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书

自丽江木氏土司先祖阿宗阿良协助忽必烈的蒙藏联军“革囊渡江”以来，木氏家族实际上成为统治横断山区乃至缅甸北部的历朝中央政权代理人。叶枝土司的前身禾氏，就是丽江的木氏王族。由于禾氏至雍正年间无嗣，亨利到达的年代，叶枝土司是禾氏的侄亲王国相，其父王天爵曾率部与杨玉科镇压大理回民杜文秀起义，立下战功。1865年至1885年巴塘、阿墩子第一次教案后期，王天爵受中央政权派遣，在攻打康普寺的战斗中丧生，大理府帮他“报了一箭之仇，把凶手的首级带给了他的儿子王国相，并赔偿了三千两银子。”但是，这位年轻的土司似乎对这样的复仇结果不满足，召集了辖区内怒江流域的200名傈僳人，在出征前喝牛血盟誓，然后把他们带到真朴（今德钦县巴迪乡境）附近，捣毁了寺院所属的村庄。

前来参战的怒江傈僳人可能抓走了一些属于康普寺管辖的傈僳人、么些人和藏族人去充当奴隶，亨利在日记中写道：“此后，杜本尔神甫来到了萨尔温江（怒江）沿岸，随行人马都带着当地特别珍贵的食盐，一把一把地用盐买回了被傈僳人抓去当俘虏的湄公河（澜沧江）流域的居民。”当然，这段话的真实性尚不可考，也许是亨利为了宣传传教士们所谓的人道主义而故意编造，也许是真实的历史事件，都不可知。

王天爵死后，其子王国相袭位，并在杨玉科的帮助下逐渐强大。亨利到来的时候，正值王国相土司政权如日中天之际，管辖范围已经达到独龙江地区。

对于叶枝土司而言，这些傈僳人也不好对付，不仅在1801年至1806年期间爆发了以叶枝、康普为中心的傈僳平民大起义，既使就是在亨利到达1894年，傈僳人也是这样的“据说，有一次对（叶枝土司府）的宴席不满意，加之喝了酒十分兴奋，嚷嚷着想造反，开始威胁土司大人，土司虽然很年轻，但在属民面前毫不退缩，他说‘这就是我的胸膛，如果你们不高兴，就打吧’，结果他的勇气使那些傈僳人放下了武器，从此深得民心。”

在目睹滇西众多民族的生存现状和历经艰难困苦之后，法国人亨利·奥尔良终于在澜沧江畔的真朴村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屋顶上和屋子都是土筑的台子，我坐下来抽烟，手下人正在旁边吃饭，我不禁想起我们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共同情感。一旦大家经历了共同的生活，共同的苦难，就不明白种族之间为什么还有战争。同时也感觉到在艰难和痛苦中建立的友谊比在幸福和享受中建立的友谊不知道牢固多少倍啊……他们跟我漂流了那么久，我已经不会对他们的眼睛和头发区别对待了。”也许这段话本身，就已经否定了亨利带着步枪，卡宾枪和勃朗宁手枪来到滇西北的初衷。

十年后的1905年10月，英国人弗雷斯特带领美国《国家地理》探险队又一次深入到滇西北傈僳人居住的山区。他与法国人亨利不同，是从腾冲出发经缅甸北部到片马，向东翻越高黎贡山，到达今泸水县鲁掌镇，然后沿怒江溯流而上的。

为了顺利穿过怒江西岸的傈僳人地区，弗雷斯特也像法国人亨利一样，也带来了步枪、手枪等现代火器，雇佣了傈僳人作为向导和背夫，弗雷斯特说“这些傈僳背夫简直就是天生的探险家，每人大约可以负重70磅，在艰险的山路上一气走上6至8个小时，而自己每天只需要消耗大约1磅7盎司的大米。”

弗雷斯特从片马到怒江之前五年，英军数百人入侵片马地区的茨竹、派赖等寨，中国方面土守备左孝臣和边民100多人战死。之后10年的1910年底，英军趁高黎贡山冰雪封山、片马与内地交通暂时阻断之机，派兵2000多人，武装强占了片马，但是遭到当地傈僳头人勒墨夺扒等人的反抗。

无论弗雷斯特的探险队是否与片马事件有关，但是从亨利·奥尔良到怒江之前的几年至弗雷斯特探险队到来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怒江西岸的高黎贡山地区总体处于社会动荡的状态。亨利·奥尔良离开中国之后，片马事件越演越烈，涌入怒江流域和澜沧江流域的傈僳难民有增无减。加之辛亥革命爆发，国内政权更替，中央权力无暇顾及所谓荒蛮之地的横断山区，傈僳各个部落之间也由于各种各样无法回避的利益冲突引发了械斗和仇杀。

弗雷斯特的美国《国家地理》探险队在10月30日到达今泸水县鲁掌镇，受到了傈僳人的欢迎，鲁掌的头领是个10多岁的男孩。弗雷斯特形容这是一个美丽而欣欣向荣的村庄。若干年后我去过鲁掌，这个依山而建的小镇视野开阔，被云雾缭绕，从那里可以看见怒江的山谷渐次打开，阳光穿过云雾，泼洒在双麦地的山岗上。

弗雷斯特离开鲁掌往北行进，在湿迟地（今泸水县称杆乡市尺地村）附近的一片开阔山坡上，遭遇了一群带着巨大弓弩、长刀、身上穿着牛皮铠甲的战士，由当地的尼帕（祭司）带领着。尼帕弄了一张纸，上面胡乱涂抹着粗劣模仿的汉字，并宣称奉上天之命生杀予夺，他认为丢失的玉米与程卡部落有关，因此程卡部落的头人应该被杀掉。弗雷斯特之前的亨利奥尔良是这样描述的“这里（维西县富川境内）人人都背着弓，挎着兽皮做成的箭袋，武器始终不离左右，下地劳动也不例外。我们还见到了至少1米长的方头大刀，刃很锋利”。刀和弩是傈僳人的传统武器，傈僳人会在弩箭上反复涂抹草乌，制成毒箭。

在战斗之前，每个傈僳战士将面部用泥土涂黑，他们用生牛皮和树皮做成盾和铠甲，以防止对方弓箭的袭击。这种防御装备在弗雷斯特的步枪面前，显然不堪一击。“一路上，很多战士跟着首领急匆匆赶往程卡，他们大多对弗雷斯特一行无暇顾及，也有几人离开征途来护卫西方人，但是当看到可以12连发的温切斯特步枪开火后，他们极力邀请探险队加盟以袭击程卡。”

这种近乎幻想的邀请，弗雷斯特当然不会加入。“沿江继续前行，探险队被悬崖绝壁和急流截断了去路，山上的开阔地带有一个村子（今福贡县鹿马登乡扳俄罗甲村），当地人看到陌生人高呼‘枯玛来瓦……’（强盗来了）便逃。当得知几英里远有道索桥，据说那边的村寨更大也更开化些，而且有几个垭口可以通往澜沧江，探险队决定到对岸去。在途中，他们遇到了一个当地人，住在江对岸的劳马地村（今福贡县鹿马登乡），愿意给探险队做向导。但当向导准备帮助探险队渡江时，当地居民聚集在河岸的索桥口，声称帮助陌生人过江的权力只属于自己。

村民们由一个首领率领，与探险队隔江对峙。突然间，这个首领射出一支毒箭，飞过探险队员的头顶掉进了溪流。对面这名首领正要射出第二箭，弗雷斯特向他头顶开了几枪，枪弹击中对岸的大石头，立即迸出粉碎的岩石，看到这一枪的威慑力，对方立刻安静下来，弗雷斯特通过翻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再发射弩箭，下一发子弹就要打到他们之间某个人的身上。在火器的威慑下，探险队最终安全到达了对岸沙滩。

这就是两个在100多年前来到横断山区的西方探险家遇见的傈僳人，从他们的描述和途中境况可以知道，1894年7月到1905年10月之间，这个地区的傈僳人对外来人的态度有着细微的变化。法国人亨利·奥尔良的探险队遭遇傈僳人的阻扰似乎比英国人弗雷斯特的遭遇要小一些，这是因为缅北和片马事件在两个不同的时间里造成的恶果不同。

放在那个年代饥饿的背景，弗雷斯特描述的探险队大受傈僳人欢迎，沿途不断有村民赠送大米、鸡蛋、烈酒的场景似乎不是真实的事件。在亨利·奥尔良探险队装卸物品时，从袋子里洒落的几颗大米都会有傈僳人连同泥土一起扫起捡走，谁还会有多余的宝贵食物免费赠送给这些金发碧眼的陌生人呢？傈僳人的活着显然已经成为一种负担，他们仅仅为了一些丢失的玉米，部落之间不惜大动干戈，以命相搏。他们在奔腾的怒江水上争夺渡客的权利，不过是为了获得微薄的报酬活下去。被人们当做劫匪套上冰冷的铁链，捆绑在粲米金黄的诗意村庄里，也不过是为了活下去……

在人人自危的时代里沉重地活着，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而造成这一切不幸的根源，都是人类用各种名义发动的战争。当我在今天翻开这些带血的日记，100多年前苦难的傈僳人顷刻之间集体鲜活起来，一旦打开，就无法在记忆深处真正合上。那么，我还是用法国人亨利在真朴村的那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吧：“一旦大家经历了共同的生活，共同的苦难，就不明白种族之间为什么还有战争。他们跟我漂流了那么久，我已经不会对他们的眼睛和头发区别对待了。”

（本文写作中，摘录了《从东京湾到印度》一书内容，作者为亨利·奥尔良，译者为龙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同时参阅摘录了《探寻傈僳——美国<国家地理>的怒江之行》一文，特此申明并致谢。）

• 上一页
• 1
• 2
• 3
• 4
• 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