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书

傈僳人与西方探险队

李贵明/文 李志纲/图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于1858年与八国联军签定了《天津条约》。除获得清政府的巨额赔款外，英法人士还被获准在内地游历及传教。时已控制印度、缅甸的英国人和控制中南半岛的法国人，开始按照《天津条约》把游历、探险和传教的领域逐步向云南西北地区扩展。

然而，滇西并非西方人想象的世界，在滇西的大江大河之间繁衍上千年的各民族，用行动和事实证明并没有轻而易举接受所谓《天津条约》。1865年的崩卡事件、1891年的本帕山事件，以及两次阿墩子、维西教案，白汉洛教案，1910年的片马事件等大大小小的抗争都在反复证明滇西人民维护文化尊严、领土完整和精神自由的勇气和所做的不懈努力。

英国人的到来造成了中国军队和民众的节节撤退，所谓的探险家们尾随退却的人潮从缅甸陆续到来，想一解横断山区衣不遮体，却屡屡抵抗的众多神秘原始部族的真相。他们前赴后继，组织各种名义的队伍来到滇西。这些远赴重洋来到滇西的西方人中不仅有英国殖民武装的军队，还有传教士和真正的探险家，不仅有梦想着在横断山区掘金暴富的幻想天才，也有梦想着依靠媒体一夜成名的投机分子。现在，让我们先从一个法国人说起。

1894年，法国人亨利·奥尔良的“科学考察队”从东京湾转道越南（时越南为法国殖民地），经中国思茅、蒙自到达大理。据亨利·奥尔良的探险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一书记载，这些法国人沿着湄公河往北前进，并非单纯地开展所谓的旅游和探险活动，而是要掌握滇西地区地理、文化、交通、居民，甚至军事等经济社会综合情况，是否准备用于法国的新一轮殖民扩张却不得而知。

亨利·奥尔良从法国出发之前，准备了巨额资金，并且带来了勃朗宁手枪、步枪、卡宾枪等现代武器。从蒙自到大理后，之前所谓的先躯传教士的遭遇传说和现实的耳闻目睹，他们对澜沧江和怒江流域的探险做了充足的心理和物质准备。

1894年6月14日，亨利一行在大理补充了一些骡马。探险队有30匹骡马，16人，之中有3个法国人，4个越南随从，其他都是云南境内雇佣的马夫等，可谓规模壮观。他们在大理采购物资，后沿洱海北进，经洱源县凤羽镇向西翻过崇山峻岭，第一次在漾濞河附近遇见傈僳人，亨利在探险日记中写到“这些山里人凶猛异常，常常让汉族人闻风丧胆，傈僳人肤色很深，戴着巴拿马式的草帽，我们以后很长时间还得跟他们打交道”。这就是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法国人对傈僳人的第一印象。

亨利的探险队在当地马夫的带领下，经诺邓盐场，过云龙，准备渡过澜沧江翻越怒山山脉南段进入怒江。那时怒江一带被称为“蛮子”地区，颇具有待开化之意。亨利在大理雇请的随从听说要西进怒江，人人面露难色，但在赏金的诱惑之下，随从们最终决定跟随前往。行前人人烧香拜佛，祈求得到神灵的保佑。滇西人的这种行为，在不可一世的基督主教亨利眼里显然是可笑的。

关于进入怒江的线路，亨利了解到“横渡湄公河的地方有一条道路通向北方”，但是在大理雇请的基督徒随从约瑟夫（传教士取的名）告诉亨利：“别指望那条路，要翻越崇山峻岭，关键是要穿越傈僳人的居住区。”由此可见，那个年代的傈僳人在世人眼里是彪悍、野蛮的象征。但是否果真如此呢？探险队后来的行程会逐步解开一些答案。亨利最终放弃了从澜沧江边取道北上的念头，跟随向导于6月28日进入怒江六库，并拜见了六库的傈僳土司。

当时的六库土司隶属大理府统辖，但由于交通阻隔，万山围困，大理府的行政效率十分有限，境内的傈僳人并没有完全顺服其行政管理，特别是高黎贡山以西，大部分傈僳族部落仍然迁徙不定，过着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时任六库土司的父亲去世不久，他按照傈僳人的守孝风俗穿白衣，蓄长发接见了亨利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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