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清晨六点,闹钟一响,我就得起床了。 我总是这样,闹钟一响就必须醒,醒了就必须起床,多躺一会都不行,因为女儿要上学,耽误不得。洗漱停当后叫醒女儿,如果她动作稍慢,我便会说:“再这样,明天不叫你,让老师找你谈话。”我的威胁当然只是假设,但在女儿眼里,这威胁是如此真实,浓重的水雾顷刻充满她的双眼,但她不敢眨眼,只是惊恐地望着我,说:“不要!” 每次朋友聚会或单位活动,十有八九,我身后都会拖着一条小尾巴,以至于有熟悉我的朋友戏谑:有我的地方就有我女儿在,我女儿在的地方,不用说,我当然也置身其中了。更有关心我的朋友则数落起我的胸无大志、琐琐碎碎和庸碌平凡来。 我是一个没有说服力的人,经常被朋友当中的雄辩者说得频频点头。然而私下里,我仍是固执地坚信自己的本能,我本能需要什么我就离不开什么,这不是道理就可以说得清楚的,个体生命的需要在关键时刻可以战胜一切,我坚信。 其实,我原本是不想要孩子的,因为早在多年前,我就认识到了生养孩子尤其是教育孩子的不易。工资菲薄、住房奇缺、育儿成本日益高涨,倒不是担心被孩子拖累,而是惶恐自己给不了孩子该有的生活,最终拖累了他。 然而,当女儿握着粉嫩的小拳头来到我面前时,刹那间,我心软了,我为自己曾经自私的想法感到羞耻,也终于意识到生命对于诞生的渴望。 因为从未享受过被七大姑八大姨捧着抱着的盛大场面,女儿和我一样胆怯怕生,但观察能力和独立能力却超乎我们的想象。幼儿园的暑假,在我和丈夫都忙于各自的工作时,睡到自然醒的女儿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自己穿衣,自己洗漱,自己烧水泡面,然后对着不多的玩具或儿童读物开始她一个早晨漫长的等待。在熬不过对父母长长想念的下午,女儿也会凭借以往我带她到单位时所走过的路线的零星记忆,从我们远离闹市的居所出发,昂着头,假装若无其事地绕过那几条庄户人家放养的土狗和狼狗,然后横穿三条马路,在同事惊讶的表情中一头扑进我怀里,抽抽答答地描述她的历险记。 从女儿出生到现在,没有任何别的人帮我们带过,再忙再累我们都把她带在身边,甚至开会,甚至学习。因此,对女儿来说,这个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她与它水乳交融,亲密到不可分割。这个不大的空间是她的文化生态环境,是她快乐的童话世界。窗外的植物几乎成林,多少次,女儿隔着纱窗看着蝴蝶从树叶上飞起。不多的玩具被我们刻意放在低矮的储物柜上,女儿随手可玩。会讲故事的“迪莎”把女儿的笑声带到每个角落。春天,我们一起养的蚕结茧后还放在纸箱里,等待又一个花开的季节。女儿随手画的画充满每个抽屉,我的书柜与笔盒永远是她好奇不已的物件。她三岁前的健康报告册常常引起我们一段又一段有趣的回忆。这个家,对女儿来说,是唯一的,是她的农场和牧场。 每个周末早晨,我醒来后,都会悄悄打量女儿,看她在那里四仰八叉地大睡其觉,头一天夜里被宝贝一样拥着的狗熊玩具此时已被她踹到地上,自己则酣睡着,呼吸霸道而均匀。我不忍叫醒她,我知道,这是只有对父母的守护深信不疑的孩子才会拥有如此糊涂又甜美的睡眠,作为母亲,我得让我的孩子在这样的空间里拥有属于她这个年龄的好梦。 晚饭后,我和女儿偶尔也会上街,但更多的时间则是在她完成作业后一起到球场打球或玩耍。回到家,如果时间允许,我们还会共同欣赏喜爱的动画片,有一些还百看不厌。看《喜羊羊与灰太狼》时,我们常常放声大笑,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说话的声音都变成了灰太狼和美羊羊。 有时候我会写一点文字,但只要女儿的声音传来,我就变得不再是自己。一个晚上,有朋友电话相约去喝茶,我说我在外面,放下电话,女儿说:“妈妈你撒谎。”顿了顿又问:“妈妈,你是不是喜欢和我在一起?” 一位一直很宽容我的文字的朋友听我叙述完自己的一天后很是黯然,说想不到我这人这样普通,根本不像她想象的那种有使命的文字工作者。我听后倒先笑了起来,我的看法是,普通是我一直以来的生活状态,至于是不是一个有使命的文字工作者,我自己倒是不介意,因为我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女人,然后才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我为什么要介意呢? 我常常想,每天,有个孩子跟在你身后,千百次地叫你“妈妈”,这该是做母亲的一种骄傲。而父母的责任,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一个健康慈爱的人,为自己,也为社会。如此,做父母更是一种资格,一门学问,一种能力。 和孩子在一起,虽然会耗掉我不少时间,然而回头想想,在我人生的这几年中,纯粹被无用的、无聊的事情耽搁的时间还少吗?比如,做了一些出力不讨好的事;比如,和一些毫无缘分的人客套的东拉西扯;再比如,神使鬼差地去参加一个倒胃口的聚会。于是我想通了,我的时间不给我的孩子给谁?给谁都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