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余香与杂学厚度

——读唐德刚《书缘与人缘》

这一本书，让我读得如此起劲，那样一种意到笔随的衡文评画，饱含作者对历史和人生的真感受；那样一种不落俗套的幽默阐述，让你一边读一边笑出声来。我说的是唐德刚作品集《书缘与人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读此书时，正值一些朋友出书，我便想：怎样才算一本好书呢？《书缘与人缘》为什么能成为“好书”呢？

这本内嵌光阴力量的书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唐先生不仅有独到的感受和独特的材料，而且完全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胡适说：“读书有心得，一定要写下来；写下来之后，才能变成你自己的知识。”这是胡适先生曾告诉唐德刚先生读书和作文的要诀。《书缘与人缘》能成为一本“好书”，首先与唐先生的读书与记录分不开。唐先生说，阅读的范围要扩大到古今中外、文法理工，只有这样，写日常见闻和读书札记时的兴趣才能随遇而安。“学而不思则罔”，唐先生不断观察、不断思考、不断摸索再不断读书的求答案心情，数十年未稍辍。他的“读书习惯”是，日常工作便是读书，工余消遣，则是另一种读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日二十四小时，很少时间不在读书。他读书也讲究“三上”（枕上、车上、厕上），他选书而读的关键不在“热门”与否，重点还是在著者其人、其风格、见识、学养和文笔，他爱不忍释的是书中记载的货真价实的“思想”。

这本书常常采用感性化的、灵动的笔调，不故作理论的高深，而尽显唐先生本色的质地。唐先生的本色源于他从胡适等大师身上继承的风格，其一，他领略了胡适治学精神的精髓——“半肯半不肯”，他对胡适前半生在学术上的贡献并未“全肯”，他坦诚地说：“适之先生一辈子‘治学’就始终没有冲出‘尝试文学’和‘整理国故’两大框框。至于‘实验主义’，他在前半生‘介绍’则有之，言‘治’则尚不足也，‘跟进’就更谈不到了。”其二，唐先生是一位公正敢言的历史学家，谨遵胡适“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原则，他这样评论顾维钧：“他是世界上的第一流外交干才、举世闻名的国际政治家，但是他搞的却是个弱国外交……五十年中，凡他所经办的外交事件，多半可说是百分之七十的成功吧——至少他没有丧权辱国，没有在国际上丢人现眼。”唐先生的评述是公允确当的。其三，他评点文章有棱有角，好处说好，不好处说不好，说起真话来很痛快。他说：“没有刘绍唐，就没有《传记文学》。”他也说：“恭维刘绍唐，并不是说他的《传记文学》是篇篇珠玉。相反，二百四十二本《传记文学》可能是个金矿，也可能是个大杂货栈。”在学术观点上一是一、二是二，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友谊。

作家王开岭说：“一册好书，必有某种‘手工’的品质和痕迹，作者必然沉静、诚实、有定力和耐性，内嵌光阴的力量。”唐先生的“手工”极具幽默。举个例子，苏雪林教授在骂唐德刚的书上说：“妄诞、疯狂、荒谬、浅薄、轻率、欺诈、下流和轻薄；种种恶德，说不尽、道不完。”唐先生写道：“苏阿姨也太偏心，好帽子被我这位坏人戴尽了，使我两位‘坏人’朋友——湖南‘骡子’周策纵、苏州‘空头’夏志清，都气得胡子一飘一飘的，因为他二人竟然一顶也未分到。”

本书围绕胡适、张学良、顾维钧、刘廷芳、吴开先、刘绍唐、朱文长、陈其宽、杨振宁、卓以玉等人物展开，透过此书，我真切地感受到弥漫在唐先生文字中的文化余香和杂学厚度，也感受到他的清醒、沉稳和自信。（段慧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