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

哥哥叫李金明，是密斯古村里最帅的男人，他身材高挑，面孔白皙，善良、真诚和坚毅是他为人处世的道德底线。在我的记忆中，他永远保持着真诚的微笑，由此曾经一度成为众多傈僳姑娘的梦中情人。

哥哥生于1970年，属狗。哥哥出生的年代，全中国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原到滇西都处于文革时期，哥哥是父母的第5个孩子，因为在此之前生的都是女儿，父母倍加珍惜。生哥哥的时候，母亲产后流血过多，病卧3月，加之食物匮乏，营养不良导致奶水不足。哥哥经常饿得哇哇乱哭，由此落下体弱多病的后果。

两岁的时候哥哥得了一场重病，父母白天按照生产队长的分工到集体农田里干活，晚上请祭司、抓草药，想尽一切办法救治他们的孩子。几个月过去了，哥哥却丝毫没好转的迹象，看着奄奄一息的儿子，父母手足无措。生产队长告诉母亲，山后傈僳寨子里有一个叫“普斯帕”的草药医生，可以去试一试，但是同时告诫说，医生用药很奇特，他治疗的人，不生即死。

那时是冬天，到山后的傈僳寨子需要翻过连绵的阿嘉古罗雪山。父母抱着孤注一掷的心态背着哥哥淌过三岔箐的溪流，沿着陡峭的山坡一路攀爬，翻过雪山去了山后那个寨子。这是一个穷得家徒四壁、揭不开锅的傈僳民间医生，他具体的工作是负责放牧生产队的羊群，傈僳人喜欢狩猎的天性促使他常常背着弩弓行走于云岭山脉的深山密林之间，骁勇异常。

传说医生普斯帕有一次在山崖上用毒矢射中一头黑熊，黑熊毒性发作，蹲在悬崖上，普斯帕等了几个小时，以为黑熊已死，便拔出腰刀悄悄接近。结果黑熊还没休克，展开四爪猛扑向他，他和黑熊在山崖上混战起来，最终抱成一团从十几丈高的悬崖上滚落下去。侥幸的是，他和黑熊跌下山谷的生死关头，黑熊首先落在山谷的乱石中，他落在黑熊软绵绵的身体上。黑熊摔死，普斯帕的脸被熊抓得血肉模糊，跌下山谷后也摔成重伤，村民们把黑熊和普斯帕一起抬回了村子。黑熊被村民分而食之，普斯帕最终奇迹般活了下来。

医生普斯帕配着一把锐利的削箭刀，加上随身携带的药物，可以随时随地帮助意外受伤或者生病的傈僳人。当我的父母留下4个小女儿背着哥哥翻过雪山到了普斯帕家的时候，他家的境况令父母大吃一惊。原以为我们已经够穷了，想不到这个医生连吃一顿晚饭的粮食都没有。若干年后母亲说起这些事情，还忍不住掉眼泪。

哥哥被普斯帕救活了，给他吃了什么药，父母也不清楚。然后逐渐长大，进入学校，和同学们一起饥饿而快乐地成长，我记得哥哥那时候的模样，因为营养不良，脑袋大，有天鹅般细长的脖子。奇怪的是他进入学校后，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李肥猪”。

哥哥性格温和，在学校从不打架，成绩也很好。1981年，他考上县里办的民族小学，录取通知书上大概写着“请学生自带被褥，油盐柴米”等字样。刚刚从中越战争的炮火硝烟中回来的二姐夫按照学校的要求砍了一背柴，然后装上足够一个星期吃的柴米油盐，背着沉重的物件，带着哥哥徒步12公里去了位于维西县城东部的古宗湾完小。

这个学校没有食堂，需要这些入学的孩子自己生火、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这些孩子必须独自完成所有的事情。姐夫陪着哥哥在学校呆了一天，看见哥哥的那些同学有的生不着火，有的煮不熟饭，有的煮一锅饭不管冷热吃一天，实在不放心让哥哥在这里生活，便把前一天背去的木柴送给了一个穷孩子，把带去的锅碗瓢盆又装进他的竹篮，带着哥哥回到村庄。哥哥从此成为今天所谓的辍学少年。

回到村庄后，哥哥开始放牧家里分得的黄牛。记得我家最初从生产队分来的是一头黑色的母牛，一年后生下了一头漂亮的红色公牛仔，头顶有一个白色的亮点，我和哥哥高兴地趴着牛栏，看小牛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哥哥给这头牛起了个名字叫“腊泽”。辍学后不久，哥哥又一次生病了，这次是在右腿上长出一颗肿瘤，这个肿瘤越长越大，后来已经严重到走不了路。现在想来，其实那些病输点青霉素之类的消炎药几天就会好。可是在80年代滇西偏僻的傈僳山寨，经济窘迫，缺医少药，根本无法找到这些药。大队的赤脚医生来了家里几趟，给哥哥吃了一些药，并不见好转。父母和姐姐们起早贪黑耕耘刚刚分到手中的农田，我每天陪着哥哥坐在妈妈的羊皮袄上，我不知道他那时候疼不疼，只记得他还跟我一起玩陀螺、木车，还帮我堆沙子、垒木房……记得炎热的夏天，苍蝇在他周围飞舞，赶不走也打不完。现在想来，那时候他童心未泯，也许还没有真正体会到疼痛的滋味。

后来，母亲冒着滂沱大雨，徒步到相隔十公里一个叫攀天阁的村子抓药，哥哥右腿上的肿瘤在遵守医嘱的3天之后突然爆裂，爆出了隐藏在里面的脓和血，父母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他们从爆裂的缺口开始，把残留在内的发炎化脓的残血挤干净，给伤口敷上了傈僳人的兰花烟，现在想来可能有一些消炎的作用。哥哥在一周之后可以勉强走路，我扶不动他，他一瘸一拐跟在我后面，小朋友们到处找我玩的时候，我还嫌过他走得慢。

哥哥终于好起来，并很快痊愈，能够行走和奔跑，看来这个肿瘤并没有对他的右腿造成大的影响。随着岁月的增长，哥哥成为一个青春帅气的小伙。他除了放牛、犁地耕作还学习木匠，学习泥水活计。我的家庭也因为精明的母亲和勤劳的父亲逐渐宽裕起来，盖起了村里第一所瓦房。

18岁的哥哥青春动人，某一年秋天，他在维西县举办的骡马物资交流会上认识了一个美丽的傈僳族姑娘，哥哥和她按照傈僳族的方式谈情说爱，谈婚论嫁，后来在父母的操办下，美丽的姑娘终于被哥哥娶回了家，成为我的嫂子。我记得这个姑娘在我家灶台下低头烧火的样子，记得她站在我家的坡地低头干活的样子，记得她脖子上缠绕着彩虹一样的围巾。

好景不长，哥哥和嫂子结婚以后几乎争吵不断，我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最终他们分道扬镳。也许是因为太年轻了，也许是因为他们本身没有缘分厮守到老。后来某一天，我曾经在县城的街道上看见嫂子坐在一个乡村教师的永久牌自行车上，从面前急速驶过。

哥哥开始沉默，也学会了抽烟，抱着他借来的气枪在密林间打野鸡、野鸽、野兔，跟着大爹在雪山牧场上种植当归、木香等药材，然后把他们晾干，用竹篮背到县城的药材公司，换回盐、茶等日用品，以维继生活。

离婚以后两年，哥哥和同村一个姑娘开始恋爱，据说那个姑娘已经和别人定亲，实际上是她的表哥，定亲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源于父母之命。那个姑娘叫丽芬，感觉也很爱哥哥。但是因为有了定亲这层特殊关系，他们只能在暗中来往。我的母亲是个很看重“面子”的人，可能在村里听到一些关于她的大儿子和定亲女孩来往的消息。有个周末我回到家，看见母亲在愤怒地训斥哥哥。

第二天，哥哥离家出走，不知所踪，很像傈僳族民间故事中那些逃婚的人物。那个时候，故乡交通根本谈不上什么发达，也不可能像今天一样以农民工的身份进入某个城市打工，如果要活着，哥哥注定必须回家。哥哥在雪山牧场上浪游了大约7天之后回了家，又干起他先前的活计。后来我曾经问过他出走的7天里吃什么，他说刨山地里的洋芋，用气枪打一些小鸟、松鼠之类的烧吃。

哥哥最喜欢枪，枪法也很准，农闲的时候扛着气枪上山，会背回整挎包的小鸟，有时候挂在屋檐下晾干，等着放假或者周末油炸了给我吃。偶尔也打回来山鸡、老鹰、野兔等飞禽走兽。吃那些小鸟，看着残忍，但是在物质生活条件很低的年代，吃起来感觉又香又嫩。

1992年，在母亲的张罗下，哥哥娶回了舅舅家的女儿金花，他们一起生活，供养老人和孩子，也供我进入省城的学校念书。1995年，哥哥在三姐夫的帮助下，进了州府中甸县一个叫永利达的装潢公司打工。他在那里学习吊顶、装修、喷漆、贴磁砖，安装巨大的吊灯、厕所的马桶等等技术，这些工作对于一个常年与土地为伍，整日犁田放牧的傈僳人来说，一定是陌生而又新鲜的事物，更重要的是他还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报酬。

1995年冬天，迪庆高原残雪斑驳，因为先前通过信件和哥哥约好一起回家过年，我坐了夜班车从昆明去了中甸县。到县城后我先去找姐姐，看见姐姐在单位的住所紧闭门扉，久敲未开，邻居告诉我姐姐和姐夫回了姐夫的老家过年。好在有哥哥在那里打工，姐夫的妹妹带着我找到了哥哥。哥哥依然风采照人，露出洁白而整齐的牙齿淡淡地笑。

我们转道，第一次去了丽江，那时候的丽江并不是今天的样子，记忆中都是一些低矮破旧的瓦房，拉市海附近都是广阔的荒原，并无来来往往的汽车与人流。汽车站旁边有一个四合院式的旅店，我和哥哥住在了那里。因为久别相逢，亲兄弟像两只快乐的小鸟，趴在床上说了很多话。说起回家后要干的第一件事情，说起他要在村里建一个磨坊，说起将来我毕业后家里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哥哥和嫂子相处很和睦，两个人都从不喝酒，因此相敬如宾。哥哥饲养黄牛和马匹，瓜田李下，鸡鸭成群。他们相继生下了两个可爱的孩子，都是男孩。1996年，我即将从省城昆明的学校毕业，哥哥还去那个装潢公司打工，大概是那年的5月，哥哥给我写来了平生最后一封信，模糊地记得那是一封似乎在向我道歉的信，他说他挣了450元钱，本想寄给我，但是因为他太喜欢枪，就用来买下了枪，还问我他是不是很自私？我给他回了信，具体说了什么如今已经无法想起。

在哥哥和嫂子的努力下，我们的家庭状况逐年好转。哥哥伐木、编织竹篮、到附近的矿山挖矿、贩卖一些牲畜，逐渐有了一些积蓄。哥哥除了抽烟，最喜欢打麻将，其实也算不上赌博，傈僳山寨的麻将输赢也就几十元钱。2008年春节，大雪降临，初二那天我认真看着在家里打麻将的哥哥，我忽然觉得他苍老而削瘦。

过完春节，我去了距离故乡有400多公里路程的羊拉铜矿上班。4月的某一天，哥哥打来电话，告诉我他的腋下长出一个肿块，想去县城医院看看。开始我以为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没太在意。后来县城医院无法确诊，就转道到州里的医院检查，也无法确诊。姐姐带着他去了大理州医院。后来姐姐通过信息告诉我，说可能是淋巴癌，我的脑袋忽然空了。

因为要将肿瘤的切片寄往成都医科大学进一步确定，姐姐带着哥哥又回了故乡。2008年5月10日，我带着哥哥去了大理，那个病理确定通知书也已经寄到大理州医院，当我看到“恶性肿瘤”4个字时，感觉有点头晕目眩。但是我和姐姐都事先约定不能让哥哥知道这个消息。记得那天上午，我去洗手间，回来的时候看见哥哥蹲在旅店的地上翻看病理化验通知书。也许从转来转去的医院中，他已经感觉到事情有些复杂，而急于知道他到底得了什么病。

好在哥哥文化不高，不知道恶性肿瘤就是人们说的癌症。我故意轻描淡写告诉他只不过是个肿瘤，与他童年时期的肿瘤一样，输液治疗就可以康复。他半信半疑地问我，能不能切除？我说不需要，打针就可以。哥哥很配合治疗，其实第一次输液就是化疗。躺在病床上，他说一点儿也不疼。

记得那时，随着《东方之珠》的和弦声音在6楼空空的走廊上回荡，一位护士像一只白色的蝴蝶轻盈地走过来。这时阳光穿过浅浅的云层，从苍山上斜照着医院大楼的内走廊，干净的地板上落下一个三角形的明亮光斑。红色的护士鞋从明亮的三角阳光上踩过去，很快走进了601病房，整个上午像蜜蜂忙碌的护士和我一起轻轻松了口气。

第一次化疗的最后一瓶液体终于安全输入了哥哥的体内。护士熟练地拔掉了输液管，在哥哥的左臂留下了一枚留置针头，告诉我不要轻易去动它。然后朝我笑了笑说：“吃饭？！”我说谢谢。这时是下午5点20分，由于忙碌和疼痛，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吃午饭。阳光灿烂的护士穿过深深的走廊回她的驿站去了。哥哥还在沉睡，我轻轻擦了擦哥哥额上浸出的汗珠，不小心弄醒了他。白色的床单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变色的内衣在床单上印下了一个蓝色的印迹。剧烈的疼痛使哥哥近两个月没有安稳地睡过觉了，在疼痛的煎熬中，他的每个夜晚都在起来和睡下中度过。来到百里之外的医院，他终于安静地沉睡了一个下午。我看着哥哥依然明亮的眼神感到一点点欣慰，谢天谢地！哥哥醒来后说的第一个字是——饿。

从那天起，那枚留置针头的橡胶尾巴像两朵黄色小花在哥哥的左臂上跳跃，吃饭、睡觉、上厕所、买彩票都跟随他，一刻也不分离，像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但是这枚植入手臂的铁并不令人舒服，有一天我怯生生地问护士能不能把它取下来。护士浅浅地说还不能，说等到回家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取出来了。

哥哥其实不知道自己患的病是淋巴癌，每天都盼望着取下那枚留置针头，以为取下它的日子就是康复的日子，就可以回到温暖的故乡。化疗的日子在护士和医生们的忙碌中一天天接近尾声，哥哥的气色看起来也一天比一天好转。

一周之后，那枚留置针头被护士白皙的双手取了下来，并告诉我们第一阶段的化疗已经结束，可以出院了。哥哥肿胀的右手恢复得差不多跟左手一般粗了，当他看见自己可以用右手摸到左耳、可以用右手握住筷子的时候，久违的笑容挂上了脸庞。那天下午，我握着两张回家的车票在荒凉的城郊汽车站暗暗高兴，感觉飘在洱海上空的云，也是为我们而白。

我们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三个阶段的化疗程序能够安全结束，憧憬着康复以后的日子，哥哥可以漫山遍野地跑，可以右手扶犁、左手扬鞭犁开故乡春天的土地，可以用健康的双手拥抱嫂子，可以让我的儿子在他的手臂上荡秋千。想象着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我们将更加亲切和敬爱，看着对方慢慢地老去……

然而，美好的幻想在第三次取出留置针头之后不久成了泡影。第三阶段的化疗结束后，哥哥的病情突然恶化。一方面是因为哥哥知道了他患的病是癌症，一方面是无意中创伤了肿瘤组织。病情由此一路向下，疼痛难忍的哥哥在7月的一天趁着父母不在家里给我打来电话，哭着交代了他的后事，我感觉人间一片空白，天旋地转，但没有想到事情会变得更糟。

漫长的第三个黄昏，侄子打来电话说哥哥平静地去了。哥哥太爱这个曾经生活了38年的世界和他的亲人，当事情变得毫无希望的时候，他选择了独自忍受。他知道在生命的终点，一切担心和怜悯都是多余的，因此，善良的哥哥在临死的那一刻都没有发出一声呻吟。嫂子告诉我哥哥病重的每一天，都在不断地安慰年迈的父母。我从百里之外赶回家乡，掀开盖在哥哥脸上的白纸，看见哥哥像是安静地睡了，依然那么帅，那么年轻，也许也结束了纠缠他一年的噩梦。我给他洗净了身体，换上了一套他要的西装。

渴望生存的哥哥忍受了世上最难以忍受的疼痛，如同他私下告诉侄子那样：“再投生3次，也忘不了这一世所承受的疼痛。”哥哥带着对人间的无比眷恋去了，我不知道尘世的彼岸有没有天堂，故乡温暖的土地接纳了他的身体，无论秋光灿烂还是春暖花开，哥哥都不再说话。

当我在秋天看见摇曳在土地上的五色野菊，看见春天长出新鲜的野草，总是有意无意地想起摇晃在哥哥左臂上的留置针头，它们像两个黄色的铃铛留在我心里，告诫着我在短暂的生命里学会用感恩之心面对生活。（作者：李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