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年7月,母亲辞世整整40年了。许多事情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淡忘,对母亲则不一样,时间再久思念不断,那些与母亲有关的故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 我的母亲身材不高,体形偏瘦,看上去是一个柔弱女性,实际上母亲是一个柔里带刚的人。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母亲从不叫苦也不说难,默默地撑起了我们这个家。我父亲是一个既不主内也不主外的角色,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对外交往中求人舍面子的事全靠母亲。 记得小时候,“借”是一件经常发生的事,邻里之间不仅互相借钱,也时常借物,就连糌粑、酥油、茶叶、盐巴这些细小的东西都要互相借。那时的民风非常纯朴,很少发生拒借的事,求人舍面子的事,我父亲宁可不吃不用,也不愿意去做。母亲实在脱不开身时,只得派我们去完成。在我的印象里,母亲是一个非常善良,很能包容并勇于担当的人,对父亲的“不作为”,母亲从来没有埋怨过,就连银行贷款这样的事都是母亲自己出面。母亲的人缘不仅在村里,就在十里八乡大家都口口相传,所以,只要母亲出面,没有办不成的事。 母亲是个慷慨大方的人,不论三亲六戚还是邻里乡亲需要什么,只要我们家有,母亲都会给。过去,在藏族人家,卡垫是很珍贵的东西,也是一个家庭富有的标志。1957年土改时,地主、富农的财产被没收,我们家分得一床卡垫。之前我们家没有比这床卡垫更值钱的东西,所以这床卡垫也就成了我们家的镇宅之宝。可这镇宅之宝又偏偏让我表哥给看中了,他向母亲开口分这床卡垫。记得母亲毫不迟疑地答应说:“你喜欢就拿去吧。”于是我表哥出了点钱,就把这床卡垫给买走了。还有一次,有位熟人见我们家有一扇雕工较好的花窗,开口要我母亲分给他,那本来是我们自己要用的东西,可母亲也毫不犹豫地让他拿走了。说到这些,让我想起我们中国有个很有意思的词汇叫做——舍得,舍得舍得有舍才会有得。我母亲对别人慷慨大方,于是,别人对她也很慷慨大方,每当她有求于别人时,别人对她也是有求必应。靠这样的处人哲学,母亲维系着我们五口之家的日常生活,从来没有让我们的生活短缺过。 记忆中围绕母亲发生的童年往事很多,1959年我还不到10岁,就碰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的饥饿给我留下的印象太过深刻,有一件事让我后怕了许久许久:我母亲为了让我挺过饥饿的难关,偷偷地把她有限的食物匀给了我,她自己险些没挺过来。后来我看到母亲皮包骨头的躯体才感到后怕,母爱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当现在的青少年饮用着方便的自来水甚至纯净水时,怎么也想象不到过去农村饮水的艰难。当时我的老家从古龙村共有50多户人家,全村只有一眼水井,水井离用户远则一公里,近的也有两三百米远。藏族搬运东西多习惯于背,如背柴、背粮包括背水。柴、粮都是固体,紧贴背部怎么倾斜都没有问题,水则不同,它属于液体,所以背的方法与背其它东西不同,特别是用当时传统的背水工具——敞口木水桶背水,需要掌握平衡,水桶在腰与肩膀之间要形成45度角。否则一桶水背到家会晃得所剩无几,且全身被淋透。因此,用敞口木水桶背水既要有体力还要有技巧。 我学背水的故事发生在12岁那年,我们家平时都靠姐姐背水,可那年姐姐被生产队抽到十几公里外的突击队劳动去了,背水的任务就落在了母亲的肩上。藏族楼房的楼梯梯步较高而且很陡,身体柔弱的母亲背着百多斤重的水桶上楼梯时那种吃力艰难的样子就像针尖刺痛了我幼小的心。为了减少母亲的辛苦与艰难,我决心学会用木水桶背水。我借了一个适合我年龄段用的小木水桶,试着背水。一开始木水桶在我腰间总不听使唤,晃来晃去,一桶水背到家成了半桶,全身被晃出桶外的水淋得湿透。想到母亲,我没有打退堂鼓,不断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我不仅学会了用木水桶背水,而且技术很娴熟。多少年过去了,引以美好的回忆自我安慰,因为我曾经疼爱过母亲。 1968年冬季征兵,我很想报名参军,但因为我是独子又怕母亲不同意,只是试探性地征求了母亲的意见。出乎意料的是母亲的态度非常爽快,母亲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你现在也是大小伙子了,去吧,应征入伍报效国家锻炼自己是好事。”我怕自己听错了,对母亲说:“我是当真的。”母亲又用坚定的口吻说:“我也是当真的。”就这样,1968年冬我如愿去了部队。母亲虽然很疼爱我但绝不溺爱,从小注重培养我的劳动能力和吃苦精神,母亲知道当兵要吃苦,但她有意识地让我去锻炼。母亲希望我成为一个家之有用国之有用的人,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普通农家妇女的胸怀。 在父母亲眼里孩子永远是孩子,母亲虽然下决心让我去参军,一旦朝夕相处的儿子远去他乡,心中不免牵挂。在部队服役4年,因远隔千里,我一次都没有回过家。4年后回到家,母亲也许是因为多年不见也许是数年来牵挂儿子加之家庭锁事的折磨,较我入伍前苍老了许多,看上去健康状况也大不如前,真让我这个做儿子的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1973我回到家乡参加了工作。那个年代,能戴上一块价值120元钱的上海手表,会觉得很体面也很风光。看见与我一起参加工作的同事们一个个戴上了手表,骑上了自行车,我也心动过,但一想到母亲,羡慕攀比的想法又很快打消了。我决心在母亲的有生之年先孝敬母亲,暂时放弃享受,于是我省吃俭用,将薪资的大部分用于贴补家用、给母亲看病、不时给母亲买些东西,尽量让她老人家开心。记得我第一次戴手表是在母亲去世3年后的1977年。 1974年7月的一天,我和母亲吃过午饭在一起拉家常,说到母亲的病,她却不无担心地说:“家里的米不多了。”我说:“我去买点就是了。”母亲又说:“吃的还有,只怕日后不够。”说到此,我已明白了母亲的意思。为了让母亲放心,我把攒下的100元钱和90斤粮票翻出来让母亲看。母亲酸楚地说:“生活的担子都落到你头上了。”我对母亲说:“养儿不就是为了防老吗?”这天我和母亲叙了很久很多,好想把想说的话都说完,这次长谈也许是一种对自己的放松,两天后母亲就与世长辞了。 在那个困难的年代,购粮要凭粮票,有粮票可买的时候还会被搭配粗粮。操办母亲的后事需要用大米,为了把手中的90斤粮票全买成大米,我特意去县委办开了证明,殊不知到粮店碰上一个很机械的人,硬要搭配粗粮,怎么说也打动不了她。正在无助的时候,在一旁的徐柱珍阿姨说:“既然县里出了证明,情况又特殊就通融一下算了。”在除阿姨帮助下,我才足额买到了大米,村里的保管员知史大叔也给了很大帮助,为我解决了一大篮腊猪肉和干牛肉,用于母亲的后事。 母亲过世后,远远近近的亲戚朋友、邻里乡亲都来吊唁,丧事办得既简朴又热闹。我能从中感受得到母亲生前的人缘很好。 如今,母亲离开我们40年了,撰此短文祭奠母亲,也感恩那些帮助过母亲帮助过我们的好心人。(作者:禹中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