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把省下来的猪头肉用来待客 我表叔姓陈,表婶是丽江人,他家生下八个孩子,在那些年月,父母要拉扯这么多子女,实在是不容易,真所谓“儿多母苦”。 七十年代初,春节刚过完不久,丽江小爷一家到他家来拜年,当天晚上,表婶做了几个洋芋、豆腐、青蒜之类的素菜,再搭配上一碗过年省下来的猪头肉,招待从丽江来的客人,吃饭前表婶把大儿子留在家里服侍客人,其他几个都提前把他们差到村头姑妈家去了。走前,表婶对他们千叮嘱、万叮嘱:“你们几个一定要等客人吃完饭才能回来,否则我是不会给你们饭吃的。” 孩子送走了,年满四岁的小四在姑妈家闷不住了,她埋怨妈妈不该把过年省下来的猪头肉招待客人,于是便悄悄从姑妈家跑了回来,扒在堂屋外面窗上偷看客人吃饭。当她看到客人把那碗猪头肉吃了过半的时候,小四忍耐不住了,猛然跳进堂屋,立刻从餐桌上把那半碗猪头肉夺了过来,说道:“这肉不能再吃了,要留给爸爸妈妈吃,爸爸妈妈连过年都没有好好地吃肉。”边说边把那半碗猪头肉端到厨房里去了。 面对这尴尬的场面,小爷反而夸奖了小四一番:“多么会体贴父母的孩子呀,长大了定有出息,姑妈,你有靠了。”而怪难为情的表婶则连连向小爷、小娘道歉:“娃娃不懂事,别见怪……” 如今,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吃不饱饭的日子早已成为历史。 旁观年夜饭 合作化时期,生产队的男劳动力多数分工去为小队找副业,找来的钱都交给小队,队里按交钱多少来评工计分。 1971年大年三十,生产队分我去砍竹子,供给为小队找副业的篾匠师傅,当时我们那里砍竹子,一定要到吉格吉或比吉格吉还远的地方才能砍到好竹子。吉格吉距离我们村约15公里,都是山路,从吉格吉到砍竹子的地方则没有路了,顺箐直上,竹子就长在两侧的悬崖峭壁上。我们把选好的竹子砍下来丢到箐底,箐底流淌着不大不小的溪流。我们从水里把竹子捞上来把它捆好,然后才把它背到吉格吉村子里。 当天,把竹子从箐里背出来到吉格吉村的时候,时间已经是下午五点钟左右了,我把背子歇在路边,想到一户傈僳族人家去要个火抽袋烟,歇息歇息。当时吉格吉人的民房都是屋顶盖草或板子,四周仍用白杉板围栏出来的,房子没有正规的门,抽掉两块板子就是门了。 当天,房门开着,房主人都在家,主人见我要进他的门,便立即从屋里钻出来,从屋后的山路上走去了。主人走了,我不敢进屋,我深知他们是不欢迎一个陌生人进他们的家。我站在门外仔细观察了一下,屋内设有一个大火塘,火塘上面挂着一口大锣锅,煮着一大锣锅干板菜汤,上面飘满了一片一片的老肥肉,火塘周围竖着大小不等的五个包谷粑粑,看来是按一家人的大小来做的。我悟出来了,他们是怕我在他们家吃年夜饭有意避开的,说老实话,如他们留我同他家吃年夜饭的话,我是巴不得的,何况我现在已饥肠辘辘,咽不完的口水。我看时间不早,不能影响人家吃年夜饭,于是背上背子赶路回家。 如今的吉格吉村前柏油路,来往车辆川流不息,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政府实行了整村推进,家家享受安居工程,学生免费入学还要给补助,吉格吉早已今非昔比了。(赵如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