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土诗歌与云南精神

　　红土诗歌是中国诗坛对云南现当代诗歌的总命名。内地诗人和批评家根据云南高原大地的本色，并按照地域特征，将云南的诗歌命名为“红土诗歌”或者“红土地诗歌”。这种命名当然有其独到之处。但我想这绝不是云南诗人自己的命名。有这个猜想，主要原因是我所接触过的云南诗人、云南批评家是不太热衷于自我框限、自我命名的。他们活在自然的时间里，总体呈现出一种宁静、自然和淡泊的状态。这与云南这片伟大的、时间之外的土地以及他所培育出来的人民的总体性格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如果要完成我所选择的这个命题，只能将云南诗歌按照中国诗坛的命名，笼统框定为“红土诗歌”。

　　云南生活着我国正式认定的包括汉族在内的二十六个兄弟民族，甚至更多。多元、兼容以及和谐共生是云南文化的魅力所在，几千年来，他们晨耕暮歇，煮酒欢歌，区域地理的相对封闭使笃定、坚韧、自在以及诗意生活的传统长期扎根于他们的血液。谁也改变不了。就是这种传统养育了崇尚自由、勇敢和包容的云南人以及诗歌叙述的差异性背景。这是中国其它地区所无法比拟的神魅之处。

　　中国诗坛普遍认为云南的汉语诗歌总体出现过两次大的创作高潮。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国共内战的结束，一大批军人在历经淮海战役、辽沈战役之后来到云南边地，清剿国军残部，也戍边垦屯。这些人中不仅有享誉全国的军旅作家彭荆风，也有公刘、白桦、周良沛等投笔从戎的诗人，加之著名文学批评家冯牧的综合推动，使云南边地的汉语诗歌在建国初期迅速产生影响，并引起中国诗坛的关注。但是这些引领云南诗歌走向新中国自由诗坛的诗人群体中，当时并没有一位有较大影响的云南本土汉语诗人出现。

　　作为云南历史的一部分，这些诗歌有着浓厚的时代色彩，对云南的奇异山川、民族风情的外形以及军旅生涯的关注相对较多，而将云南人敬畏天地自然、睿智于大形之外、宁静于自我之心、奋发于梦想尊严的文化元素、精神本核融汇入诗，进而升华的作品并不多见。因此在我看来，这个阶段的云南诗歌，应该是云南红土诗歌的启蒙阶段。而现代云南本土诗人的真正崛起，则在改革开放以后。在这一阶段，云南诗人于坚的出现，打破了云南汉语诗歌的沉寂，并且丰富和拓展了现代汉语诗歌的表达方法和审美方式。因为他的云南背景，有批评家甚至善意地称他为“云南王”。我认为诗人于坚并不一定在意这些虚幻的王冠，因为他有站在云南高原，放眼芸芸众生的辽阔胸怀。他是以一种象征云南高远、开放、自信精神的全新面貌崛起于中国诗坛的。说到这里，有必要阐明什么是我所理解的云南精神。

　　我理解的云南，在地理和文化上都从来不是绝对封闭的状态。我理解的云南人，对自由的渴望和创新精神并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优秀的民族（如果云南人的集体性格可以算成一种族群性格的话）。云南虽然僻处一隅，然而总得时代风气之先。明代的昆明人郑和，少年时期没见过半寸海洋，但同样没有束缚他驾驭大海、成就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并奉为中华民族开拓精神的代言人之一而载入史册。在近代，在反对封建复辟的护国运动中，湖南蔡锷引领云南子弟打响护国第一枪，其车前先驱中便有云南会泽唐继尧、腾越志士李根源等，他们率领云南子弟南征北战，由滇入贵，奔袭千里所向披靡，从此成就十万滇军敢于流血和百万滇人敢于说不的强悍名声。

　　在抗日战争期间，数十万滇西民夫用血肉之躯筑就了著名的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使得中国内地的抗战在捉肘见襟之时能够维持半壁江山。在后来的滇西反攻期间，同样是云南人依靠双脚和双手渡过怒江、翻越高黎贡，运送了上百万吨物资，用汗水和生命支撑了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的各个战场。是这些云南民夫和中国军人的鲜血，使具有维护尊严和自由传统的云南红土之色更加鲜艳。然战死军人有氏有名，而死去的民夫无名无姓，但我们都不能否认，这些民夫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云南人。

　　这应该可以总结为云南人开阔、高远的高原胸怀和坚定、担当的大山品质，也是云南人维护尊严、崇尚自由、无偿奉献精神的根本体现。近代以来，生活在时间之外的云南人一直在历史的幕后，甘做丰碑的基石。他们可以沉默、可以逆来顺受，但从未屈服于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任何霸权，他们是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的那群中国人。他们可以看开一切，但将自由和尊严视为比生命更为高贵。因此无论是二十世纪初叶英国文化和经济殖民者清洗滇西、还是封建复辟者践踏中华民主意志、抑或是法西斯主义者窥视家园，云南人都能够抱成一团，齐手捍卫尊严的荣光。就是这种海的胸怀、山的坚定，孕育了影响每个云南人的云南传统。或者说是因为具有这种传统，造就了云南人坚毅、自由和纯朴的品质。我认为也只有在这样开阔和坚韧的文化土壤之上，才可能生长出真正的诗人，才可能成就轮回撞击时代之门的诗歌。假如音乐的激越，也可以纳入诗歌精神范畴的话，云南人聂耳的旋律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中华民族国家精神的象征。

　　在任何时代，诗歌应该是一个民族集体精神和生活状态的基本体现。如果说人们看到的于坚是从态度从容、精神睿智和对时代转型的敏感入手，并开创了口语诗歌表达之先河，进而对中国朦胧诗时代发生了冲击和影响的话。我看到的于坚，是一位一直在内心歌颂云南这块沉默的边地以及他所见证的雄奇壮美的神圣高原的诗人。他的确“是一个选择了承担责任，作为现场存在的诗人。”他努力回到位于中国这个宏大变革中的具体的云南环境和故乡，尝试着回到世界文化时空中的中华文明故乡。于坚的出现，不是对汉语诗歌的冲击，而是一种完善和拓展。我认为是云南开放、包容、神性、担当的力量在不断推动诗人的前进和思考，他用坚持个性的决心和维护多元的精神，跋涉于回到故乡的内心迁徙之路。于坚这位云南人的开放和创新精神，不仅在沉寂了二十多年之后重新使云南诗歌迸发出诗的高地的迷人声响，而且将五千年汉语诗歌文明的内涵开拓得更为广阔和生动。

　　诗人于坚和雷平阳的相继出现，使红土诗歌确立了在中国诗坛的客观地位。我同意诗人雷平阳“是以诚恳的地方性视角，有力地抗拒了世界主义的喧嚣”的观点。云南的质朴传统和诗人在云南长山大水的生存背景，使他对云南的艰难困苦体验至深，并时常被云南的坚强品质所感动。他对故乡的悲悯、关照和热爱比任何人都显得热烈、深沉和真挚。在我看来，雷平阳诗歌精神中的云南大地，是一个神圣的祭坛，他的内心一直在朝拜这片土地，并基于土地之根，不断审视变化的时代。大地的圣坛就是人性的圣坛，在这个诗人重建的精神圣坛之下，他的诗歌姿态甚至可以放得比一棵青草更低。而就是这种一低再低的姿态，使他的诗歌彰显出可以撞击天地人心的爱的恢弘气势。他的爱，在我看来并不偏执。雷平阳对云南大地和红土高原上形色匆忙的普通人群惜爱和关注的指向，和云南人善良纯朴、与人为善和敬畏天地自然的传统精神更为贴近，诗人的写作和诉求的理想与“坚定、担当、务实”的大山品质更为贴近。

　　对于云南诗歌而言，于坚和雷平阳仿佛当年的远征军一样，在中国诗坛进行了一场远征。这种远征，也像当年的远征军战士一样，带着故乡泥土的味道，从自己的故乡出发，又力图回到自己的故乡。只是这种远征，并无腥风血雨，而是完成于自己的心路历程。由此我有理由相信两位诗人的诗歌所包含的爱和关照，已经超越了诗歌本身的意义，进而上升至一种可以核定的精神场域和可以感触的人性之光。

　　云南是中国多元文化并存的最为丰富和典型的地区。云南灿烂的区域文明，以及和谐栖居的族群，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和处世之道。生活在这里的众多民族，既能固守从祖先那里传承千年留下来的文化之根，又能否定唯我独尊和独断专行。这是文化自信、文化自尊和文化包容的一种高级智慧。这种传统，成就了云南开阔、包容的精神，使每个云南人本身也变得丰富和动人，这种和谐共处的理念，是我们应当推崇和维护的文化意义上的差异性自由，也是云南血统和智慧应当得到世人尊重的唯一理由。

　　除了在霸权横行之时，云南人对外来的一切总体倾向于谦卑、承认与接纳的态度。他们尊重并学习外界的一切，以此来丰富自身，在承认和接纳之中，又从不缺乏审视和批判精神。我曾经将这种现象称为“文化的批判性接纳”。也许只有这种批判性接纳的文化传统，才可能孕育出既能坚持个性、又能维护多元的红土诗歌和文化滇军精神。在丰富和拓展红土诗歌的进程中，云南少数民族诗人的力量和贡献同样不容忽视。

　　在公刘、冯牧等军旅诗人和批评家掀起云南诗歌创作第一高潮期间，也有著名的云南藏族军旅诗人饶阶巴桑的存在。虽然在后来的文学批评界，饶阶巴桑被更多地归为“雪野诗派”来研究和评判，但对于诗人来说，云南故乡的背景和生活经验并不可能被改变，他创作的《金沙江边的战士》等诗集都与云南的文化背景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同时，那个时期还出现了白族诗人晓雪等少数民族诗人，至今仍然影响深远。

　　在于坚、雷平阳等诗人奠定云南红土诗歌地位的第二次创作高潮期间，同样先后出现了阿布司南、鲁若迪基、哥布、人狼格、聂勒、柏桦、柏叶、密英文等云南少数民族诗人，他们的创作大多出于文化自发和意识自觉，为红土诗歌实现层次多元化、内涵丰富化和精神统一化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在云南建设文化大省和文化强省的号召和推动下，又涌现了艾傈木诺、泉溪、扎西尼玛、老六、爱松、尘埃、唐果、阿卓务林、温酒的丫头、陈衍强、曹翔、王单单等一大批各族汉语诗人。

　　至此，组成红土诗歌的多位元素和不同层次、不同背景的诗人群体基本形成，基本形成了既有在精神上关照故乡的总体指向、又有丰富多元的创作风格的云南诗坛格局，形成了既有领军掌旗之人、又能包容诗歌万象的云南红土诗歌特色。因为多元文化传统和生存背景的存在，红土诗歌又能有效突破“集体英雄主义”的圆周，文化尊重与包容传统形成了和而不同的云南诗歌生态群落，这种良性的氛围将使云南汉语诗歌的创作变得无限可能。

　　我想，当生长在红土高原的诗人们具备了“高远、开放、包容的高原情怀”，锤炼了“坚定、担当、务实的大山品质”，当我们能够在高处放开胸怀、能够在低处看见红土高原的圣光，红土诗歌必将对引领、歌颂、丰富和勘正云南精神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我们重新翻开云南近代历史的泛黄书页时，所有的云南诗人，都有理由为云南精神骄傲和感动，并如同我们共同的历史一样，紧紧凝聚在一起。（李贵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