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溜往事

澜沧江上过溜索的傈家少女。（胡耀辉 摄）

水流湍急的澜沧江从北向南纵贯维西境内的巴迪、叶枝、康普、白济汛、中路、维登等六个乡镇。昔日的沿江两岸，只有少数江面稍宽，水流平缓的地段摆渡木排、竹筏、猪槽船，大多还得依靠溜索过江。溜索虽然为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方便，但坠江事故时有发生。如今我们从巴迪大石头顺江而下到维登小甸河，在全长165公里的路段上可以看到横跨江面的柔性钢索车马、人马吊桥就有19座之多，溜索、渡船已成为尘封的历史。喜看交通日益发达，难忘惊心动魄的过溜往事。

1960年，我已是五岁。当时小甸村的“公共食堂”还未停办。也许是饥饿的原因，我母亲身体很差，病痛较多。那时我父亲有一个叫赵玉的老庚（“老庚”是澜沧江边一带的人们对同岁朋友的称呼）在小甸小学教书。我作为儿辈则称呼他为老庚爹。老庚爹看我母亲病恹恹的，向我父亲提出建议去他的老家富川村看一下草药医生，于是我和父母三人跟着老庚爹大约走了四个小时的山路才到富川溜绳桩。先是老庚爹带着母亲溜渡到西岸，然后父亲才把我抱进一只篾箩并用床单严实地蒙住拴好箩口。那天天气奇热，我在篾箩里闷得难受，又哭又闹。父亲只好把我抱了出来，拴在他的胸部。意料不到的是，我和父亲快要溜到西岸的时候，由于绳子滑脱，我失去了束缚。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父亲使出吃奶的力气，右手紧紧地抓提着我，左手攀援溜索，艰难地到了岸边。

直到现在，已是85岁的母亲还对我说，那次我险而坠江，急得她跪倒在江边哭天抢地。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父亲的手也被溜索擦伤。

1975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还未锻炼足半年就被抽调出来参加维登公社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有一天中午，我们在公社大院吃饭的时候，进来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她摆弄着手中的水笔，边走边说：“我是中学生，我有三支笔。”“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磗走泥丸”。她还对公社人武部部长余自华说：“嘻嘻……，阿哥余自华，你好帅哦，我喜欢你。”

其实这位妇女是维登村的农民，原先是很勤劳能干的，还生有一对儿女，家庭算得上和睦幸福，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有天晚上，她的丈夫去富川村看露天电影，回来的时候不幸在溜索上坠江死亡。从此，她精神失常，成了疯子。

江水呜咽，溜索无声，不忍再看葬身鱼腹的人间悲剧。1979年10月，由国家投资33.5万元，在富川溜索的原址上建成了长118米，宽5米，塔高13.5米的车马吊桥，极大地方便了两岸人民的出行交往。特别是近10年来，从维登至巴迪的澜沧江两岸，90%以上的村组都通了公路，到乡镇赶街或去山寨收购山货药材，几乎都是靠车辆运输，渡船过溜已成为渐行渐远的风景。

在沧桑岁月中，我已“升格”成了父亲、爷爷。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家里购置了哈弗车，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当年带着我过溜的父亲却在1999年离开了我们，他老人家永远也没有机会乘坐儿女们的私家车奔驰在江桥上，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想起在泥土里安息的父亲，我常常潸然泪下，如果他能复生该有多好啊！（和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