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的大学 舅舅叫李绍文,曾经是一名地质勘探工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地质工人的地位仅次于军人,是很多少女争相择偶的对象。不仅是因为工人身份标志着跳出农门,结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而且工人们有各种政治和经济待遇,他们可以用《购粮本》购买香油、大米和各种食品,逢年过节,还有一些闲钱分发给小孩,老了还可以依靠国家发放的退休金颐养天年。进入工人阶层,基本可算挤进了“铁饭碗”族群,因此受到众人的羡慕和尊敬。农民到工人的身份转换,真有鲤鱼跳龙门而脱胎换骨的味道。而地质工人受到高度青睐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长年在野外工作,每月的口粮比一般国家干部多三市斤,这在舅舅的年代里,意味着地位和荣誉。 舅舅只有初小文化,初小这个学历,可能相当于现在小学五年级的水平。他吃洋芋、青稞面、光脚走路忍饥挨饿熬完初小。小学五年级学生李绍文,只会写几个简单的汉字,刚刚学会用汉语和别人沟通。由于革命生产建设的需要,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开始注意他的出生背景,查清了李绍文同学父亲早逝,母亲曾经是当地富农家庭的雇工,被大队认定是一个彻底的上无分文、下无寸土的无产阶级后代。经过各级领导政治和资格审查后,舅舅被人民公社选送到“工农兵大学”学习。 我已不知道这所工农兵大学所在的位置,舅舅也很少提及。这所大学是不需要考试的,主要的要求是学员要有无产阶级背景,祖宗三代没有政治污点。同村的虎志龙、杨玉昌也有幸和舅舅一样入选工农兵大学的名额。我想象中的这所大学,可能在云南省东川地区,但这已经不重要。李绍文同学进入工农兵大学后,据说只学习了一年,知识就发生了跃进性的提高,思想觉悟也已非左领右舍的“野孩子”能够相提并论。后来,他们的大学生涯在口号、红旗和无比激情的歌唱中很快结束,虎志龙同学学习了汽车修理,后来到丽江汽车站当了一名修理工,杨玉昌同学学习了采矿技术,成为东川矿务局的一名耙矿工人,舅舅学了什么,不知道。只知道他后来干的是扛钻杆、搬运钻机、修建勘探便道的工作。 三个大学生后来都娶了同村的姑娘,他们的妻子个个都貌美如花,令人艳羡。工农兵大学生李绍文被分配到云南省地质局地质八零二队,常住保山地区腾冲县。极边之地,他说比起他自己的故乡来,不仅路途遥远,还炎热难耐。舅舅和他的妻子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那个年代,电影《五朵金花》风靡全国,舅舅按照电影人物给他的大女儿起了一个让人羡慕的名字“金花”,给他的儿子起了“金宝”。这些响亮的汉族名字,曾经在傈僳姓氏中激起不小的波澜,并一度成为人人效仿的取名标准。 地质工人李绍文在出走四年之后回乡过年,也顺便来到了我家。我看见他的牙齿镶嵌着金属,左手戴着一只闪着白光的表。他自豪地说是上海牌手表,还外带日历。包产到户初期回到故乡的工人李绍文,傈僳的本性没有改变,在村里和朋友高谈阔论,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几天之后,花光了仅有的钱,我的母亲不得不卖掉一头小猪,为他筹足回归组织的车费。 后来某一天我放学回家,照例因为跑得太响而被父亲责问“穿的是不是铁鞋子?”进而训斥一番,我说胶鞋跑烂了大不了穿草鞋,在父亲手起鞭落的关键时候,大队干部虎云善放着他的收音机咦哩哇啦来到我家,我的父亲扔下鞭子,转而招呼他的干部客人去了。我因此得以脱身。我看见虎云善从他的黑色挎包里拿出一封信,父亲翻出他的眼镜,拆开信封大声读给母亲。现在想来,工农兵大学生李绍文写来的信,加上初小文化的我爹的阅读,母亲根本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干部虎云善关掉了收音机,用傈僳语翻译了这封信,意思是舅舅寄回了五十元钱,作为垫付路费的补偿。 包产到户以后几年,由于田里活计太多,三位工农兵大学生的后院频频告急。首先是虎志龙的妻子跑到丽江叫回了正在修理解放牌汽车的丈夫回家务农,然后是舅舅的妻子正式提出与他离婚,原因是已经不堪负担农田的耕作,林里田间少了男人,各种困难接踵而至。舅舅最终同意了离婚提议,像一个游荡之魂消失得无影无踪。 1988年春天,地质队在我的故乡开始一个勘探工程,舅舅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作为搬运工人的李绍文,跟随组织回到了故乡。那一次看见他,面容很黑,原以为是工作辛苦所致,不料是喝酒太多的原因。我看见舅舅仍然孤身一人,只是喝酒的频次增多,酒量也小得惊人。也许是因为喝酒太多,舅舅甚至有了一个不经意间频繁吐出舌头的习惯,村里的人从他的舌头联想到蛇信,给他取了一个有点滑稽的绰号叫“虎门乐”,意思是“像蛇一样吐舌头的人”。不清楚他是否知道人们在背后这样叫他,但是这个绰号被叫开之后,他的真名反倒被人们逐渐淡忘了。 舅舅没有再婚,据说与工地边上的一个村妇有过一些绯闻,但都随着时间的涛声一起消失。1994年,中国开始了国企改革运动,舅舅的时代行将结束。这些既无学历、又无技术,依靠出卖体力获得生存的地质工人,由于年龄的消逝而渐渐体力不支,再也无法搬运沉重的机器,工农兵大学生们无疑成为改革浪潮中第一批光荣下岗的人群。购粮本、工资等等这些曾经让人羡慕的东西,顷刻之间了无踪迹,他们像一群耗尽体力的老马活着,成为整个时代的难度和负担。 由于舅舅的妻子已经再婚,实际上嫁给了他的堂弟,猝不及防下岗的工人李绍文真正成了一个身无分文,并且无家可归的异乡人。好在金花、金宝他们也逐渐长大,金花在我母亲的操作下,嫁给了我的大哥。我家因此成为舅舅可以暂时居住的唯一的落脚点。假期回家,我见到舅舅在放牧我家的山羊,我偶尔也会跟他同行,看他在山间吹木叶,唱些我听不懂的歌。好在母亲和他的金花对他很好,每天力所能及地给他一些劣质的香烟和烤酒。 那段日子,舅舅除了每天在山间放牧羊群外,回到家里居然开始学做木匠,不久后雕出了非常漂亮的木格窗子,涂上鲜艳的油漆,安装在我哥哥的房子上。有一年暑假,我回到家里,正在雕花的舅舅把他的那块手表送给了我,说表妨碍了他干活。那是一块绿色的双狮手表,也像他以前的上海牌,带日历。那个年代石英钟表已经渐渐普及,人们对需要每天频繁上紧发条的机械手表的兴趣正在消失,但我还是小心翼翼地把他的表戴在我的手上,直到有一天晚上,由于莫名奇妙发生的少年争斗,手表终于被我丢失。 下岗工人李绍文,通过学习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木匠,他的雕花窗子无人能及,甚至开始设计繁琐的木结构房屋,人们称呼他为“虎门乐大师傅”。每日在村里雕花换酒,似乎生活得自由自在,但是我感觉到每天微笑的他并不快乐,也许他根本无法从内心面对和接受寄人篱下的复杂感觉。2000年,舅舅年过五十,我带着他去寻找他曾经的组织。他说我们先去丽江九河,那里有一个他们的分部,说他和他的队友最后是在那里各奔东西的,当年他以为组织很快就会召集他们归队,重新延续属于他们的梦想与生活,想不到等了六年,仍旧毫无召集的音讯。 我们到达九河,找到了他的大院,曾经精致的四合院,人去楼空,破败不堪,只有墙壁上绘制的《奔向二○○○年》的宣传画依稀可见。当年的人们在这面墙壁画下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集体奔向二十一世纪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卫星、汽车、高高的铁塔,人们幸福喜悦的表情依然可见。激情年代的宣传,在时过境迁的那个下午,看起来毫不对称。看见他的分部的景象,舅舅有些失望,说我们去大理,那里有个总部,于是我们又转道到了大理。 那时候的大理,已经是闻名天下的古城,是南来北往的游人向往的地方。而我去大理,是为了帮助舅舅寻找一个渺茫的希望。我们要去云南地质局第三地质队在大理的总部,这个总部在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地方,人烟稀少,但比九河的分部而言,总算看见几个人在走动,居然还有一个看门人走了过来,并且认出了舅舅。看门人热心地把我们带到一个负责人的办公室,我说舅舅太困难了,希望组织能给他办个退休手续,以维继他的生存。负责人说像舅舅这样的人在三大队太多了,一时无法处理。好说歹说说了多少遍,负责人只是很负责地告诉我们没办法,先等一段时间。 他们打开了存放下岗工人物品的仓库,乱麻麻的仓库里到处是布满灰尘的物件。我帮舅舅翻箱倒柜,像淘金一样搬动了很多物件,最后在仓库的底部找到了属于他的木箱子,皮鞋,手电筒,军大衣,舅舅一一收好它们,乘坐长途客车回到了故乡。这一次无论如何邀请,他都没回我家,直接回到了相隔十里的儿子金宝家里。以后帮他的儿子放牧羊群,也不再做雕花的木匠,因为体力日渐下降也很少来我家走动了。我的母亲偶尔也会给他寄酒、猪肉和香烟。 2004年,舅舅的组织终于给他寄来了第一笔退休工资,九百元。而后每月都有固定的工资存入他的账户,时隔十年,舅舅的生活终于有了一点点着落,而此时他的牙齿已经松动,面容已经苍老,甚至长出斑驳的白发。母亲感慨说,人生能有多少个十年呢?但我们至少都松了一口气,也许他可以因此感受到他的组织并没有忘记他,找到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模糊的位置,可以因此重拾一点点属于自己的尊严和自信。 2006年,因为疏忽,没有及时救治贻误了病情,一场痢疾夺去了舅舅的命,他彻底离开了我们。他死后的第二年,他的金宝也不知何故悬梁自尽。也许他们一同经历了我看见和没有看见的创伤和苦难。舅舅的工农兵大学同学、耙矿工人杨玉昌在宏大的变革中回到故乡之后,同样经历了大致相同的情节,最后在大醉三天之后沉默地死去。只有他们的同学虎志龙,由于癫痫病发作滚进自家火塘,双腿被火烧伤,如今已近于瘫痪。有一个夜晚,我曾经把喝得烂醉的他从舞场边缘背回他的住所。 由于在外奔波,我没有去看埋葬舅舅的地方,没有去看埋葬初小学生、工农兵大学生、地质工人、搬运工人、下岗工人、雕花木匠、放羊老汉李绍文艰难一生的七尺黄土。想必如今那里已是荒草凄凄,所有的一切,像一场情景剧,一场游戏,一个梦境,最终落下帷幕安静下来。我也不想去看埋葬舅舅的地方,他的坟头长出的荒草,像他的时代一样无法从时间里跨过和抹去。不同的只是有些人没有看见这个时代,有些人用眼睛看见过,有些人却耗尽一生体验了它。 舅舅的工农兵大学转过了它的背影,无论他们曾经的尊严、他们的信心、他们的荣耀、还是屈辱和苦难,都永远是这个时代的局部,局部和全部,也许只有大地能够默默地接纳下来……(未完待续)李贵明(傈僳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