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书

    祭司与传教士

    傈僳祭司被称为“尼帕”、“尼古帕”或者“尼沙帕”，在傈僳民族的远古时代，祭司统领着傈僳人的精神世界，他们以天地万物的和谐轮转为基本精神，进而诠释生命的存在，长期敬畏并通过各种仪式祭祀天地和自然。形成了傈僳人敬畏天地、敬畏自然的基本精神。祭司同时掌握着傈僳人的历史话语权，从傈僳人亡灵回归的路线，可以隐约触摸到漫长而艰难的战争以及迁徙之路。

    傈僳人的这种原始崇拜信仰与相邻民族，包括藏族人的藏传佛教，白族人的本主教，汉族人的道教共同存在了上百年，总体呈现相安无事、和而不同的局面，直到西方天主教传教士的到来，这种局面被一度打破，发展为波澜壮阔的文化抗争。

    1885年，英国经过三次侵缅战争，吞并了缅甸，并将触角逐渐北伸至傈僳人居住区，开始传播天主教。天主教的主张与傈僳人的自然崇拜发生了根本性冲突，比如不准跳傈僳舞、不准祭祀、不准唱傈僳人的古歌等，这些主张首先遭到了傈僳祭司的强烈反对。天主教的清洗性文化传播背后有英国殖民武装的支持。1891年，一队英军以勘察为名进入迈立开江以西本帕山区的一个傈僳村寨，侮辱当地的祭司，被愤怒的傈僳人围攻击溃，抓获一名英军士兵，后将其烧死。

    实力强大的英军以此为借口派兵攻击了傈僳人居住的野人山、江心坡的麻阳、垒弄等寨，烧毁傈僳人居住的汉董、户董等寨。傈僳人在祭司和头人的率领下，退到片马一带。但战火并未因傈僳人的逃亡而得以熄灭。随着西方天主教、基督教传教士沿着怒江、澜沧江的激流不断向北扩张，在受到傈僳人的激烈抵抗之后，怒族人和藏族人也加入抵抗的行列。1905年，藏传佛教寺院的僧人从芒康、林芝境内沿澜沧江和怒江而下，烧毁了包括茨菇教堂在内的10余所教堂，傈僳祭司广泛响应。愤怒的群众在怒江贡山境内杀死了法国传教士蒲得元，另一名法国传教士余柏南仓皇出逃，翻越碧罗雪山准备借溜索度江时，被追击的群众砍断溜索，余柏南坠入澜沧江，被汹涌的江水卷走。

    至1910年冬天，英军趁高黎贡山冰雪封冻、交通阻隔的时机率领2000余人攻占了片马，傈僳头人勒墨夺扒、祭司褚来四等率领各族人民进行了长达3年的武装对抗。但随着国内政权的变更，各族反抗武装得不到有效的支援，武装斗争最终以英国人胜利而告终。传教士们也由此敲开了踏入滇西多元文化的大门。

    通常情况下，只有胜利者才有话语权。传教士们在获得中国政府的赔偿之后，重建了更加宏伟的教堂，他们可以在滇西自由散步，灌输他们的思想和言论，但是祭司和传教士之间彼此在信仰和文化上的蔑视并未发生太大的改变。传教士们也因为滇西民族的刚烈找到了传播信仰的尺度，他们逐渐放弃了暴力，在漫长的时间里学会了尊重自我之外的存在。

    原始宗教与天主教的文化碰撞造成剧烈冲突，最终尘埃落定之后，对于傈僳人而言，其实后来影响了他们生活的还是基督教。在我的故乡，第一所基督教堂建立于1931年前后。我的故乡傈僳语名字叫“密斯古”，是“祭祀山神”之意，汉语被翻译为“积水塘”，同样是风马牛不相及。基督教堂建立在离“密斯古”村不到1公里的地方，那个村庄名字叫“南布罗”，傈僳语的意思是“死亡之地”。关于南布罗村名的来历，还有一个传说。

    传说先前南布罗村东边那座山岗住着一位善良的山神，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只要请祭司在那里烧三柱香，说出咒语，第二天早晨便有与所需数量一致的瓷碗瓷碟摆在神山的岩台上，可以拿回家用来招待宾客。祭司告诫人们，用完这些碗和碟后必须用清水清洗三遍才能归还。先前人们都遵守了这个规定，但后来由于有些人家过于懒惰，清洗碗和碟的次数减少，最后刚脆不洗了，把沾满油污的碗、碟背到山神的岩台，由此引起山神的气愤，收回了他的碗和碟。此后，无论人们如何祈求，烧多少香，都借不到任何东西了。

    传说这位山神有七对美丽的女儿，经常被人看见。有一个夜晚，死亡之地“南布罗”跳傈僳牵手舞。黄昏时分，穿着丝绸衣服的山神之女来到舞场，艳惊四座。作为神灵的女儿，她们可以与人同乐，但必须在鸡叫之前离开人间。但是好色的男人们喝酒过量，并没有遵守神灵的规则，到鸡叫三遍，仍在舞场中抓住山神的女儿不放，无论这些美丽的神灵如何请求，他们都不放手。最后，七对姑娘在热烈的舞场中一会儿变成高耸入云的巨人，一会儿变成小如蝼蚁的侏儒，惊恐万状的人们方才松手逃散。

    这两件事情彻底激怒了南布罗的山神，他散布了无法治愈的疾病，南布罗这个小村庄无论老幼在3个月之内全部病死，只留下一男一女两个祭司。这个村庄被傈僳人称为“南布罗”，或者“纳古里”，意思是“病死绝之地”，如今汉语的标准地名是“南布罗”，位于维西县高泉村委员会。死亡之地唯一剩下的两个祭司，繁衍了后来的南布罗村民。

    这个近乎神话的故事似乎有浓厚的虚构色彩，但是传教士们在我的故乡建立的第一所教堂就是在“南布罗”这片死亡之地上。1937年，瑞士伯尔纳铎会传教士杜仲贤、赖昭等人在今维西县保和镇创办了拉丁文学校。而在我的故乡建立基督教堂的传教士姓名已经无从考证，人们用傈僳语称呼这些传教士为“华普氏”，意为白种人。由于中国政府的退让，基督教传教士在我故乡的活动显然没有片马、江心坡等地那么惊心动魄，但仍然留下了一些故事。

    传教士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滇西山地民族对本民族千年文化的笃定信仰，进而改变了他们传教布道的方法，放弃了前期军队与传教同步推进的方式，进而改变为较为温和的方式。当地土著民族和他们的传统精神领袖也因为波澜壮阔的武装抗争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从而对传教士的到来变得更加谨慎和理智，甚至抱着围观的心态任由发展。从这点上看，双方似乎都做了一个让步。但是，祭司与传教士之间由于根本精神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依然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较量。

    傈僳祭司的法术无法教授和承袭，是生而知之的能力，被人们认为是通过阴传得以延续。尽管无法学习和传授，几千年来，祭司这个古老的行当在傈僳人中从未失传，延续至今。追溯到青藏高原的象雄年代，记录着象雄古国的祭司“手握火钎毫不在乎”，甚至“法力高深者可以乘鼓飞行”、“在光线上跳舞”这样的传说。这似乎与傈僳祭司的本领一脉相承。傈僳祭司区别于常人的本领是可以上刀山、下火海，可以用舌头去舔被火烧红的金属，还有一定的先知先觉能力。这种能力在藏族的苯教巫师中也存在，但在傈僳祭司的身上显得尤为突出和普遍。

    在我的故乡建立教堂之前，传教士富能仁已运用拉丁文字母创造了傈僳文字，并将傈僳人的创世天神木特武萨等化身为圣经人物，按照傈僳人的思维方式翻译了大量的基督教经典。传教士们不仅都能说流利的傈僳语，而且成功运用了偷梁换柱的方法，对化身为圣经故事的傈僳众神解释得头头是道。

    他们在我的故乡建立教堂之后，开始向故乡的祭司们挑战，以打破祭司在傈僳人中延续千年的精神权威。据说某一天，传教士搬来一口装满清水的水缸，往水缸里撒了一把银币，对围观的祭司们说，既然你们不怕火，也应该不会怕水，谁能把银币从水缸里捞出来就归谁。祭司们看着这轻而易举事情，觉得这些白种人是不是疯了，便纷纷挽起袖子跃跃欲试。传教士说开始的话音未落，祭司们全部伸出双手下水捞银子，结果非但没捞上来一块银币，法力高强的祭司们全被看似平静的水一一击到。不甘心的祭司们重复尝试了几次，都没捞出来哪怕一块近在眼前的银币。原来，那个年代西方世界已经发明了手摇发电机，在祭司们捞银币时，他们通过不停转动发电机在水里充满了电，祭司们当然无法捞出任何一块银币。对于封闭在滇西十万大山里的傈僳祭司而言，电是天方夜谈的事情，想破脑子都不会想出这是为什么。

    传教士们看着人仰马翻的祭司们笑得前俯后仰，然后断开电流，伸出手轻易地捞出银币，向祭司们炫耀说，看看，看看，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们居然做不到。在祭司们的满腹狐疑中，传教士们收起银币扬长而去。祭司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决定也试一试传教士的本领。第二天晚上，祭司们组织傈僳人架起刀山，烧起火海，恭敬地走到教堂邀请传教士们前来。传教士们不知道这些平时老死不相往来的傈僳人到底要卖什么关子，纷纷前来看个究竟。传教士们到达后，祭司们举行了仪式，然后脱光鞋子，一个接一个爬上锋利的刀山，又一个接一个跳进火海，居然毫发未伤。一个祭司从熊熊的大火中抽出一把烧红的犁头，并用嘴巴叼到传教士面前，仍在地上，说，你们试试？传教士们惊呼一声退避三舍。这一次，轮到祭司们捧腹大笑了。

    双方总算斗了个平手，见面的时候也开始点点头，笑一笑。但是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医术是祭司们无法比拟的，他们依靠医术逐步取得了傈僳人的信任。这些看起来不可一世牛高马大的“华普氏”偶尔也会分发一些药品，医治被蛇咬，被牛踢伤的村民。祭司和传教士们也不再斗法，双方似乎都找到了生存的法则和拓展的空间，彼此相安无事，得以延续下来。

    在我生活的年代，传说中的那些西方传教士已经走的走，老死的老死。一百年后，除了在澜沧江西岸留下一些残缺的墓碑之外，还留下了众多傈僳人宣教士，布道者。祭司们也未被击垮，按照他们阴传的秘密和历史话语权维持着傈僳民族精神世界残缺的半壁江山。

    我的村庄，祭祀山神之地“密斯古”，如今仍然延续着祭祀天地众神的传统，而与之仅隔一道山梁的“南布罗”，曾经的死亡之地，基督徒们也按照他们的教规庆祝耶稣圣诞，期盼上帝复活。双方往来如常，在重大节日中，甚至互相客串和观摩，丝毫看不出他们有不同的信仰。到此为止，两种截然不同的信仰，在傈僳人身上找到了平衡的支点，获得了真正尊重别人的力量。我们共同创造了闻名世界的多元共生的滇西文化格局，被当今世人描绘成梦中的香格里拉。

    而其中苍茫的背影，又有谁真正知道呢？祭司与传教士之间漫长的故事，也许遗忘才是智者真正的铭记。因为我相信历经磨难的滇西民族，已经找到了兼容信仰的智慧。

关于我们的文字

前天在网络上认真拜读了中国作家阿来先生一篇题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以及我自己》的演讲稿，这是阿来先生在马德里塞万提斯学院中国西班牙文学论坛上的演讲稿。这次演讲，我并没有幸听到。但是2004年在边地云南思茅江城县听过先生的一次演讲，至今记忆犹新，感觉阿来先生对中华地理局部地区的文化现象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关注和剖析非常理智和客观。

记得那年是冬天，云南省作家协会在思茅师范专科学校举办了边疆文学笔会。我的诗歌《上午在松赞林寺》有幸获得那一届边疆文学奖，我一路狂喝烂醉从高原下热带，看见云南各地有点名望的作家坐飞机的坐飞机，坐汽车的坐汽车，都赶到了思茅师专。阿来先生也到了那里。他在学校阶梯教室里作了一个演讲，非常精彩和到位，有很多师专美女帅哥给他敬献上了鲜花。按照会议安排在思茅呆了两天之后，我们将前往云南的极边之地江城。云南省内各位有名作家也许是因为对云南的南方感到疲倦，也许是有事，总之是一一离开了。我想着阿来先生也会跟随离开，毕竟江城这个地方太遥远了，路也十分难走。但是后来我发现他跟着我们这群在云南文坛都沾不上角色的文学爱好者乘坐大巴，一路颠簸到了江城，记得在车上他认真读着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一本小说。那是我对他本人的全部印象，一个沉默，知性，有礼的藏族人。

在写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所以戴这么长的一个帽子，还是因为开始提到到那篇演讲。阿来先生在这次演讲中对中国当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历史和文化存在的现状做了很准确的定位，他说“（中国）有些民族有语言，也有自己的文字。比如外界比较知道的维吾尔、藏、蒙古和哈萨克这些民族。更多的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也有一些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国家的支持，创制了自己的文字。但至今仍然有一些民族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也有的民族，曾经有过自己的语言文字，比如满族，但经历了清王朝对中国长期统治后，现在几乎全体都使用汉语与汉字了。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从形成时开始，就以汉语作为母语了。”

我本人，属于阿来先生所阐述的几近原始社会时期过度到二十一世纪的用汉语表达的诗人之一。当然，我在这里说的“诗人”二字，是自由的概念，没有考虑汉语诗歌世界复杂的评判标准和级别划分。

我的民族在经济社会方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直滞后于时代发展的车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方面也长期落后。在近一千年的存在历史中，至少傈僳族的语言和口传文学并没有真正消亡，他们坚守着民族的基本符号，以原始宗教崇拜为基础的传统精神也在按照它自己的方式进行延续。傈僳族是个自由的民族，不贪占、不敛财和严守公平是集体性格的基本特征，这种现象的存在也许与其社会的长期封闭和原始形态有关，而傈僳族文化中最为普遍和突出的是传统的口传诗歌。

傈僳族诗歌可能最初产生于宗教活动，其中流传至今的大量赞歌和颂词，都围绕着赞美自然和天地众神而切入傈僳民族的精神世界。流传至今的24部《祭天古歌》（或许更多），成为了傈僳族唯一可以通过本民族的文字方式触摸祖先记忆的文化经典。记录《祭天古歌》的文字是傈僳文，傈僳语称“玛打托额”，汉语翻译为“傈僳竹书”或者“傈僳音节文字”。它的发明者是一个农民，一个祭司的后代，从傈僳族文字的身上，我们也能鲜活地感受到意识形态波澜壮阔的斗争。

语言和文字是进入一个民族精神体系的基本工具，依靠口传文学延续精神世界的傈僳族先后有过至少3种文字，它们都有着时代赋予的及其鲜明的特征。让我们先从一位无法回避的英国人开始说起。这个英国人叫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1886年生于英国伦敦一个富裕家庭，父亲祖籍是苏格兰的加拿大人，母亲是莫拉维亚名门之后，富能仁就读于英国皇家学院工程系，却擅长数学和痴迷音乐。

英国殖民者入侵缅甸，并在缅北和中国西部与傈僳族发生激烈战争期间，作为基督教循道会教徒的富能仁两次申请加入基督教中国内地会，但由于其患有耳膜炎，未被批准，第三次提出申请时，终于获得批准。1908年，22岁的富能仁前往中国，在安庆语言学院学习汉语，在那里，他被在云南拓荒传教的老资格传教士麦克悌选中，一同经上海、香港、缅甸前往中国的西南山区。

1909年，北部傈僳族、藏族和怒族的抗英战争正如火如荼之际，富能仁跟随传教士安选生（W.J.Embery）抵达腾越（今腾冲）边境，开始向当地汉人传教，但应者寥寥。于是他将传教重点转向此前不为世人所知的傈僳族，他开始学习傈僳族语言，在最初几年的传教过程中，由于傈僳族原始宗教的存在和抗争，富能仁同样遇到了众多困难。为了便于传教，富能仁在当地傈僳族信徒摩西的帮助下，开始着手用拉丁文字母和变形体创制傈僳族文字，于1915年前后创制成功，他们将《马可福音》和赞美诗翻译成傈僳文，并编成大量歌曲散布，以充分吸引具有歌唱天赋的傈僳族前来信仰基督教。

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国滇西北维西县的傈僳族农民汪忍波也开始了另一种傈僳族文字的创造，他们的行为似乎不约而同。作为傈僳族第二十代祭天师的汪忍波创造的音节文字，记录的是傈僳族远古诗歌，祭祀天地众神的祷词，以及傈僳族的战争、迁徙、历法、星象、占卜等方面的传统知识。汪忍波也因为学习和记录，后来成为影响傈僳族历史的传统文化学者和祭天大师。

发明两种傈僳族文字的人身份迥异，现实生活也有巨大的差异。富能仁生活富裕，身份显要，而汪忍波饥寒交迫，捉襟见肘。汪忍波1900年生云南省维西县叶枝岩瓦洛一个叫米俄巴的偏僻山村，其母在25岁时怀上汪忍波，由于其父母感情不和，母亲想方设法意将腹中的胎儿流掉，但那时并无人工流产技术，汪忍波最终于1900年正月被生了下来，被其母丢弃，隔村一个叫弄宝的汉子从灶灰里抱起来洗干净，得以存活。后来，在弄宝的劝说下，汪忍波父母逐渐和好。

1907年3月，与汪忍波故乡相隔大约120公里的阿敦子（今德钦县）东竹林寺僧人与土司发生冲突，汪忍波的父亲被叶枝王氏土司强行征招前去参战。父亲参战后，母亲病倒，7岁的汪忍波不得不过早地承担责任去照料母亲，变卖家产为母亲治病，请人祭神送鬼，等父亲征战回来时已穷得家徒四壁，食不果腹。

此后，汪忍波跟随傈僳族祭司学习祭祀、算卦占卜。1913年正月，汪忍波父亲病逝，汪忍波向同村一个叫腊宝左的人借了三块银元葬父，事后用一头猪、一坛酒折价还账。但不久后债主又来讨债，汪忍波拿出刻木和结绳（傈僳族记事方法）给债主看，但腊宝左并不承认，说没立下任何字据，木板绳子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汪忍波借一次钱还了两次，有苦难言，由此初步产生了创制一种文字的想法。

汪忍波的弟弟在公元1923年被国民政府抓去当兵，使得本身贫困的家庭变得揭不开锅，无牛犁田，无种下地。1925年春天，贫悲交加的汪忍波想起往事泪如泉涌，传说根据梦的启示，汪忍波在田头用石头随意划下了几句祭词，由此开始了傈僳音节文字的创制历程。到公元1928年，汪忍波创造了1426个音节文字，并编成歌谣和祭词，在当地得到广泛传播。1933年，叶枝赤科老村傈僳族农民与王氏土司发生冲突被镇压，一个叫汪科的傈僳族向土司告发暴动的傈僳族是用音节文字相互串联的，王氏土司随即禁止傈僳族音节文字的学习和传播。

1945年，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张征东到维西巡视，在叶枝土司府听说音节文字的故事，便叫汪忍波把音节文字拿给他看，张征东在询问了音节文字的创造、推广和使用情况后，重新批准在傈僳族之间传播，傈僳族音节文字因此得以流传下来。英国传教士到维西传教期间，也曾经尝试用音节文字翻译基督教和天主教文献，但未获得成功。

1941年，《云南正义报》的边疆栏目首次向外界介绍了傈僳音节文字的概况，语言学者罗常培、傅懋勣将汪忍波发明的文字命名为“傈僳音节文字”。音节文字主要在澜沧江沿岸的傈僳族中得到传播，其中记录的《创世纪》、《祭天古歌》、民间歌谣、诗歌、历法、占卜等珍贵文献，至今已成为研究傈僳族古代文化的唯一窗口。

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在国家开展的少数民族文字创造工作中，确定了以怒江方言为基础方言，以碧江县东岸五区双美、夏姓基以上，紫冷阿达以下地区的语音为标准音，并拟定了与汉语拼音方案相一致的，采用拉丁字母的新文字，并在1957年开始推行。

傈僳族文字在浩瀚的历史变革之中，与人类一样走过了苦难与辉煌的历程，时至今日，傈僳族总共有三种文字，即英国人富能仁创造的拉丁文字傈僳文，被称为老傈僳文，汪忍波创造的玛打托额，被称为傈僳音节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助创造的拼音傈僳文，被称为新傈僳文。

富能仁傈僳文主要在基督教群体中传播，由于基督教在东南亚傈僳族社区的迅速传播，老傈僳文成为缅甸、泰国、马拉西亚傈僳族使用的主要文字。然而，因为富能仁创制傈僳文字初期，就有十分明显的宗教意图，宗教基本精神的冲突，使他不可能对傈僳族的历史脉络、传统文化、精神体系进行记录和翻译，他们甚至按照基督教的精神偷换了傈僳族原始宗教中创始天神“木特武萨”的概念，木特武萨在傈僳文圣经中是上帝，没有傈僳族原始宗教中天神的丝毫身影。传教士们甚至把傈僳族长达一千年的迁徙之路描绘成出埃及记，美化为傈僳族为寻找梦中的香格里拉天堂而进行的漫长迁徙。

傈僳音节文字一直使用到建国以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冲击，而后众多文献散落民间，或遗失，或被烧毁，民间传播体系基本丧失。截止目前，音节文字的传承濒临极大挑战，这是因为傈僳族原始宗教仍然被定义为迷信的范畴，傈僳族宗教文化的传承还受到一些约束，音节文字文献的进一步研究和整理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进展。而音节文字文献，是傈僳族天地自然崇拜、战争迁徙史诗的文化仓库。我国政府协助创建的新傈僳文实际上没有在傈僳族中得到普及和传播，影响很小。

今天的时代，像我一样的很多人进入汉语学校，接受汉语知识、历史文化的教育，我们对外交流也以汉语为基本平台，身上的传统文化符号除了语言和偶尔现身的服饰之外，已经没有多少遗留。由于外来宗教和传统宗教通过文字对傈僳族历史文化解释权的长期争夺，信仰不同的傈僳族共同的历史在时间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但是我们并未停止过努力，诚如阿来先生所说“对中国的少数民族作家来说，显而易见，在东方文化的大传统中，我们自身还有因地域的分别，文化的基因，而有着自己小的传统。我们对于自身文化的深入研究与重新表达，既是对于小传统的革新与贡献，同时，也是对整个国家的大的文化传统的丰富与贡献。”

无论用什么文字表达，无论信仰什么宗教，我们寻找并真正回归民族精神这个核心，进而融入和丰富整个国家大的文化传统，也许正是我们这一代傈僳族应该做出的努力。

祭司之子

在我的记忆中，密斯古这个小地方有三个公开的傈僳族祭司。三个都是咋利氏族的成员。一个叫李毅，一个叫李森，一个叫李汉学。他们三个之中，李毅的法力较高，传说他的护卫神是一对雄鹰，李森居第二，他的护卫神是一对白鸽，李汉学位居第三，他的护卫神是一对绵羊。

李毅能做祭祀山神、送亡灵回归的大法会，其它诸如祭祀道路神、水神等小型法事轻车熟路。李森的特长是招魂。李汉学的特长是祭祀道路神、水神等。他们三位都能进行占卜和测卦。

李毅是性格豪放、放荡不羁的祭司，传说他的祖先是来自大理的白族，所以他真实的姓氏应该姓段，到他这一代，融入当地傈僳人，才改为姓李，也就是咋利氏族。李毅准确地测算了自己死亡的时间，他说他将在公元1998年除夕前夜死去，事后果然应证，他并不是有预谋的自杀，而是死于糜烂性胃炎。祭司李毅生前喜欢唱歌跳舞，他说他死后下葬之日，谁都不准哭，要给他重复播放傈僳舞曲直到葬礼结束。按照生前意愿，人们为这个祭司举行了不一样的葬礼。

那个除夕，我看见人们扛着他的棺木，用老式录音机重复播放着欢快的舞曲，他的儿子背着竹篮，里面装着祭司生前使用过的一些劳动工具，人们还按照传统，为祭司做了两匹草马，让他骑着虚构的马回归他的故乡。若非他的儿子眼里掩藏不住的悲伤，这场葬礼更像是一场动人的回归之旅。我看见人们把他放进挖好的土坑，然后掩盖，搬来石头，为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坟墓。因为是除夕，人们在埋葬了李毅之后，都各自黯然回了家。密斯古这个村庄，这个春节没有一家人燃放喜庆的爆竹和烟花。

李森和李汉学沉默寡言，李森在酒醉时会从火塘里抓起大把大把的木炭吃掉，我听过他招魂的仪式，音色纯正，曲调优美动人，似乎不是在做法事而是在自然歌唱。李汉学在做法事的时候，会摆下祭品突然停下来跟别人说话，说了几句又开始吟唱，人们传说这跟他的护卫神绵羊低头吃草又抬头看天的动作有关。三个祭司后来都相继死去，人们在挖掘李森的墓地时，在三尺黄土下挖出大量的木炭，据说与他生前爱吃木炭有关。三个祭司之中，李汉学一生贫困潦倒，他家的房屋建得最差、粮食收得最少，几乎与五保户没什么两样。李汉学病重期间，我的母亲曾经给他送过几次馒头，后来他沉默地死去，被村民集体出力下葬。

三个祭司死后，留下了他们的儿女。李毅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其中一个女儿有些智力障碍，记得她在小学教室里曾经和我打架，用铅笔插我的脖子。16岁以后，她不知被谁拐卖，从此消失，再也没有回来。李毅的儿子喜欢吹笛子，如今是密斯古这个地方唯一能够把傈僳舞曲吹得非常动听和欢快的年轻人。

李森只有一个独子，叫李建国，80年代的高中毕业生。由于李建国过于孤独，我的父母曾经把我送给李森夫妇养育，那个年代，在我的故乡赠送子女是很正常和普遍的事情。李森夫妇养了我三天之后，由于母亲过于想念，便又把我从他家要了回来。在我的记忆中，祭司李森夫妇和我父母关系很好，在我的少年时代，李森家庭相对富裕，他家养着庞大的羊群，还有成片的蜜蜂，以及让我们垂涎的苹果树。因为李建国是高中毕业生，村民们一致认为会有良好的发展前途，我的父母曾想把我的第四个姐姐嫁给他。双方父母都有这个意愿，事实上，李建国的父母也托媒婆按照傈僳人的规矩送来了两瓶酒、两片砖茶以表示求婚。但我的姐姐似乎不喜欢这个高中生，一直没有答应婚事，李建国的求婚礼物在我家摆放了大概三天，没退回也没允诺。这在傈僳人的传统中，表示女方还在考虑这门婚事。有一个黄昏，我跟着美丽的姐姐放牛回来，李建国坐在村庄对面红色的山坡上，对我姐姐说，你要嫁就嫁，不嫁就给个痛快。我姐姐没说话，也没看他，低头赶着牛群回到家里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并从柜子里拿出酒和茶直奔李建国家里当面送还，婚事由此破产。后来年轻人们把这个事情添油加醋地进行描绘，嘲笑李建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后来，李建国从隔壁村子娶回了一个健壮的姑娘，这个姑娘非常善良，沉默地忍受李建国发酒疯，翻桌子扔板凳。有一次，姑娘可能无法忍受，终于把比自己矮一头的老公抓住暴打一顿，此后李建国在老婆面前不敢再过分张扬。李建国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是沉默的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狭路相逢与之搭讪，他都不会看你一眼，人们说他一点也不像一个高中毕业生。

李建国结婚后很快有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1998年，为赚点外快，李建国居然跟随当地一个包工头到缅甸北部傈僳族地区伐木，他们去后不久，由于克钦邦内部发生混乱，伐木队伍被赶出缅甸。李建国和伐木队卖掉所有的物品徒步翻过高黎贡山、渡过怒江、翻越碧罗雪山再渡过澜沧江，历经千辛万苦回到故乡，事后谈起回归历程，沉默寡言的李建国也唏嘘不已。2001年，李建国又跟随当地人组织的采矿队伍去了西藏江达县的玉龙铜矿打工，这一次，沉默寡言的李建国挣回了四万多块钱，是同行者中最多的。好奇的村民问他如何挣回这么多钱，李建国在酒后只说了一句话：“有钱赚，给老板洗脚我也干。”

李建国喜欢放羊，阿嘉古罗雪山下有他孤独的牧房。开始的时候，夏天搬到牧场，冬天赶着羊群回到村里。到公元2002年冬天，一个大雪纷纷的夜晚，祭司之子李建国疯掉了，趟着齐膝的大雪跑到他雪山下的牧屋里，大雪淹没了他的足迹，失踪七天后又出现在永春河畔。李建国疯的时候，奔跑如飞，山谷沟壑如履平地，白天不知所踪，半夜三更会回到家里蹲在火塘边烧火独坐。被他闹得鸡飞狗跳的妻子没有把他送到精神病院，而是请来附近的祭司为他“祭神驱鬼”，不知是祭司起了作用，还是他自我修复，一段时间后病情缓慢恢复，只是他变得更加沉默了，人们甚至猜测他是不是已经忘记了语言。

2006年，李建国的妻子卖掉了羊群，李建国独自搬迁到村尾一个幽静的山谷，建了一座小木屋，弄了个火塘，搬了张床在那里居住，他还养了些鸡，几头小猪，除了偶尔溜回家里拿盐，他从这个村里消失了，好像这个世界根本与他无关。2011年冬天，我经过了那个漆黑的小屋，忽然从屋里冒出一个人来，胡子长达34公分，头发披肩，而且毛发全白，根本不可能想像这是42岁的李建国，活脱脱的一个白毛老汉，把我吓出一声冷汗。他看见我当然不会说话，转身走进了他的屋子。我看着他的背影升起一种淡淡的悲凉，他就住在那里，不知道他快不快乐，但看来是已经做好了老死于此的准备。

另一个祭司李汉学的老伴先于他死去，他们生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一个名叫“念普”的小儿子在12岁时死去，大女儿远嫁他乡。小女儿李芬被人拐卖到内蒙古，失踪几年后，这个小学都没毕业的孩子居然从内蒙古写回一封信，并寄来一些衣物和钱。在我的记忆中，李汉学的孩子们在儿童时代，都光着脚板，脖子细长，挺着圆圆的大肚子，现在想起那些肚子来，不是油肚，可能是儿童营养不良所致。

如今闲游在密斯古村人见人躲的孤独醉汉是祭司李汉学的儿子李强，李芬的哥哥。21岁的祭司之子李强，拥有良好的身板，整日变卖家产，酗酒度日，承包的田地被荒芜下来。为了获得酒资，他先卖掉了父亲留下来的猪、牛、马，然后是粮架、马圈、牛房。2011年秋天我回到故乡，他喝得大醉坐在我家院里，向我要钱，得到一些零钱后，李强迅速消失，不一会从商店里抱来一件大理啤酒，叫我跟他一起喝，而我实在是没时间奉陪。同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看见他在房外用手摇脱粒机脱玉米粒，我原以为他是想卖掉玉米去置办年货，不料他是脱了半袋玉米后，急匆匆扛到村里的小卖部换酒。

先前善良的村民同情这个独自生活的祭司之子，都会力所能及帮助他，给他想办法出主意，但都毫无效果，人们开始渐渐憎恨他的行为，村里的小卖部开始不卖酒给他，不收购他卖的粮食，其实是为了让他吃饱饭，尽量少喝酒。但人们所做的努力都毫无效果，李强有时候会翻山越岭背粮换酒，以酒度日的李强甚至遭到外村人的厌烦，越来越被村民们疏远，直至躲避。

2011年，李强行将卖完父亲留下的木材，房屋到处漏雨，可谓家徒四壁，他却悠然自得地播放着他手机里的mp3音乐在村里闲逛蹭酒。村委会为他申请了一个一万块钱的安居工程项目，在那年冬天开始为他建盖一所空心砖小平房，那段时间他忙碌了一阵子，上水泥，拉沙子，门窗，水泥瓦……新房子很快就建成，村民们想着李强会洗心革面，重拾生活的信心，但房子建成后，他仍然我行我素，生活并没有任何改变。

那年春节，村里组织娱乐活动，调皮的姑娘们把喝醉的李强拉住化妆，描眉擦粉，涂上口红，再把红纸黄纸撕成条，给他做了虚拟的彩色长发。穿着青色中山装、绿色军用胶鞋的祭司之子顷刻之间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姑娘”，有人再给他喝了几瓶啤酒。于是，酒醉的李强隆重登场，在云集百人的舞场中间和着强烈的西方打击乐翩翩起舞，看来这是他自己创造的舞，动作还算协调，酒醉的步伐和身姿貌似80年代流行的霹雳舞，如果评分的话，我想他忘我的表情可获得那次活动中最佳表情奖。

人们是把李强作为类似小丑的身份推上舞台的，他的舞蹈也不在活动预先安排的节目单里，调皮的年轻人们把他安排在最后跳舞，不过是为了给节日增添一些笑声。喝醉的祭司之子在那里纵情地跳舞，仿佛忘记了时间，阳光炽烈的下午，又仿佛在众目睽睽之下独自裸奔。李强一直跳舞，直到节日活动曲终人散，人们搬走音响设备，他的舞蹈仍然没有停下来。

21岁的李强是我的邻居，没有酒喝的日子全身颤抖，闭门不出，已经有强烈的酒精中毒反应。这个不事农耕，没有家产的孤独醉汉，没有姑娘会嫁给他，没有男人会真正理解他在想什么。他出现在人群之中，人们会给他饭吃，但很少给他酒喝，酒醉闯入别人家里他会说脏话，每个人都可以向他举起手掌吓唬他，他仍然活着，像一个居住在固定村庄的年轻乞丐。

傈僳人原始宗教中的祭司，传说是因为阴传的方式承袭的，没有家庭传承的传统。但共同的是成为祭司之前，每个人都会先“疯”掉，现代词汇应该叫精神分裂症。短暂的精神分裂之后会恢复正常，然后开始祭司的生涯，但是这两位有着祭司倾向的祭司之子，“疯”的时间也实在太久了。有一次我跟李强说，学一下简单的祭祀吧，将来可以混碗饭吃，他说他不想祭祀，只想唱歌跳舞。（未完待续　李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