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书

傈僳人与西方探险队

李贵明/文 李志纲/图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于1858年与八国联军签定了《天津条约》。除获得清政府的巨额赔款外，英法人士还被获准在内地游历及传教。时已控制印度、缅甸的英国人和控制中南半岛的法国人，开始按照《天津条约》把游历、探险和传教的领域逐步向云南西北地区扩展。

然而，滇西并非西方人想象的世界，在滇西的大江大河之间繁衍上千年的各民族，用行动和事实证明并没有轻而易举接受所谓《天津条约》。1865年的崩卡事件、1891年的本帕山事件，以及两次阿墩子、维西教案，白汉洛教案，1910年的片马事件等大大小小的抗争都在反复证明滇西人民维护文化尊严、领土完整和精神自由的勇气和所做的不懈努力。

英国人的到来造成了中国军队和民众的节节撤退，所谓的探险家们尾随退却的人潮从缅甸陆续到来，想一解横断山区衣不遮体，却屡屡抵抗的众多神秘原始部族的真相。他们前赴后继，组织各种名义的队伍来到滇西。这些远赴重洋来到滇西的西方人中不仅有英国殖民武装的军队，还有传教士和真正的探险家，不仅有梦想着在横断山区掘金暴富的幻想天才，也有梦想着依靠媒体一夜成名的投机分子。现在，让我们先从一个法国人说起。

1894年，法国人亨利·奥尔良的“科学考察队”从东京湾转道越南（时越南为法国殖民地），经中国思茅、蒙自到达大理。据亨利·奥尔良的探险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一书记载，这些法国人沿着湄公河往北前进，并非单纯地开展所谓的旅游和探险活动，而是要掌握滇西地区地理、文化、交通、居民，甚至军事等经济社会综合情况，是否准备用于法国的新一轮殖民扩张却不得而知。

亨利·奥尔良从法国出发之前，准备了巨额资金，并且带来了勃朗宁手枪、步枪、卡宾枪等现代武器。从蒙自到大理后，之前所谓的先躯传教士的遭遇传说和现实的耳闻目睹，他们对澜沧江和怒江流域的探险做了充足的心理和物质准备。

1894年6月14日，亨利一行在大理补充了一些骡马。探险队有30匹骡马，16人，之中有3个法国人，4个越南随从，其他都是云南境内雇佣的马夫等，可谓规模壮观。他们在大理采购物资，后沿洱海北进，经洱源县凤羽镇向西翻过崇山峻岭，第一次在漾濞河附近遇见傈僳人，亨利在探险日记中写到“这些山里人凶猛异常，常常让汉族人闻风丧胆，傈僳人肤色很深，戴着巴拿马式的草帽，我们以后很长时间还得跟他们打交道”。这就是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法国人对傈僳人的第一印象。

亨利的探险队在当地马夫的带领下，经诺邓盐场，过云龙，准备渡过澜沧江翻越怒山山脉南段进入怒江。那时怒江一带被称为“蛮子”地区，颇具有待开化之意。亨利在大理雇请的随从听说要西进怒江，人人面露难色，但在赏金的诱惑之下，随从们最终决定跟随前往。行前人人烧香拜佛，祈求得到神灵的保佑。滇西人的这种行为，在不可一世的基督主教亨利眼里显然是可笑的。

关于进入怒江的线路，亨利了解到“横渡湄公河的地方有一条道路通向北方”，但是在大理雇请的基督徒随从约瑟夫（传教士取的名）告诉亨利：“别指望那条路，要翻越崇山峻岭，关键是要穿越傈僳人的居住区。”由此可见，那个年代的傈僳人在世人眼里是彪悍、野蛮的象征。但是否果真如此呢？探险队后来的行程会逐步解开一些答案。亨利最终放弃了从澜沧江边取道北上的念头，跟随向导于6月28日进入怒江六库，并拜见了六库的傈僳土司。

当时的六库土司隶属大理府统辖，但由于交通阻隔，万山围困，大理府的行政效率十分有限，境内的傈僳人并没有完全顺服其行政管理，特别是高黎贡山以西，大部分傈僳族部落仍然迁徙不定，过着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时任六库土司的父亲去世不久，他按照傈僳人的守孝风俗穿白衣，蓄长发接见了亨利一行。

在接受了亨利赠送的一条毛巾、一个香盒以及一些图片后，这个更像贩盐商人和混血儿的土司同意给附近的土司写信，并派遣一名叫腊赛的傈僳人充当翻译和向导。亨利按这个高个子傈僳人鼻梁高挑，面容削瘦的特征，称他为“鹰嘴”。这个被称为鹰嘴的人，后来为探险队穿过傈僳人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腊赛的带领下，一行人沿着怒江的激流北上，进入他们眼中更加神秘的荒蛮之地。

7月4日，探险队离开六库，3天后到达今天怒江州泸水县团结乡王玛底村。亨利称这个依山而建的小村为“乌玛地”。这些背着枪支弹药，赶着庞大骡群的异乡人在小小的傈僳村庄引起不小的轰动，但奇怪的是，那些传说中野蛮的傈僳人并没有前来攻击和抢掠。

亨利说这里的傈僳“男人一律汉式穿戴，妇女穿着长裙，袖子上绣着五颜六色的花朵……有几名妇女还比较漂亮。一位美丽的少女脸蛋细腻，五官匀称，引人注目，要是没有别的东西，把目光留在她身上就心满意足了……”这个村庄就是亨利在六库听到的傈僳美人谷罗索萝——今天泸水县团结乡的鲁初洛村。

罗索萝这个地名是傈僳语，我认为准确的汉语发音既不是鲁初洛，也不是罗索萝，而应该是“腊行罗”，傈僳语意为“猎杀猛虎的山谷”。他们在罗索萝受到了热情接待，之前在大理云龙等地关于傈僳人的种种凶悍传闻，似乎得不到丝毫验证。

亨利的探险队员与罗索萝的傈僳人饮酒狂欢，后来亨利在探险日记中写道“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洋人（欧洲人），也没见过骡子，我们的到来简直成了他们把酒庆贺的节日。”亨利说“我开始跟这些傈僳人建立了友谊，此前别人描述他们的形象是多么凶残可怕啊。”今天，时间已经过了近两百年，从亨利留下的这些只言片语，可以感觉到傈僳民族的总体性格至今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离开罗索萝的上午，天性浪漫的法国人亨利甚至给那位叫露美的傈僳姑娘送了几颗绣花针。现在看来，漂洋过海而来送几颗针，似乎有点滑稽可笑。

探险队离开怒江流域，从鲁初洛向东攀爬碧罗雪山南段余脉，于7月15日又到达澜沧江边的兰坪县兔峨乡。从他描述的情景看来，怒江与澜沧江的分水岭是当时傈僳人与澜沧江沿岸“拉玛”人和汉族人的实际控制分界线，这个位于海拔3845米的垭口叫虎口关，有个简易的兵站，约6、7个傈僳人驻守在那里，以保护来往行人的安全，兵站的附近还设置了插满竹签的陷阱，以防范抢掠和攻击。陷阱上悬挂着提示牌，其实是傈僳人的木刻文字，亨利把这些木刻绘制了下来，并对木刻的内容作了解释。几百年后，这个法国人画下的图形和解译被我看见，觉得陌生而新鲜。

离开怒江流域前往澜沧江沿岸，亨利·奥尔良一行就不那么一帆风顺了。由于翻越山峰的路途过于艰苦，首先是亨利的4名随从提出离开，然后有乔装和尚的“拉玛”妇女拦路化缘，在澜沧江右岸的傈僳人和普米人混居区内发生了一件更让亨利气愤的事情：7月20日，亨利一行到达兰坪县营盘镇对岸的凤塔村，傍晚在凤塔村附近的山上扎营。黎明到来，发现“鲁克斯博士的两个箱子不见了，一包珍贵的鸦片也被偷走了，最严重的是小偷把放在孟子脑袋边上的经纬仪（罗盘）也偷走了。”探险队找来了当地的村长，威逼利诱，停留了1天，但终究无果而终。关于罗盘的丢失，万般无奈的亨利有以下这段诗一般的感概，如今看来既天真又真实。

“可怜的经纬仪啊，这甚至是米宗的器械，你曾经在贝努埃河和阿打马瓦地区旅行过，也曾经为法兰西征服苏丹而效力，为了使加尔涅的工作尽善尽美，你来到亚洲，你应该有更好的命运啊，可你却落到可怜的普米人或傈僳人手里，或许被一阵肢解后成为烟管或铁锁。也许恰恰相反，你会成为圣物，保护着村民免受疾病的威胁。再见了！探险家的伙伴，你是为了科学和人道的名义，为了和平征服而尽心尽力啊！或许有一天，你会让后来的旅行者明白，最早涉足这个地区的欧洲人，是法兰西的孩子们。”

亨利对罗盘的这段悼词，基本说明了他们此行的初衷，以及欧洲意识形态和宗教文化的推行者以自我为中心的自豪感，也可以反映出前期西方传教士在滇西活动期间所持有的文化自负。无论是哪个年代，如果这个罗盘的确落入了傈僳人的手中，我想它不可能成为村庄的守护神，也不可能进入历史博物馆，它的最终命运很可能像亨利所担心的那样，成为一根叼在某个傈僳人嘴里的烟管。

被亨利认为曾经为法兰西征服苏丹指引过方向的罗盘，在他心中的份量自然崇高无上，按照他的理想，这个罗盘应该进入法兰西或者某个殖民地的博物馆供后人瞻仰，而其结局却被中国滇西山地一个神秘的普米或者傈僳小偷偷走。他挥舞武器、召集人群、动用所有的力量，花费了一整天的时间也无踪可寻，似乎是一种不言而喻的讽刺。

当时怒江和澜沧江流域屡屡发生的偷盗、抢劫事件与亨利的英国邻居有关。傈僳人、怒族人与英国军队在缅甸本帕山区的冲突发生在1891年，由于不堪支撑，缅北傈僳人离开家园，被迫大量向相对安全的怒江、澜沧江两岸迁徙，而英国人向片马等地的武装前进一直到1910年也没有停止，由此造成越来越多的难民只能依靠互相掠夺、抢劫路人或者冒险深入澜沧江东岸以获取生存资源，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氏族的隐秘纽带和恶性循环的仇恨很容易就会形成。

在英军的攻击中受害最深的傈僳人或者怒族人，只能召集氏族的队伍靠抢掠苟且安身。这部分傈僳人和怒族人被当地人和亨利共同描述为野人。而这种局面，是自封为现代文明的欧洲意识强加在滇西民族精神身上出现剧烈反弹的后果。由于大批难民的涌入和英军的不断前进，1894年的横断山区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人人自保、动荡不安的庞大难民营。没有人去管理他们，也没有人去关心这些难民的生存问题。在十分有限的食物资源面前，这些难民的命运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杀死别人，要么被杀。

在箱子和罗盘不知所终之后，凤塔村附近的普米人、傈僳人或许是为了不招惹这些不明身份的异乡人给村庄带来更大的麻烦，或许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和友善，总之在那个晚上组织村民为探险队唱了歌，也跳了舞。亨利写道“人们围着篝火坐成一圈，齐声合唱，声音低沉庄重，带着几分宗教色彩，绝不扫兴……似乎对周围的一切浑然不觉，尽情地自我陶醉和自我倾听……男人们齐声合唱，女人们齐声应答……”

7月30日，亨利一行到达烟川，即今天的兰坪县石登乡下烟村。亨利到达这里的时候，一场战事结束不久，起因是下烟川头领不久前仇杀了上烟村一户人家，丽江府衙得知这个消息后，为惩罚这个胆大妄为的家伙，派兵一千前来问罪，并在烟川驻扎3月，那个不知名的头领和他的侄儿被斩杀，战后的村落到处是残垣断壁，随处可见被军队糟蹋蹂躏的痕迹。

往北行进，沿途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在前往兰坪县德庆村的路途中，先有持长剑的孤独汉子拦路意欲抢劫，后有村落的首领拒绝卖食物给探险队，亨利的同伴进入屋里搜寻粮食，并强行买走。他们的此时之举与专事掠夺的所谓野人相比，也不见得高尚多少。由于这个行为在傈僳山寨之间迅速传开，探险队前往维西县境内的富川村在拉嘎洛附近扎营时，鹰嘴听到人们在用傈僳语说“高个子来之前没有通知我们，可能是想杀死我们，我们最好在他们之前动手杀死他们。”

黄昏之前，山头上果然响起集合的号角声，并燃起了熊熊的大火。探险队也拿出步枪、卡宾枪和勃朗宁手枪。集合的傈僳人在探险队的帐篷不远处观望，试图进攻，但看这些高个子似乎并不害怕，也不像经常出没的劫匪，便派几个村民佯装送蘑菇去探个究竟。好在鹰嘴是傈僳人，语言相通。在亨利通过傈僳语向头领转话说明情况之后，集结的傈僳人才解除了警戒。但是这个晚上，亨利的队员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入睡。

在历经一场虚惊和不眠之夜后，亨利的探险队似乎又进入了一段比较顺利的行程。8月8日，探险队来到一个叫拉梅地的村庄，即今天维西县中路乡的鲁米底村。这是在傈僳语中充满诗意的地名，意思是粲米金黄的地方。他们苦难的历程也在这里暂告一个段落。

在拉梅地村，傈僳人为他们表演了维西傈僳族的传统舞蹈“瓦器”，这是一种需要笛子、弦子、四弦琴和口弦等乐器伴奏的舞蹈。亨利在日记中是这样描述的：“吃过晚饭，很快就组织跳舞了，这是村民们的一种享受，既让我的手下人开心，又让我兴致勃勃。夜里，风光自然粗犷，山脊上方是一轮皎洁的明月，我们所处的村子绝对与世隔绝，只有巧合，才能发现它的踪影……月光轻轻地流泻在硕大的屋影上面，这种寂静，自然和原始的况味难以描述，让人心醉神迷，温馨惬意。真希望永远是这样的良宵佳夜。舞蹈像是黎明之舞，轻快活泼，我们的兴致与村民及马夫们的兴致合二为一了。”

拉梅地的傈僳人甚至即兴为亨利唱出了一首近似颂扬英雄的赞歌“三位大人初来乍到，屈尊驾贵难得一来，既来之则安之，三位大人没来之时，劫匪总是行凶抢劫，三位大人到来了，劫匪一片惊恐万状，我们数载忧心忡忡苦不堪言，三位大人到来了，我们全部心花怒放，三位大人到敝处，植物丰茂五谷丰。”

在拉梅地，亨利第一次全面接触到了傈僳人的音乐、宗教和坚毅而善良的性格，完全否定了进入傈僳地区之前人们对他们野蛮彪悍的形容。在离开拉梅地的时候，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这些傈僳人真乐观啊，他们帮助我们赶骡子，现在他们围着篝火蹲成一圈，经过了劳累的一天，他们互相打趣，开心地笑，似乎一点儿也不累。我们给他们报酬，他们不讨价还价就接受了……”

“这个贫穷，可怜的民族乐于抽烟、音乐、跳舞和唱歌，还有上帝赋予穷人和富人均等的爱情……他们头对着头在那里舞蹈，让我想起哥萨克骑兵……我真不想睡觉，这里的夜晚让人凡忧尽涤，沐浴着如水的月华，聆听曼妙的音乐，真是如梦如幻，虚无缥缈，似乎触手可及，又似乎稍纵即逝。”那一夜，直到跳舞的傈僳人曲终人散，亨利和他的队员都没有离开舞场。

第二天早晨，亨利看见一个前来劫掠而被抓获的野人，这个可怜的人被人们捆在木柱上，双脚和脖子上都套着铁链。拉梅地村的傈僳人为了防范劫匪的攻击，不得不安排十多个年轻壮汉在山头轮流放哨。而那些被迫成为劫匪的傈僳人或者怒族人自己，为了免遭杀身之祸，不得不带着妻儿老少奔走深山密林之间。为逃避缅北战火流离失所的人们，在饥饿面前毫无理想和尊严可言。相懦以沫到刀兵相见的过程，其实都是人类的胃在作怪。也许亨利从来没有想过这一切，又是谁造成的呢？他说“这个被铁链锁住的野人，和傈僳人和怒族人的外表并没有什么区别。”

我想，如果说亨利远涉重洋来到滇西北是为了实现一种理想，那么滇西族群和部落之间的互相劫掠则是因为生存下去的需要，而非物质充足的传教士和今天的我们所能真正理解和体验的疼痛。这段历史的真实存在，不仅是滇西人的悲哀，也是所谓西方文明的悲哀，更是人类共同的悲哀。

8月11日，亨利的队伍到达因多村，即今维西县白济汛镇的英夺村。随着越来越往北，即将进入藏族人居住的区域，从六库一路做向导到达小维西的傈僳人腊赛，亨利所说的鹰嘴，因为担心走得太远，找不到回去的路，请求离队，并随后离开。在这里渡过澜沧江，亨利遇见了他的老相识法国传教士但德。想必，但德是当时小维西天主教堂的专职神甫。急于进入西藏的鲁克斯博士，也在那里离队，提前动身。

到小维西为止，亨利的探险队并没有完全离开傈僳人的居住区域。自元朝以来，澜沧江和怒江流域的傈僳人虽然有大小不一的土司，有些不受管束，有些长期归顺，但实权最大，也直接受历朝统治中央承认的土司却在维西县叶枝乡。

自丽江木氏土司先祖阿宗阿良协助忽必烈的蒙藏联军“革囊渡江”以来，木氏家族实际上成为统治横断山区乃至缅甸北部的历朝中央政权代理人。叶枝土司的前身禾氏，就是丽江的木氏王族。由于禾氏至雍正年间无嗣，亨利到达的年代，叶枝土司是禾氏的侄亲王国相，其父王天爵曾率部与杨玉科镇压大理回民杜文秀起义，立下战功。1865年至1885年巴塘、阿墩子第一次教案后期，王天爵受中央政权派遣，在攻打康普寺的战斗中丧生，大理府帮他“报了一箭之仇，把凶手的首级带给了他的儿子王国相，并赔偿了三千两银子。”但是，这位年轻的土司似乎对这样的复仇结果不满足，召集了辖区内怒江流域的200名傈僳人，在出征前喝牛血盟誓，然后把他们带到真朴（今德钦县巴迪乡境）附近，捣毁了寺院所属的村庄。

前来参战的怒江傈僳人可能抓走了一些属于康普寺管辖的傈僳人、么些人和藏族人去充当奴隶，亨利在日记中写道：“此后，杜本尔神甫来到了萨尔温江（怒江）沿岸，随行人马都带着当地特别珍贵的食盐，一把一把地用盐买回了被傈僳人抓去当俘虏的湄公河（澜沧江）流域的居民。”当然，这段话的真实性尚不可考，也许是亨利为了宣传传教士们所谓的人道主义而故意编造，也许是真实的历史事件，都不可知。

王天爵死后，其子王国相袭位，并在杨玉科的帮助下逐渐强大。亨利到来的时候，正值王国相土司政权如日中天之际，管辖范围已经达到独龙江地区。

对于叶枝土司而言，这些傈僳人也不好对付，不仅在1801年至1806年期间爆发了以叶枝、康普为中心的傈僳平民大起义，既使就是在亨利到达1894年，傈僳人也是这样的“据说，有一次对（叶枝土司府）的宴席不满意，加之喝了酒十分兴奋，嚷嚷着想造反，开始威胁土司大人，土司虽然很年轻，但在属民面前毫不退缩，他说‘这就是我的胸膛，如果你们不高兴，就打吧’，结果他的勇气使那些傈僳人放下了武器，从此深得民心。”

在目睹滇西众多民族的生存现状和历经艰难困苦之后，法国人亨利·奥尔良终于在澜沧江畔的真朴村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屋顶上和屋子都是土筑的台子，我坐下来抽烟，手下人正在旁边吃饭，我不禁想起我们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共同情感。一旦大家经历了共同的生活，共同的苦难，就不明白种族之间为什么还有战争。同时也感觉到在艰难和痛苦中建立的友谊比在幸福和享受中建立的友谊不知道牢固多少倍啊……他们跟我漂流了那么久，我已经不会对他们的眼睛和头发区别对待了。”也许这段话本身，就已经否定了亨利带着步枪，卡宾枪和勃朗宁手枪来到滇西北的初衷。

十年后的1905年10月，英国人弗雷斯特带领美国《国家地理》探险队又一次深入到滇西北傈僳人居住的山区。他与法国人亨利不同，是从腾冲出发经缅甸北部到片马，向东翻越高黎贡山，到达今泸水县鲁掌镇，然后沿怒江溯流而上的。

为了顺利穿过怒江西岸的傈僳人地区，弗雷斯特也像法国人亨利一样，也带来了步枪、手枪等现代火器，雇佣了傈僳人作为向导和背夫，弗雷斯特说“这些傈僳背夫简直就是天生的探险家，每人大约可以负重70磅，在艰险的山路上一气走上6至8个小时，而自己每天只需要消耗大约1磅7盎司的大米。”

弗雷斯特从片马到怒江之前五年，英军数百人入侵片马地区的茨竹、派赖等寨，中国方面土守备左孝臣和边民100多人战死。之后10年的1910年底，英军趁高黎贡山冰雪封山、片马与内地交通暂时阻断之机，派兵2000多人，武装强占了片马，但是遭到当地傈僳头人勒墨夺扒等人的反抗。

无论弗雷斯特的探险队是否与片马事件有关，但是从亨利·奥尔良到怒江之前的几年至弗雷斯特探险队到来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怒江西岸的高黎贡山地区总体处于社会动荡的状态。亨利·奥尔良离开中国之后，片马事件越演越烈，涌入怒江流域和澜沧江流域的傈僳难民有增无减。加之辛亥革命爆发，国内政权更替，中央权力无暇顾及所谓荒蛮之地的横断山区，傈僳各个部落之间也由于各种各样无法回避的利益冲突引发了械斗和仇杀。

弗雷斯特的美国《国家地理》探险队在10月30日到达今泸水县鲁掌镇，受到了傈僳人的欢迎，鲁掌的头领是个10多岁的男孩。弗雷斯特形容这是一个美丽而欣欣向荣的村庄。若干年后我去过鲁掌，这个依山而建的小镇视野开阔，被云雾缭绕，从那里可以看见怒江的山谷渐次打开，阳光穿过云雾，泼洒在双麦地的山岗上。

弗雷斯特离开鲁掌往北行进，在湿迟地（今泸水县称杆乡市尺地村）附近的一片开阔山坡上，遭遇了一群带着巨大弓弩、长刀、身上穿着牛皮铠甲的战士，由当地的尼帕（祭司）带领着。尼帕弄了一张纸，上面胡乱涂抹着粗劣模仿的汉字，并宣称奉上天之命生杀予夺，他认为丢失的玉米与程卡部落有关，因此程卡部落的头人应该被杀掉。弗雷斯特之前的亨利奥尔良是这样描述的“这里（维西县富川境内）人人都背着弓，挎着兽皮做成的箭袋，武器始终不离左右，下地劳动也不例外。我们还见到了至少1米长的方头大刀，刃很锋利”。刀和弩是傈僳人的传统武器，傈僳人会在弩箭上反复涂抹草乌，制成毒箭。

在战斗之前，每个傈僳战士将面部用泥土涂黑，他们用生牛皮和树皮做成盾和铠甲，以防止对方弓箭的袭击。这种防御装备在弗雷斯特的步枪面前，显然不堪一击。“一路上，很多战士跟着首领急匆匆赶往程卡，他们大多对弗雷斯特一行无暇顾及，也有几人离开征途来护卫西方人，但是当看到可以12连发的温切斯特步枪开火后，他们极力邀请探险队加盟以袭击程卡。”

这种近乎幻想的邀请，弗雷斯特当然不会加入。“沿江继续前行，探险队被悬崖绝壁和急流截断了去路，山上的开阔地带有一个村子（今福贡县鹿马登乡扳俄罗甲村），当地人看到陌生人高呼‘枯玛来瓦……’（强盗来了）便逃。当得知几英里远有道索桥，据说那边的村寨更大也更开化些，而且有几个垭口可以通往澜沧江，探险队决定到对岸去。在途中，他们遇到了一个当地人，住在江对岸的劳马地村（今福贡县鹿马登乡），愿意给探险队做向导。但当向导准备帮助探险队渡江时，当地居民聚集在河岸的索桥口，声称帮助陌生人过江的权力只属于自己。

村民们由一个首领率领，与探险队隔江对峙。突然间，这个首领射出一支毒箭，飞过探险队员的头顶掉进了溪流。对面这名首领正要射出第二箭，弗雷斯特向他头顶开了几枪，枪弹击中对岸的大石头，立即迸出粉碎的岩石，看到这一枪的威慑力，对方立刻安静下来，弗雷斯特通过翻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再发射弩箭，下一发子弹就要打到他们之间某个人的身上。在火器的威慑下，探险队最终安全到达了对岸沙滩。

这就是两个在100多年前来到横断山区的西方探险家遇见的傈僳人，从他们的描述和途中境况可以知道，1894年7月到1905年10月之间，这个地区的傈僳人对外来人的态度有着细微的变化。法国人亨利·奥尔良的探险队遭遇傈僳人的阻扰似乎比英国人弗雷斯特的遭遇要小一些，这是因为缅北和片马事件在两个不同的时间里造成的恶果不同。

放在那个年代饥饿的背景，弗雷斯特描述的探险队大受傈僳人欢迎，沿途不断有村民赠送大米、鸡蛋、烈酒的场景似乎不是真实的事件。在亨利·奥尔良探险队装卸物品时，从袋子里洒落的几颗大米都会有傈僳人连同泥土一起扫起捡走，谁还会有多余的宝贵食物免费赠送给这些金发碧眼的陌生人呢？傈僳人的活着显然已经成为一种负担，他们仅仅为了一些丢失的玉米，部落之间不惜大动干戈，以命相搏。他们在奔腾的怒江水上争夺渡客的权利，不过是为了获得微薄的报酬活下去。被人们当做劫匪套上冰冷的铁链，捆绑在粲米金黄的诗意村庄里，也不过是为了活下去……

在人人自危的时代里沉重地活着，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而造成这一切不幸的根源，都是人类用各种名义发动的战争。当我在今天翻开这些带血的日记，100多年前苦难的傈僳人顷刻之间集体鲜活起来，一旦打开，就无法在记忆深处真正合上。那么，我还是用法国人亨利在真朴村的那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吧：“一旦大家经历了共同的生活，共同的苦难，就不明白种族之间为什么还有战争。他们跟我漂流了那么久，我已经不会对他们的眼睛和头发区别对待了。”

（本文写作中，摘录了《从东京湾到印度》一书内容，作者为亨利·奥尔良，译者为龙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同时参阅摘录了《探寻傈僳——美国<国家地理>的怒江之行》一文，特此申明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