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惦着子弹，躺着也会中枪

　　他是我的启蒙老师，除了喊他杨老师，我几乎算不上了解他。论年龄，他是我的长辈，他的长子比我早三年上乡中学，二子比我晚一届。有一段时间，三年级和四年级合在一个班上课，便和他二子“娃子”同班一个学期。

　　“娃子”是杨老师二子的乳名。在学校里，杨老师毫不避讳地这么叫着，全校的师生也都这么叫开了。

　　虽说和娃子同班一段时间，但还是因为性情不合，几乎没怎么说话，难说有多少同学之情。那时，我是贫下中农的后代，和臭老九的小后生相比，因为那个时代的特殊性，竟有相当的优越性。这种感觉是事后才体会到的，小时候我还从来没有过生存的心理压力。但娃子不一样，也是全校唯一的特例。他时常沿村乞讨，才能勉强渡过那漫长的成长岁月。

　　还是懵懂童年，压根不知道娃子非得乞讨的逻辑原因。常听父母和乡亲们聊起杨老师的不幸生活，仿佛他能成为乡亲们口头流传的话柄，倒有几分幸运。从零零碎碎拉家常的闲言中得知，杨老师虽然是公办的，但没有一分田地，要养活一家子，仅靠那微薄的工资，就已很不易。最为关键的是，老婆患有间歇性精神病，每当发病，杨老师便要满田埂地找她。好在乡下方圆十几里谁都知道这事，老婆总能被乡亲们，像今天的人肉搜索一样给搜了出来。

　　我和娃子年纪相仿，杨老师一并关心起我的学业，总把娃子的成绩和我作个比较，也好权衡一下他的学业预期。从父母那听到，杨老师这辈子过得比乡下人还苦，没有田地，意味着没有根据地，像无根的浮萍，心是空的。听乡亲们这么说他，便对杨老师一贯的愁容有了些理解。

　　老天有眼，两个儿子都考上了大学。乡亲们为杨老师长长吁了口气。我高中时因病休学一年，便和杨老师的二子同一年参加高考。二子开学前，杨老师家访时顺便来我家，我发现他的眉头少有地舒展开来。

　　几年过后，两个儿子相继被分配到县里的一家国企。国企在那时还是大学生就业的主要渠道，可好事总像是有意和杨老师捉迷藏，时间不长，就面临着铺天盖地的改革。儿子先后下岗，费了好大的劲再就业之后，杨老师感觉到命运和他开了大玩笑，怎么轮到他时，国家就不再管大学生了呢？从那以后，杨老师拼命地解放思想，可眼前的世界比他脑细胞的运转速度还要变得快。

　　近二十年过去，最近看到杨老师是在一家被废弃的学校操场上，我正陪孩子做游戏。远远地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和以前相比，身形很明显佝偻了些，只是那副愁容让我一下子认出了他。像是他乡遇故知的游子，遇见我，杨老师非常高兴，想要和我说点什么。我闪烁其词，不想触及他辛酸的往事。他慈爱地看着我的孩子，我猜想，二子是否也已成家生子？在当今充满竞争和转型的社会里，俩孩子的命运又当如何？杨老师没主动提出这个令所有家长都不厌倦的话题，我便没有提及。

　　我猛然想起不久前看过的电影《逃学威龙》中的一句台词：“躺着也中枪”，送给杨老师再合适也不过了。所不同的是，人家是想低调一点却总不能，而他，我敬爱的杨老师，只想过上平常人的生活，却总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奢望。命运，像一颗子弹，狠狠地击中了他的软肋。(冯德利)