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发

某天看黎小桃的文章，里边有一句：“刘邦出生时身边盘着一条蟒蛇，黎小桃出生时身边盘着一位医生。”俺当年出生时身边非但盘着一位赤脚医生，还出现另一异象——额前的头发盖过眉毛。可能该赤脚医生久经“沙场”，还从未见过一出生头发就这么长的。

我本人对头发最早的记忆，是母亲将我的头发高高绾起，扎成一束马尾。林冲遭发配到野猪林那场戏，他的发型就很像我这个。接着我还被戴上一只发卡，发卡上顶着一团用纱巾扎的大红花。这种打扮是从画上学来的，名曰“祖国的花朵”。而后母亲带我去做客，接受同桌吃饭的人的赞美。

那个年代的电影里，只有女特务、太太、小姐之类才烫发。好女人的头发，基本上是从正中分开（或者三七开），用两个夹子朝两边夹住，发梢在耳后齐刷刷地翘起；要么就是双辫子或独辫子。在这种思潮下，我小小的心灵还是悄悄地认为，太太小姐的打扮确实比妇女主任、村姑好看。我们小孩子玩演戏，要是我被分配演太太小姐，我就假意绷着脸，做出不情愿演反派的样子，其实心里挺乐意的。正所谓，在主旋律和美之间，俺宁可选择美。

后来社会进步到了连正派人物也可以烫发的地步。只是我们那地方作为小镇，还没有哪位妇女敢开风气之先河，勇敢地烫一头卷发。在此种时代背景下，母亲大概想在我的头上实现她的愿望，用烧烫的火钳为我烫了一回。焦糊味在我的记忆中一直弥漫到今天。当时我肯定很难看。之后母亲去大理市（那时叫下关）做客。母亲聪明，在一家理发店门口观摩了一下，就掌握了“冷烫”的要领，回来时就买了一瓶冷烫精，按那上面的说明为我烫发。父亲很重视这事，蹲在一边看。过了两个时辰，我顶着一头羊毛般的卷发出去玩，就感觉自己同以往不一样、同别的小孩不一样。这直接导致我变“骄傲”了。与父亲单位对门那家小男孩玩的时候，我突然无端地对他说：“不和你玩了！”他大哭，嘴巴张得很大，连扁桃体都露出来了。以后我就常常收拾他：玩到一半，突然就宣布不跟他玩了。每次他必哭得展现扁桃体。去年我回老家过春节，远远看见一个半秃的中年胖子，双手插在裤袋里看舞龙。想起他童年的扁桃体，不禁莞尔。

我也像母亲一样喜欢为别人梳头。我常坐在门槛上或者田埂上，为小伙伴弄头发，条件是我的头发也必须让她弄。有段时间姨妈带着她女儿雪梅回娘家来，雪梅长着一头长发。我可高兴了，一会儿帮她梳《白毛女》中的喜儿式；一会儿又把她所有头发梳到头顶正中，编两根冲天的辫子，而后将辫子对折成角状，此乃“仙女式”。雪梅说她想梳“黄蓉式”，于是我在仙女式的基础上，将她左右鬓边各留出一撮头发，编成极细的辫子垂到胸前。

俺长大以后，美容美发界突然繁荣，盛况空前。这一定是改革开放的功劳。在我们那个小镇，大街上发廊此起彼伏，这儿刚刚倒闭转让，那儿又择吉日开张。我见过一小理发店，采取大发廊的经营模式，店长、烫染师、造型师，这样那样的师一应俱全，每天早晨由一位领头的肩扛大旗，大家排成一串，沿着大街一边跑一边呼口号。我还见过一理发店，取名为“大公牛形象公社”，使人联想到生产队饲养耕牛，用于犁田。我见到一个小伙子，竟把一头乱发染成草绿色，像戴了顶绿帽子。我还见到一个女的，顶着个黄发纷披的大脑袋，活像雄狮。人们的想法是越来越怪异了。直头发的要烫卷，天生卷发的要搞“负离子拉直”。就连我这自诩有主见、从不赶时髦的人，也时而将发梢烫朝外卷，弄成“翻翘式”；时而将头发从根部一直烫到稍部，据理发匠说这叫“波斯头”。我可怜的头发被折腾得发黄、发脆且尖端开叉，风一吹就张牙舞爪呈爆炸状，只要遇上一粒火种，就极有可能造成燎原之势。我思念我那黑而且直的天然长发。决心要找回我的头发。

孩子入学以后，我每天呆在福贡一中那个著名的破值班室里读书做学问，并开始蓄长发。由于前些年被孩子给磨得丧了志，现在又开始读书，难免思维乱窜、意念飘浮，这情状好比见了新发型就按捺不住；渐渐地有了阅读的感觉了，虽不再抓耳挠腮如坐针毡，但还未养成习惯，稍不注意就可能半途而废，这又如同蓄发蓄到不长不短之时最容易产生剪掉的念头。 如此坚持很久，俺终于基本上克服了惰性，使心境归于平和，并得出一个巨大的道理：原来蓄发与养性很有关系。长发非一日能留，需要养护，需要像提升智慧与情操那样长期坚持积累。而性情浮躁之人的注意力，往往徘徊于时尚潮流之间东张西望见异思迁，根本就没法耐下心来锲而不舍地蓄一头长发。 虽不能说留长发的女人就一定有恒久的毅力和耐心，但至少可以说，若非民俗或社会风气使然，能够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抵住时尚潮流之诱惑蓄一条长辫子的女人，她的心性一定较为专一、安定、平和，她一定可以静下心来做一点事情。

写到此，俺突发奇想，觉得美容美发界应该在经营中考虑加入形而上的内容。哪家美发店要是有本事让顾客的心智与头发一道受到养护、一道成长，那才叫成功。（作者：马瑞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