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公安特派员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无意间翻阅一本《公安志》看到“公安特派员”这个名称时，突然想起三十多年前我们小镇的一名公安特派员，那时似乎大家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人们就叫他“特派员”。我当时不知道公安特派员是什么身份，具体干什么工作，就像当代大多数年轻警官一样对公安特派员这个称谓一片茫然。

后来才知道，公安特派员是我国解放初期在区、乡人民政府设立的公安干事，后改为公安特派员，是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治安保卫工作的编内干部，1951年1月改为公安助理员，1953年又改为公安特派员。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以社为单位，每个社设治保主任，行使公安特派员职责。1961年复称为公安特派员。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各乡镇相继建立了公安派出所，公安特派员结束了特定历史下特定存在的历史使命。无论如何，公安特派员在本职岗位上发扬了不怕苦、不怕累的敬业精神，认真执行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长期战斗在维护社会稳定、打击违法犯罪的第一线，为维护辖区内治安秩序、确保一方平安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次见到公安特派员是1978年的夏天，在我所居住公社的小镇上。所谓“小镇”也有点言过其实，只是当时那个年代，所有的公社所在地必然有一个小集镇，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满墙红色标语、口号、语录的公社二层土木结构大院；柜台发黑发亮，摆放着有红鲤鱼图案的脸盆、玻璃罩煤油灯、高筒雨靴等日用品的供销合作社；满院子骡马嘶叫、乱跑的粮食管理所（简称为粮管所）以及林管所、信用联社、卫生院、邮电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那座草绿色二层楼的邮电所，它鹤立在小镇中央，散发着神秘的气息，我经常在铺了青砖的院子里玩耍，一楼走廊的长凳上坐着穿草绿色邮递制服的妇人，那时她已有身孕，脸是红色的，挺着肚子，双手在织针和毛线上忙来忙去，偶尔似笑非笑地看我们玩耍，不说什么。

第一次见到特派员那天，澜沧江峡谷异常闷热。太阳像火球一样在没有一丝风的空中摇曳，路边的杂草、树叶散发出被太阳烤焦的气味。我们一伙放了暑假的玩伴们正汗流浃背地在公社和卫生院之间热气腾腾的垃圾堆里漫无目的地掀翻垃圾。那个年代，我们的童年几乎没有什么玩具，要么在公社和卫生院的垃圾堆里翻找空药瓶之类的当玩具耍，要么悄悄拿了母亲和奶奶的针线加工成鱼钩、鱼线，到澜沧江钓石扁鱼。当母亲发现针线被偷后，我免不了一顿揍。渐渐地，母亲和奶奶有了防范意识，提高了警惕，让我无从下手。那毕竟是物质非常匮乏的年代，是连针线都丢不起的年代。

“不要乱翻垃圾。”突然从我们身后传来一个成年男人的声音。我们一时愣住了，转过头一看，是一个高挑个头，穿着上白下蓝、领口上有对鲜红领章制服的中年男子（可能是天气的原因没有戴大盖帽），右胯上那用棕色真皮和红缎子包裹的驳壳手机（也称盒子枪）特别醒目。这是我第一次零距离地亲眼目睹的真枪。我的无梦童年，从此夜夜做着无数关于驳壳手枪的梦。

“公安特派员来了。”过了一会，我们反应过来，便一哄而散。这时，那个特派员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右胯边的驳壳枪剧烈地晃来晃去。此后，我似乎与我们小镇上的公安特派员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那时，我父亲是生产队长兼治保委员，他经常出入公社大院。公安特派员也时常来我家与父亲嘀咕什么，他们似乎很亲密。但我最惦记的还是特派员用红缎子裹着的驳壳手枪。故此，我偷偷卸掉父亲的床板做了把与特派员一模一样的“驳壳手枪”，用墨水涂成黑色，用红领巾包裹着，别在麻绳腰带上，洋洋自得地出现在小伙伴中间，耀武扬威了一番。直到发现床板被拆的父亲怒气冲冲地用条子抽我时，我才落荒而逃。那时我多想拥有一把特派员一样的真枪，做梦都想，哪怕只是抚摸枪身也心满意足。

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了。那是我暑假收假前的一天午后，刺目的阳光照耀着万物，也照得我有些眩晕。经过整个暑假满山遍野地疯跑、疯玩，我的头发像山上的蒿草一样疯长。我被母亲和姐姐像捉猎物一样摁在地上，姐姐用我家剪羊毛的锈气斑斑的大剪刀肆无忌惮地啃噬我的头发。剪刀钝得一塌糊涂，我的头发简直被生扯硬拔，撕心裂肺地痛。我先是大声斥骂姐姐，后来嚎啕大哭。那年代，剃头无疑是一次折磨，剃完头也不照镜子，从同伴头上锣锅盖一样的发型和像梯田一样头型时就可以照见自己的模样了。正当我声嘶力竭地与母亲和姐姐抗争时，特派员来到了我家，他叫我不要哭闹，等剃完头，让我玩他的枪，说完便与父亲闪进屋里，闩上门与父亲交头接耳嘀咕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觉得剪刀也突然锋利了许多，刚才一切痛疼已烟消云散。姐姐和母亲在我头上摆弄了一阵子后，我的头发终于理完了，我来不及抖干净碎发，迫不及待地飞跑到屋里。特派员没有食言。我挎着特派员黝黑而沉甸的真枪，轻轻抚摸有一股铁锈味、凉嗖嗖的枪身，脚步情不自禁地飘飘然起来。我双手叉腰，脚步翩然地在母亲和姐姐面前踱来踱去。那天阳光特别绚烂，在风中舞蹈、流动，我的眼前一片流光溢彩。姐姐把头凑到我耳根小声说我像电影里的小汉奸……那年我刚满11岁。

这年秋收时节，特派员到我们生产队参加秋收秋种。那时的干部们几乎都与农民差不离，他们背着自己沉重的行李和口粮经常下乡，帮生产队夏季“双抢”和秋收秋种，一呆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以上，与生产队社员同吃、同住、同睡、同劳动。特派员住在我家，这让我兴奋万分。我屁颠屁颠跟在特派员身后，如影随形地缠着特派员。

十月的澜沧江峡谷，秋收的大幕拉开了，满山遍野都是庄稼和起早贪黑的人们。人们都在忙碌，每个人的脊背上都是汗，头上都是玉米须、草籽、泥土；玉米要从秆子上掰下来，洋芋（土豆）、萝卜要从地里刨出来，大豆要从荚里剥出来，高粱、芝麻、向日葵五谷杂粮都到了收获的时刻。人们脸上刻写的字只有“忙”，忙得像河边水磨房里没日没夜转动的石碾子。特派员和父亲一帮汉子挥起坚实有力的臂膊在田野里劳作，他们从懂事起，就凭着渐渐成熟的臂膀，挺直坚定的脊梁在庄稼地里趟来走去，将生活的压力缩小到最低限度。在整个秋收季节，特派员硕长的身板都在田野上晃动。我挎着特派员的驳壳手枪（子弹已被特派员退掉），眯着眼睛，在田边伫立着，俨然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哨兵。牛羊在我面前撒欢，犬吠、鸡鸣混杂着起早贪黑忙碌的收割声划破峡谷的天空。这段时间，我看见我奶奶总悄然无声地在特派员碗底下压下一个煎鸡蛋或在茶碗里特意多加上一砣酥油。

秋收时节，人们在超负荷高强度的劳作下，个个都浑身散架般地痛、累。然而，再怎么累，晚上的会议是万万不能缺的。晚上在“习康”（藏语：生产队集体活动的房子）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及“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那时人们对“开会”像打了鸡血一样情绪高涨，“习康”夜夜灯火通明。在我们穷乡僻壤的峡谷，除了公社领导到会场时会议开得严肃认真、紧张外，一般的会议都在轻松、平和中开完。尤其是特派员主持的会议，没有尖锐的批斗，没有恶口伤人的场面，很温情。我记得那时秋忙的人们吃过晚饭后，陆陆续续到达“习康”，先是特派员宣布开会，接着讲一会儿的国内外形势。然后我父亲（生产队长）讲话，讲特派员讲话的重要性。接着副队长、会计、保管员等社管委员七嘴八舌地补充一阵子，然后是妇女们家长里短地扯一阵子。参会的妇女有的搓羊毛、有的嗑瓜子、有的搓玉米粒，那时没有脱粒机，妇女们便趁开会时机，用一穗玉米搓另一穗玉米，晒干的两穗玉米蹭来蹭去，玉米粒就哗哗地流在“布高”里（藏语：妇女的一种围腰），然后又哗哗倒进大竹簸箕中，手心里的厚茧就是这样搓出来的，这种活计不需要太好的视力和太亮的灯火。男人们却凑在一起抽烟、吐痰。我记得那时没有打火机，父亲和特派员那一代人一直使用有一股淡淡松木香味的火柴。他们并不是每个人衣兜里随时都带着火柴，常常整个会场只有我父亲和特派员才带着火柴。抽烟的人围在我父亲和特派员面前，将烟锅或自制的烟卷凑过来，特派员有时传给男人们“春耕”牌香烟，男人们用双手恭敬地接过来，多数不急着抽，而是放在鼻孔边闻闻，便夹到耳朵上，掏出自己的烟锅“吧唧、吧唧”抽起来。乡村男人抽烟时话语不多，彼此的烟锅传递着，你一口我一口。他们以火柴、烟为中心围在一起，身体离得很近，手、胳膊、衣服都互相紧贴着，俯身接火或接烟时，相互的脸几乎碰在一起。此时，看上去已经没有阶级之分、你我之分、贵贱之分、干群之分，只有厚实、单纯、本分、实在的人之常情。

地里的庄稼收拾干净后，接着是播种的时候了。播种是男人和耕牛们的节日。已被喂得精精壮壮的耕牛们势不可挡地奔向田野，男人们把擦拭得发亮的犁把式娴熟地套在牛背上，田地被掀起一阵阵潮湿的土浪，散发出土地原有的清香气味。接下来施肥、重分阡陌。小麦、青稞带着男人们的体温被种在地里。等到青稞、小麦苗均匀地织成一层薄薄的绒毯时，整个秋收秋种基本结束了。

秋收秋种一结束，特派员要回公社了，我感到一阵失落。生产队社员依依不舍地送走特派员后不久，我也到一所寄宿制学校去读书了。特派员还经常寄给我一些小人书，还有当时公家人才吃得起的红糖、白砂糖之类的东西。由于我的书包越来越重，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最后一次见到特派员是几年以后的1983年深秋，我被某单位招工考中（也就是参加工作）。我和母亲到小镇缴粮，那天是一个雨后的下午，金色的太阳无比鲜亮地照在我和母亲身上。我们牵着两匹驮着粮食的骡子，在泥泞中奋力前行，这是我最后一次向公家缴粮食，缴上这批粮食后我将成为公家人。按照当时那年代的规定，要成为公家人之前，要缴纳一定的粮食，才能获得吃供应粮（也称商品粮）的资格。

那天，兴高采烈的我和母亲在粮管所的大院内等了足足一下午。粮管所所长不知去向。当时只有所长才能办手续，其他职工无能为力。焦急的母亲只有到公社找特派员帮忙。天快擦黑时，特派员领着矮胖的所长回来了。那所长显然很不高兴，嘟囔着含糊不清的字句，很不情愿地办理了有关手续。特派员陪着我们把手续办好后，摸摸我的头，说：“有出息，好好干噶。”不知什么原因，那天特派员没有穿制服，也没有胯着驳壳枪。那声音也显得有些沧桑，也有点沙哑和苍老。当时，一股莫名其妙的酸楚在我心里油然而生。临走前，特派员硬塞给我一张五元钱，当时，五元钱可以买一双回力球鞋或者一筐鸡蛋、一只老母鸡或者两饼以上酥油……

那五元钱被我攥在手心里，一路默默地走回去。那晚月光皎洁，母亲和我在弯弯的山路上跋涉了许久……（作者 斯那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