。班长替我扛枪，副班长帮我背背包，我手杵拐杖，一步一颠狼狈前行，督队催促，个个只好咬紧牙关坚持。大部队下午四点就到达宿营地马龙县，我们新兵直到天黑才赶上。第四天到达曲靖城，脚有些好转，走路不大吃力，就是坐下休息后站不起来，慢慢活动几下后方能直立，第五天在曲靖休息。

从曲靖启程时，体力已恢复，脚也好了。我们主动披挂全副武装，精神抖擞地加入行军行列，当天顺利到达易资孔小镇宿营。班长见我好了，夜间十二点到一点派我执岗一小时。值完岗刚睡着，忽听四声枪响，随着紧急集合号响起，部队遭到土匪袭击。我们迅速武装集合，击溃了这股土匪，打死打伤匪徒20余人，活捉7人，我方牺牲2人，伤5人。因打土匪不是此行目的，就不再追剿收了兵。

继续行军经沾溢、平夷（今富源），达贵州盘县，休整三天后又沿普安、安南、关岭、镇宁、安顺走。在安顺休息两天，队伍不往前走，我们连反而走回关岭县驻防，任务是保护滇黔公路。

休息两天后，接防手续完毕，三个排分段守公路，有两道岗哨，昼夜站岗，每天抽一个班沿公路巡逻。队伍不出操，也不上课，可以请假上街玩，但不能超过两小时。不值勤时除上山打柴外无事可做。

距关岭县城数里有一河流，河上有一座大石桥，叫坝陵桥，京滇公路由此桥通过，两岸地形险要，土匪经常在此出没拦车抢劫。我们排的主要任务就是守护这坝陵桥。离桥二里，有一大瀑布，犹如苍碧空中垂下的白练，是一奇景，附近有许多石刻诗文。再走上山坡，是贵州省主席周西城的血衣墓，是座公园式的陵园。据当地人介绍，当年周西城亲自指挥贵州军队和朱晓东率领的滇军在坝陵桥大战，周西城阵亡，尸首失踪，只找到一件血衣，只好将血衣安葬，故叫血衣墓。

在关岭一住两个月。每天站两次岗，三天轮一次上公路巡逻或上山砍柴，除了这些，就无事可干，连书也没有看的。我们想办法娱乐，用石块磨成象棋子下棋，用竹片制成麻将子打麻将，排长王之启也参加我们玩，他中学毕业，又是黄埔生，有时猜谜，有时作诗出对。有一天他出一上联：“关岭县关圣帝镇守关关上”，我们排的驻地叫关关上，有一座关圣庙塑着关羽像，他借地名人名作对联。黄伯侯对下联“石头寨石将军独立石岩下，”因为五连驻地附近有一尊石像叫石将军。我们就这样苦中作乐。

1937年秋，团部进行人事调整。黄伯侯、余双人我们三个调连部，黄任司务上士，余当文书上士，我为军需上士，陆文庆调团部任文书，董先、辛作纲调营部军需，李志全、陆文庆调三营八、九连当上士，所有参军的学生都得到信任，安排工作，我们都感到愉快，也有了一定的自由，特别兴奋的是有报纸看。

从那时起，有空就同团部、营部的军士往来交朋友，尤其是陆文庆、辛作纲我们之间无话不说，互通消息。

有一次黄伯侯我俩到团部领物资，陆文庆对我们说：“我团今后的任务是保护滇黔公路，防区已划分，一营由贵阳到安顺，二营由安顺到普安，三营由普安到盘县，盘县到曲靖另有一个独立营驻防。”他又说“上前线的部队已编成一个军，由卢汉当军长，不久就出发了。”

听到这个消息，上前线不可能了，黄、余我们三人有点灰心，觉得既当了兵，就要上前线杀敌，守公路没奔头。又联想到团长是保山人，保山的几个朋友都调到团、营里，我们没靠山，老在连里，产生了好事无我份的情绪，我们想设法离开另谋出路。怎样离开呢，开小差不行，一旦被抓回，挨军棍吃不消；请假吗，不准反受嫌，不被信任更糟，最后统一决定在等滇军途经此地时跑进去，跟随滇军上前线。又给杨湛英写了信，请他了解卢汉军队出发消息告知我们，如能托军中可靠之人将我们三人调进前方部队更佳。

一日，卫兵递来一张名片，说有人来访。我一看，是维西读高小时的同学赵爱，喜出望外，忙将他迎进连部。交谈后知道，他二哥赵熙明曾在保定军官学校与蒋介石同学，北伐时当过师长，现在财政部贵阳统税局当主任，他派人到维西接家属，有一个大娘叫赵忠贞，赵爱、赵忻两弟兄送这位娘娘去贵阳，路过盘江桥时见守桥的部队是滇军，顺便问一声，知道我在这里就找来了。我向赵爱介绍了黄伯侯、余双人，并向连长请假，三人同去见老乡。

赵大娘与我母亲同是吃斋的佛教徒，她们彼此很熟，在维西读书时我就认识她了。他乡遇老乡，有说不完的话。说话间，晚饭已好，赵大娘一旁吃素，其余人同席。席间说话，我们三人托赵爱、赵忻到贵阳帮我们寻找到抗日前线的路子，想到前线闯一闯。他俩表示愿尽力，互记了通信地址。

1938年元旦后几天，收到赵爱来信，随信寄来招生简章剪报一张，得知贵州军管区招收短期训练军官队，名额240名，条件是初中以上学历并受过军事训练，年龄25～35岁，身体强健的男性。三个月训练期满按排级待遇安排工作。

黄伯侯、余双人我们三人商量后，将信交给连长杨琳，向他要求准假赴考。他让我们自己去找团长试试看。第二天，我们三人同到团部，先找陆文庆，请他引见了陆仁跃团长，请求准假赴考。得到批准，但结业后必须回团工作。我们答应了，并说如果考不上还要回团。陆团长当即开了两张军令，一张交文书主任开介绍证明，另一张交军需结发三人薪饷外，人均补助国币20元。

我们回连后从速办理移交手续，两天后告别连队启程，步行5天抵达省城贵阳，到北门街普定路51号财政部贵阳统税管理所找赵爱、赵忻，请门口的黑衣警察把名片递进去，他俩出来把我们三人迎进去，见过赵大娘、赵熙明主任。赵爱说：考期已过，报名人数上千，多为北方难民，你们事先未报名，补考不可能了。听了他的话，我们大失所望，真是命运多舛。

赵爱将我们三人安排在职工宿舍住，吃饭在机关食堂。住了几天，焦虑急躁性起，余双人提出返回团部，黄伯侯提出坚决上前线，我的意见是暂时住下，寻机上前线。

赵大娘单独跟我说：“我们不见面，你干什么我管不了。现在到我身边，就在着，不愁没工作做。我绝不许你去当兵。万一有个闪失，我不好向你母亲交代。先在这里混一久，以后同我还乡，让你母子团圆，我就放心了。”她是好心，却使我为难，只好支支吾吾顺着她。

在走投无路之际，我想起了在维西任过教育局局长，当过我老师的赵望之老师，他是赵主任的族兄，也在所里当股长。我们三人同去找他，请他帮出主意。我把我们三人的情况向赵老师讲了，黄余又作了补充。他考虑片刻后对我们说：“我尊重你们自己的想法，应各投所好。黄伯侯的情况特殊，只有向抗日前线冲去，立功立业方可免遭横祸；余双人在工兵团，长官信任，回团是有希望的；和兴周在此安身，这里是省城，是抗战大后方，找出路机会多。暂时分别乃人之常情，只要分开后不要失去联系，那里机会好，又到那里团聚，相互关照就行了。”

几天后，余双人搭车回工兵团，黄伯侯被赵望之先生介绍给从前线回来的师参谋长牛思奇（蒙自人），又由他转介绍到湖南醴陵十三预备师师部工作去了。我被安置在统税管理所稽查室工作，每夜同赵爱上夜校补习，学两小时的文史地，每月交3元学费，思想开始安定，就是忘不了黄余二君，梦中常逢。三人分手，竟成永别。解放后才知道余双人当了营长，在抗日战场牺牲；黄伯侯当过连长，后来返乡兴家，死于劳改农场。

1938年2月，我看到一则广告：贵州军管区军官大队招收学员，条件是排连级干部，考试科目为军事基本常识、政治、语文、数学、史地、体检，凭委派令或主管证明文件报名。受训三个月后结业分配工作。

我去找赵望之老师商量，请他想办法找报名证件。他说：“军官大队副队长李秀州是云南鹤庆人，是我同学，我们常来往。我写封介绍信，说明你在滇军工兵团当过副排长，在战斗中遗失了委派令，请准予报名，求蒙赐顾。”“据说最近他爱人生小孩，他在家照顾，他家住南厂兵营前面小街子某号，你准备点礼品以我的名义去见他。”

到下午，我约赵忻买了一只鸡去见李秀州，将鸡和介绍信同时交给他，并说明来意，他很客气，边谈边煮了一盆米酒汤圆，说是家乡风俗，给赵忻我俩每人盛一碗，他也陪着同吃。食毕，开了一纸准许报名的条子给我，我俩人辞谢而回。

第二天，我去报名处办了手续，几天后考期到，对号入考场。

第一场：体格检查。

第二场：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笔试。

第三场：军事基础知识。第一科目是当排教练指挥，方向变化队形不变，队形变化方向不变，队形方向同时变化。我感到有点吃力，指挥三次出了一身汗。第二科目是逐项写明步哨长出发前的动作。我作答如下：1、静听命令；2、复诵命令；3、排选士兵；4、检查服装；5、检查武器弹药；6、领取需用物品；7、对表。第二科目我觉容易，三分钟交卷。

过了三场考试，自我感觉满意，每天有事无事的去教育厅广告墙看榜。几天后，榜上有名，我欣喜若狂，奔走告知赵老师、赵爱、赵忻、赵大娘，写了假条面呈赵熙明主任，急忙作入学准备。临别，除领到应得薪酬外，赵氏子侄每人给我10元或5元的资助，我一一谢过。

1938年3月1日，军官队举行开学典礼。大队长张真瑞，贵州遵义人，黄埔军校毕业，上校军衔，副大队长李秀州，黄埔生，中校。我被编入第一中队，中队长儒天锡，分队长桑才生。

受训科目主要是班排连操场和野外教练等军事知识，课堂讲的主要有步兵操典、筑城教范、阵中要务令三本教程。附学唱抗战歌曲，最激昂的一首叫“急事歌”：事急了，事急了，快把日本来打倒。日本是世仇，大家休忘了，吞琉球、割台湾、并朝鲜、占东北，旧仇未报，又来犯我国。此仇不复，万人耻辱。事急了，事急了，快把日本来打倒。

光阴似箭，到5月底，历时三个月的紧张军训结束，考试及格者发一枚毕业证章，没有证书，由贵兴师管区分配工作。

贵兴师管区司令李靖难（云南弥渡人）传见军官队学员，逐一问话，在名册上记录。三天后，每人收到一张“日日命令”代替委任令，我被分配到贵兴师管区后方补充三团三营十三连，任第一排少尉排长，6月1日报到。

第三团团长张荄，云南弥渡人，三营营长谢觉，贵州安顺人，十三连连长赵达三，贵阳人，我为一排排长，二排排长严海亭，四川成都人，三排排长万正芳，贵阳人，事务长张家善，云南安宁人。连排长都是军官队同学，人事相宜，大家都很高兴。

6月2日，团长召集会议，排长以上参加，主要是交代如何带兵练兵，纪律制度等。会上确定了那个连到那个县接收新兵，驻何地训练。营长讲的是当时急需办理的事。

6月3日到团部领取军用被服，装备及武器弹药。

6月5日用军车把连部人员送到贵定县接收新兵。几天后，新兵到齐，编成连，穿上全新的草绿色军服。县政府开大会欢送慰劳。第二天开回龙里县城，开始练兵。

在龙里练兵时，最头痛的事就是新兵逃跑。才一个月，全连170多名已逃40多名。我们排还好，52名跑了3名，原来是招了3名兵油子，他们知道新兵待遇好，就当新兵当了就跑，跑了又当，反反复复混。我排三个班长，一个大理人，两个是鹤庆人，都是云南同乡，他们跟我说了实话：他们是从前线逃回来的，前方打仗吃够了苦头，死了也白死，觉得不划算，就在后方新兵营里混日子，如部队开赴前线作战时，半路逃走，又到后方入新兵，这样已两次了。我听了感到好笑，因需要他们带新兵，也不计较。

有一次，张荄团长来三营，集合各连点名。连长张达三是个奸猾之人，他闻知团长要来点名，便用钱收买穷苦人来抵逃兵空缺，让这些人穿上军衣，剃光头，供他们吃饭睡觉，演习一两次后等着，到团长亲自来点名时入列顶名，点到逃兵某某某时答一声“有”就完事。到夜里，每人给两块国币，脱下军装，悄悄溜走。这叫“冒名顶替”。发薪饷时，连长同事务长将逃兵的薪饷领到手，如一名士兵月薪10元，连长分4元，三个排长与事务长各分1.5元，又把每天供的24两米变卖成钱，一半充入连部伙食，一半充入士兵伙食，这叫“吃空饷”。这样一来，哪个连的兵逃的越多，连排长的腰包就越肥，连队的伙食也越好。

吃空饷的事混过了三个月，团部、司令部都知道了。团部、营部各自派人到乡下抓逃兵、追赔服装、借故敲诈百姓的案件不断发生，乡区政府上告省政府及司令部，省政府发布布告到处张贴，主要内容是：不准团营级私派人员下乡捉拿逃兵，若再有此等事件发生，由地方各级行政机关逮捕上解，由县级法办。司令部也下达命令，若发生逃兵时，以团为单位赔偿损失，按团长三成、营长三成、连长三成、排长一成分摊，由月薪内扣除，不足数则记账，直至扣清为止。于是，还发生了排连长开小差的事。

三个月练兵期满，正要准备开赴前线，问题不断地发生。有一天，团长、副团长带副官及警卫人员，突然来到我们十三连集合点名。连长张达三的消息真灵通，如法用冒名顶替的招数，可准备仓促，来不及给顶替的老乡理发，急忙换军衣军帽排队应付。团长亲自点完名，抽个别士兵问话。忽然大声命令“全连脱帽”，长发、短发、光头各形俱全，与半个月全连士兵统一理发一次的士兵截然不同。团长叫副官将头发另样的人一一抽出审问，据他们坦白，有得二三元钱的，有得十多斤米的。空缺舞弊真相大白。连长张达三被带到团部禁闭反省。指定我补缺，并晋升为中尉排长，代理连长职务。

冒名顶替、吃空饷案营长杨喜隆、连长张达三等三人和两名军需共6人送军法处受审。

由于练兵期间逃兵过多，兵额不足，1938年8月下旬全团进行整编，实质上是缩编。将原来的15个连缩编为9个连，每营由5个连缩编为3个连，所谓的三三制。

1938年9月5日，全团出发，进行旅次行军（无敌情行军），由贵州龙里县城出发，经贵定、镇远、青溪、玉屏到湖南省境芷江、邵阳，全团徒步走了9个县界，行程1600多华里，于10月3日抵达邵阳市（旧时称宝庆府）。

我团在独山县境的行军途中，与白崇禧将军亲率的广西抗日军队相遇，据说除两个军外，还有特殊部队，有32000余人，行军队伍拉得很长。我团夹在他们队伍中间，主力部队在我们的前面行进，总部、警卫部队、后勤运输队跟在我们的后面。有一个营全是女兵，约300余人，佩清一色的手枪。从全军的军容军纪看，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

据说，由于汉奸泄密，敌方知道贵州、广西两省的援军开往前线，出动了由27架轰炸机组成的大队，在湘黔公路沿线向我军进行轮流轰炸。

一天清晨，天朗气清，长空如洗，部队进入湖南芷江，忽然，高空发出嗡嗡响声，大家一看，是9架敌机成品字队形由南向北沿公路飞行，瞬间，敌机打乱队形，俯冲投弹，沿公路狂轰滥炸，步兵已疏散隐蔽，但广西军炮兵的骡马受惊吓乱跑乱跳，敌机即行低空投弹采用机枪扫射，来回重复三次，投下百多枚炸弹。广西军一死两伤，骡马死了6匹。附近村庄房屋着火，浓烟冲天。

为了免遭空袭，我们同广西军都改为夜行军。夜行军速度慢，使人更感疲劳，加上沿途市场卖的多为牛肉，我团无钱天天买，只能买菜油和低价蔬菜，大多时间吃光饭喝米汤，对士兵身体影响较大，病号增多，困难越来越大。

每到日落西山，部队在公路两边排成二路纵队向东行进，许多难民又从东向西退下来，向云贵川大后方逃命，两股人流逆向而行。人挑马驮，扶老携幼，再加上运输公司的车、商车、小轿车在公路上穿行，汽笛声声，人吼马嘶，震耳欲聋，公路显得拥挤混乱，令人感到难受。三步一站，五步一停，行军速度很慢。

我们全团官兵目睹了敌机轰炸后的这一切，更增强了战斗意志，再加上眼前现实已不可能单身离队了，因此，基本上没有人开小差。

征途艰苦，使人更加坚强。这次长途行军我就能照顾病号，替他们扛抢背背包了。最伤精费神的是值勤工作，值星就是值一个星期的勤，排长要轮流值勤。值勤排长负责管理全连事务，如安排宿营地、集散队伍、掌握作息时间、分配各项勤务、写日记、查哨查铺、代替连长办事等，途中我当了一次值勤，迟睡早起，睡眠不足，边走边做梦，整得我身体消瘦，疲惫不堪，无异于害了一场大病，交值几天仍感头昏，似病非病，久久不能恢复。 （和兴周 遗稿 和根合 整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