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茶盒

盐茶盒在香格里拉市藏家农户中实在太常见了，它一边能放置食盐，另一边可以搁砖茶，是方便藏家人煨煮酥油茶的生活器具。我们家曾经有一个盐茶盒，提起那只盐茶盒还得从我母亲说起。

我的母亲名叫钱福弟，是鹤庆县城后街人氏，鹤庆县解放后，她担任了街长。1953年随土改工作队来到了香格里拉。在香格里拉（原中甸县）她先担任金江区卫生所第一任所长，以后县人民医院医院组建后，她被调任为第一任护士长。母亲能担任这样的职务，并不是她有多高的文化和多高的医术，而是全靠党的培养和信任，还有是她在工作中的勤奋和努力。要不然一个原仅有两年小学文化的她，要在医务界和知识分子的队伍中发挥带头作用是很难的。

可是在“文革”时，母亲竟也成了“走资派”受到批判。她被革职后安排到距县城较远的大中甸公社吉迪大队（当时也被称为“红旗大队”）农村合作医疗室工作。我到母亲工作的吉迪大队是1971年我上了初中的第一个寒假，那时我们住在了大队部新盖的房屋。能和母亲在一起，兄妹三人都感到很幸福。可母亲说，三年前她刚到吉迪时，居住的是楼下关牛、楼上四面没有窗户的仓库。值此我们体会到了母亲在农村工作和生活的艰难，也理解了母亲把我们兄妹寄养在内地的苦衷，更感觉到当地群众都叫她“妈门巴（医生妈妈）”是对她的尊敬和爱戴。

在大队医疗室里，和母亲一起工作的还有当地村里的“赤脚医生”诺基阿姨。那时虽说是医疗室，但母亲和诺基阿姨并不是坐等病人的到来，她们常常是有规律性地背着药箱到各个村落里巡诊，有时还得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母亲她们出诊后，留下的我们很喜欢到在大队部做木匠的师傅那里玩，因为那木匠师傅会讲汉语，同时我们还可从他那里拾回烧火用的柴禾。

记得1972年春节即将来临，大队部院子里的人都回家去了，就剩下我们一家人，冷冷清清的。可一天傍晚，那做木工的师傅又急冲冲地回来了，他告诉我母亲说他妻子可能要生产了，请我母亲马上去看看。母亲听说后连忙叫人也把诺基阿姨叫来，自己忙着准备了医疗器械和药品，吩咐我照看好弟妹后，很快就上路了。母亲他们走后天开始下起了雪，他们所要去地点是山后的孜尼小队。当晚，我们兄妹为等母亲的归来一直到了深夜，可煤油灯里的油都熬干了，还听不见院子里有一点动静。第二天，当我们醒来时，遍野都已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直到那天下午，才见母亲和诺基阿姨用头巾包着头回来（因怕阳光下的雪刺伤眼睛），她们的鞋和裤腿都结成了冰块。可第二天母亲和诺基阿姨却和平时没有两样，照样开展着新的工作。

春节后，那位木匠师傅回到了大队部做活，他特地先来感谢我母亲，送来了酥油、糌粑和一个盐茶盒，那盐茶盒做得很精致，有两道梭板盖子，还漆了橘红色的油漆。对他的诚意母亲推辞不了，只好收下后又把那时定量供应给家里的红糖送给了他。事后，母亲告诉我把那盐茶盒藏起来不要使用。我原以为母亲是怕大队干部们误认为木匠师傅用了公家的木板，可这只盐茶盒却偏偏被大队文书看到了。大队文书玩笑似的对我说：“人的生命真不值钱，救一条命才得这么一个盐茶盒。”从大队文书那里我才知道，春节前的那天要不是母亲和诺基阿姨冒着大雪及时出诊，那木匠师傅家就将遭大难了。他妻子难产，那小孩子生下来就不会啼哭，是我母亲用嘴吸出婴儿口腔和腹腔的异物才使他获救。可在那个年月里，母亲的这样感人事迹却不能公开，就是县里有人来采访也被大队所拒绝，原因在于那位木匠师傅的家庭出身是“富农”。当时我才明白母亲叫把那盐茶盒藏起来的原因。可那时年小的我还在遐想，只要母亲下一次能救起一个贫下中农的孩子，母亲的事迹就能得到宣传，她也就可以回到县城工作了。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这年5月，母亲在回县城购买供应口粮的途中，从颠簸的拖拉机上摔了下来，造成了腰椎严重骨折，从此她再也没能回到吉迪大队。经过两年多的治疗后，她的身体才基本康复。在她能上班工作时，上级安排她组建县里妇幼保健站工作，并担任保健站领导。当我从吉迪大队搬回母亲的生活用品时，那只橘红色的盐茶盒也就成了当时我们家唯一崭新的器具。此后我中学毕业后到农村插队，母亲让我把这只盐茶盒带到了知青“集体户”中使用，直到我从农村回城工作时，想到今后的生活一般用不上它，就它留给了农村的朋友，还真没想到这朋友家庭至今还使用着这只盐茶盒。

如今，诺基阿姨和我母亲都相继离开了人世，尽管至今我还不认识被我母亲抢救起生命的那孩子，可在我看到那只盐茶盒时，便想起了那个令人遗憾而又考验人的岁月，想起了母亲那批共产党员的可贵精神和优秀品德。激起我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和信念，决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忠诚、坚定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殷著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